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太郎
“明亡於萬曆”的說法由來已久，滿清修的明史中就說“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後人也多將之奉為圭臬，不斷引用，可見深入人心的程度。
不過個人認為把一個王朝的興衰歸咎於一個人，而不是體制，這本來就是文學作品和民間老先生講古的水平，不是尊重歷史的態度。事實上萬歷皇帝遠非如同一些人醜化的那樣荒淫無度，偷懶怠惰以及昏聵無能，相反，他的個人品格在眾多皇帝可算得上相當出色，而且在許多事情上，都是頭腦相當清醒，判斷相當準確，處事相當果斷英明的一個皇帝。
萬曆三大徵的勝利，和他出色的用人調度能力是有著密切不可分割的關係。首先三大徵應該打必須打，萬曆力排眾議當機立斷避免文官系統無休止地扯皮論證。再者在初戰失利的情況下果斷換帥，之後給予繼任者充分信任（文官系統不斷彈劾），而且後世很多獨當一面的軍事統帥都是萬曆皇帝挖掘出來的（如熊廷弼，萬曆一死，熊就被言官彈劾被袁應泰替換，滿清旋即攻陷瀋陽，若萬曆在，此事不至於此）。
至於張居正改革，後世之人大都給予讚譽，對具體法令和執行結果卻知之甚少，其一條鞭法在短期內確實起到了充實國庫的作用，但這一切都是在進一步盤剝農民的基礎上，對部分富可敵國的工商業者有觸動嗎？在某種程度上說，一條鞭法加速了財富向商業和官僚領域集中的步伐，進一步加劇了華北西北農民的破產範圍，致使流民逐步增加，流民與潰兵結合發動軍事叛亂，反過來加劇中央財政壓力。
再說內部軍事叛亂，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財政問題而非表面的軍事問題，流賊被困車廂峽，官軍要屠殺（那怕是隻堵住峽口，流賊都會餓死）是分分鐘的事，要是韃子朝代估計不會猶豫，屠殺是不二之選，哪會有後來的闖王入京？內部叛亂也就平息了，正因為明廷的財政拮据，無法安撫、賑濟這些災民/流賊，才致使它們復叛，如果明廷像韃子屠戮天京一樣，或者明廷有足夠的財力，崇禎也斷不至於煤山自縊。
個人再提出一個問題，二祖（太祖成祖）時期國家百廢待興，二祖還時不時主動發動超50萬人的大戰，還各自興建一座都城（成祖還花巨資興建武當山），都沒聽說中央財政拮据，到崇禎朝只供應10萬人的糧餉都力有不逮，難道經過近兩個半世紀的發展，國家財力、民間財富還倒退了？大家思考一下是這樣嗎？
大明的滅亡是體制的問題（長久的系統性的問題），不是某個皇帝“怠政”與否能影響的（文官執政的優勢），就算你作為後人穿越到他那個年代，也無法、沒有時間、沒有能力來扭轉。個人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