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6日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苏联解体，而美国除了欢呼雀跃之外，还想要积极引进苏联的专家人才，众所周知，美国在二战时期，从德国收获了一大批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比如冯·诺伊曼助力美国普林斯顿学派崛起，取代了德国哥廷根学派成为世界数学中心，这批人才在战争中更是美国获胜的关键因素，比如帮助美国研发核武器、计算弹道距离、研发世界首台计算机以及截获敌方密报，他们奠定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
普林斯顿学派数学家，当时中国数学界华罗庚也曾去普林斯顿学习交流
所以在苏联解体之际，美国想要尽可能地引进苏联的顶尖人才与专家，苏联当时作为在科技上仅次于美国的存在，拥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科学技术人才，当时世界数学中心在普林斯顿，可是莫斯科数学学派却独立于世界之外，俄罗斯记者葛森著作《完美的计算：一位天才与世纪数学发现》中主张：“数学是斯大林隐藏的前苏联最大的秘密武器。”
1941年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仅3周，苏联的空军力量就被彻底毁坏。斯大林试图将民航机改造为轰炸机来重建空军。但民航机速度太慢，无法预测和控制打击目标所需要的时间。当时莫斯科学派的安德雷·柯尔莫哥洛夫等数学家重新制定苏联军队的所有轰炸计算系统，消除了斯大林的烦恼。
前苏联在航空、航天、弹道导弹、新型战机、核武器升级等科技领域取得了先进成果，都是莫斯科学派的数学家将自己辛辛苦苦研究的知识转换技术的结果。
莫斯科数学学派的发展可以说为前苏联的崛起提供了最强的保障。除了基础研究之外，苏联庞大的军工体系也孕育了众多的军工人才。
然而因为苏联解体，这群人直接失业甚至陷入赤贫。尤其是乌克兰，苏联许多事关国计民生和军工生产的重要企业，都被设置在乌克兰境内，比如苏联高端的航空航天产业。苏联解体之后，大批的乌克兰专家因为种种因素，都面临着失业。
乌克兰的科学家生存环境可以说从苏联解体之后持续恶化，乌克兰著名飞机总工程师维克多·科瓦尔斯基在街头被年轻人殴打，他曾参与设计全世界最大超级运输机安-225，而这样的功勋科学家每个月津贴补助只有100美元。你可以想象乌克兰科学家的生存环境有多恶劣。
所以美国想要把这些超级人才收为己用，比如破解了庞加莱猜想的莫斯科学派佩雷尔曼就是这个时候前往美国的。
那个时候还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做了一个疯狂的计划——“双引工程”，专门引进独联体国家的人才和技术。
一场轰轰烈烈的中美人才大战就此展开，当时的美国如日中天，中国还在刚刚改革开放，虎口谋食，可以说需要极大的勇气。
早在上个世纪50 年代，苏联援助中国，中国军队各军兵种，以及国内各个军工企业中都具有留苏背景的技术人员，那个时候，国家为鼓励来华工作的前苏联和东欧等国的专家，会特意在国庆前夕向有特殊贡献的外国专家颁发感谢状。
到了1991年，为了吸引独联体专家，国家将这个传统升级为中国政府友谊奖，每年的“十一”，该年度的获奖者将应邀来到北京，出席“友谊奖”的颁奖仪式，受到亲切会见，并参加在京举行的国庆活动。这是中国政府对贡献突出的外国专家给予的最崇高荣誉。
如今友谊奖已经不仅限于独联体国家，中国还广泛吸引了其他国家的人才，比如图上的林苍隆博士，他先后先后完成8个CSM立式搅拌磨型号、4个圆锥破碎机型号及相关液压润滑配套、4个鄂式破碎机型号、一个卧式搅拌磨型号设计及板式喂料机设计方案 。多项产品在国产矿山机械领域都具有“革命性”影响。
而那些具有留苏背景的技术人员，即通过自己当年与苏联各军工领域的联系，通过学术交流、个人友情联络等多种形式，从苏联邀请到了不少顶级军工专家，并获得了相当多的技术资料。
那个时候，国家为“双引工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成本，通过向技术专家提供丰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科研环境，吸引那些衣食无着的军工专家来到中国工作，并且利用苏联解体之后军企的困境，引进了大批成套技术资料。
而且国家还特意发挥了各级更政府和民间的力量，让各省相继设立不同地方政府友谊奖并且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双引工程”，比如有些专家对于政府的要求比较犹疑，那就企业出面，高薪邀请来企业工作。
“双引工程”从91年开始，持续到现在，已经近3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中国又发起了外专千人计划，来引进一批能够推动关键领域突破、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新兴学科建设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
