“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是意大利著名史學理論家克羅齊提出的命題。作為20世紀初期西方最重要的史學理論家之一，克羅齊在哲學、美學和歷史學等多個領域都產生過廣泛的影響。朱光潛先生的美學，在很大程度上就脫胎於克羅齊的美學思想。但是時至今日，克羅齊的學術理論中依然保持著足夠的影響和活力的恐怕還得首推他的史學理論。他的哲學立場可以歸之為絕對的精神一元論。在他看來，只有精神才是唯一的實在，對於精神而言，尋常那種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劃分，就都喪失了意義，有的只是“永恆的現在”。從這樣的立場出發，他提出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命題。
那麼，如何理解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個命題？筆者這裡從常識的角度來解讀。
其一，歷史學家總是從現實生活中的關切出發，將自己的目光投向過去的。克羅齊在提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斷之後，曾對這個論斷作了這樣的解說：“惟有當前活生生的興趣才能推動我們去尋求對於過去事實的知識；因此那種過去的事實，就其是被當前的興趣所引發出來的而言，就是在響應著一種對當前的興趣，而非對過去的興趣。”在現代史學職業化之後，歷史學家總是傾向於認為，歷史學的研究和其他學科一樣，應該以求知為目的，就歷史學而論，就是要幫助人們對於人類的過去有著更多的瞭解和把握。無論歷史知識可能有著什麼樣的功用，歷史學家的工作都應該以還過去以本來面目為目的。克羅齊這一命題最為顯著的內涵就是，歷史學家總是從現實生活中的關切出發，將自己的目光投向過去的。歷史學研究的是人類的過去，確切地說，只有人類過去中留下痕跡（文字記載、考古發現、宮室器皿等等）的那些部分，才是人類有可能去了解的。然而，即便歷史學家研究的過去只是人類全部過往中的一小部分，汗牛充棟的文獻和各種歷史存留物，歷史學家皓首窮經也只能把握其中的滄海一粟。歷史學家從來不會是史料的被動接受者和考訂者，他終歸是由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因素所觸發，將自己的目光投向原本一片暗寂的過去中的某個角落，而使其獲得光明。但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往往被人解讀為具有讓歷史服務和服從於現實的實用主義色彩，則並非這個命題的應有之義。
其二，歷史學家不僅是要通過過去理解現在，而且要通過現在來理解過去。人們在談到歷史的功用時，總是強調：不瞭解歷史，也就無法瞭解現實；不瞭解過去，也就無法瞭解當前。其實，反過來也可以說，缺乏對現實和當前的把握，對於人間世界的變化運作沒有深切的體會，也就難以達到對於過往和歷史的深入把握。於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還意味著如同後來年鑑學派的代表人物所強調的，不僅是要通過過去理解現在，而且要通過現在來理解過去。以描繪人類各主要文明發展軌跡的鴻篇鉅製《歷史研究》而聞名的湯因比就曾回憶說，只是在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之後，他才真正讀懂了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陳寅恪也說，自己是在抗戰初期，“倉皇逃死之際，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抱持誦讀。……然其中頗覆有不甚可解者，乃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以相印證，則忽豁然心通意會。平生讀史凡四十年，從無似此親切有味之快感……”。和其他眾多學科門類不大一樣，歷史學從來就很少是少年天才縱橫馳騁的疆域，其中一個重要的緣由或許就在於歷史學家必須具有豐富的現實人生的體驗，才能對過往人類所面對的種種處境，他們所經歷的災難、痛苦、選擇和歡欣，獲得深切而不隔膜的把握。昧於哲學思維者無法寫出一部真正的哲學史，完全不解藝術之美為何物的人，也無法寫出一部真正的藝術史。在對過往歷史毫無“溫情與敬意”的人那裡，19世紀浪漫派對於中世紀所懷有的那種“鄉愁”就會顯得無可理喻。“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還包含著這樣的涵義，歷史學家要以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體驗融入和領會他所要探究的歷史世界。
其三，過往歷史是史家當下精神活動的一種產物。歷史學研究的是過去。一方面，過去的人和事已然消失，研究過去的歷史學家不可能像化學家和物理學家那樣，直接觀察和重複實驗自己的研究對象，而是憑藉種種史料，在自己的頭腦中重演過去的某個片段或某個層面。作為一次性的、不可重複的歷史場景的“鴻門宴”，已然消失在過往的時空之中，後世人們心目中的“鴻門宴”，是人們通過史料證據而在內心重建起來的。歷史研究歸根結底，乃是歷史學家在其當下的思想活動和精神勞作中重建過去的一種努力。另一方面，這個過去不是一成不變的、僵死的過去，而是活生生的過去。過去的人和事消失了，但其影響還在，還在不斷地介入到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例如，我們還在聽貝多芬，看《紅樓夢》，還在感受兩百多年前那場法國革命的影響，還在為儒家倫理與社會發展的關聯爭論不休。我們對這些東西的理解和評價，無可避免地受到現實社會發展和時代變化的影響而與時俱進。“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理所當然地也包含著這樣的內蘊：從特定角度而言，過往歷史是史家當下精神活動的產物；而真正鮮活的過去，總是滲入到當下，投射著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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