大批苏联专家因为中国的诚意以及距离故土更近等种种原因选择来到了中国，在这场人才大战中，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一共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等独联体国家获得4000多个军工项目 2000多种关键领域技术（包括合作），“交流”的前苏联科研人员上万人。
这场人才引进计划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促进了中国的崛起，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得到如此迅猛的发展，离不开这次的人才引进计划。
比如金琴科·瓦列里·彼德罗维奇教授，他曾在乌克兰安东诺夫设计局工作过20多年，主持和参与了参与“安-72/ 74/71”,“安–26/ 30/ 32”, “安-124”, “安-225”, “安-70”, “安-140”等飞机的设计和测试，具有丰富的飞机寿命评估、飞机结构设计和风洞试验测试的经验。在机翼增升装置设计和动力增升以及飞机气动弹性计算和实验领域有突出成果。
美国曾经高薪聘请他来美工作，但是他拒绝来美国的邀请，选择来到了中国，他借鉴国外已有型号的研制和测试经验，加速我国在该领域的研制进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再比如弗拉季米尔·科瓦连柯，是乌克兰工程院院士、副院长，乌克兰国立科技大学激光技术研究所所长，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弗拉季米尔·科瓦连柯就从事激光加工技术研究，是世界上该领域开展研究最早的开创者之一。他编著的《零件的激光表面强化》一书成为我国该领域最早的教科书之一。
多年以来，弗拉季米尔·科瓦连柯帮助浙江工业解决了高能束制造中的技术疑难，研究成果大量应用在我国轮机装备、工模具、化工装备等领域。他还带领他的同事和弟子与我国的研究人员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帮助我国的科研人员了解和掌握最新的激光技术和研究成果，共同进行技术攻关，提高了我国高校吸收先进技术并进行自我创新的能力。
而奥坚科是乌克兰国家科学院著名的院士、化学家，现任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通用与无机化学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是乌克兰国内新材料和纳米技术的权威，曾获得过30多项技术专利。他曾担任多项广东省和国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乌方负责人和首席专家，与白云化工签订了“节能防红外材料”、“碳纳米管的制备”、“农业生产促进剂技术转让”、“核清洗设备”等四项技术的国际技术合作和转让合同，总价300多万美元。
奥坚科和夫人
阿诺·阿夫恰茹克博士则致力于大容量矿热电炉冶炼铝合金及在黑色冶金中合理利用矿物原料技术研究的专家。在与登封电厂集团开展技术合作后，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原料制备、合金精炼系统和国内最大的铝硅合金矿热炉；完成了利用国产煤系高岭土、烟煤、低品位铝土矿等材料电热法生产出含硅量55%~60%高硅铝硅合金，填补了国内空白。
除了人才之外，中国在这场大战中收获了一大批技术，比如得到了苏联的HT-7托卡马克装置，这是我国建成并投入运行的首个超导托卡马克装置。这是中型聚变研究装置。
可控核聚变被认为将带来新一次的能源革命，如果可以掌握可控核聚变，那就可以拥有取之不尽的能源，中国目前在可控核聚变上与美国处于世界第一梯队，前段时间，中国新一代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中国环流器二号M”，预计于2020年投入运行。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表示，该实验装置的建成将为人类真正掌握可控核聚变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而这离不开HT-7打下的基础。除此之外，在大型舰艇的动力系统、大型运输机设计、超音速高级教练机、坦克发动机技术、燃气轮机等各地军工领域，中国都成功获得了苏联留下了的技术和项目。
中国在原有基础上引进消化，不断创新，发展出来了属于自己的技术。美国之所以崛起是吸收了德国的大量技术人才，固步自封是无意义的，既然要成为大国，肯定要海纳百川，招揽全球科学家为我们服务。
在吸收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发展出独属于我们的体系，引领全球的科技发展，这就是大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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