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習之深，真不易解除也”
周叔弢生於一個官宦書香之家。祖父周馥曾官至兩廣總督，父親周學海曾中進士，精研醫學。而四叔周學熙致力於北洋新政，創辦了直隸工業局、銀元局、官銀局、中國實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與近代實業家張謇齊名，有“南張北周”之稱。
藏書，首先要買書，而且要帶著濃厚的興趣去買書，這是一個藏書家必備的首要條件。父親在南京做官，而周叔弢還住在揚州，每次回家都要帶一些書回來，這給周叔弢留下很深的印象。這樣，在他16歲時就開始買起書來。1914年他從青島移居天津後，以廉價買到清代皇家書庫“天祿琳琅”舊藏本宋刻《寒山子詩》，這是他收藏宋本的開始，還得意地取“拾寒堂”的齋名以作紀念。
他雖然資金雄厚，但遇到高價書也感到力不勝支，為了不讓名刻佳本失之交臂，有時不得不舉債購買。在抗日戰爭前，他經營工廠，收入是不少的，但是善本書價錢之高也使他常常要費力才能得到。
1936年丙子元宵節時，他在自己記載所買古書文物的冊子上寫道:“負債鉅萬尚有力收書邪?姑立此簿，已遲往昔半月之期矣。”到了那年除夕他又記道:“今年財力不足以收書，然仍費五千七百餘元，結習之深，真不易解除也。所收書中亦自有可喜者，但給值稍昂耳。”1939年已卯歲末他又寫道:“今年本無力收書，乃春初遇通鑑、毛詩(指宋監本《毛詩》)，歲暮遇《衍約說》(宋本)，《蛻庵集》，不得不售股票收之，孰得孰失，正不易言耳。”從以上這幾件事中很可以看出他收書時的苦心。
“要對得起好書”
他之所以能如此竭盡全力收書是和他酷愛書分不開的。許多他人寫的文章都提到過他藏書有“五好”的標準。所謂“五好”就是:一、版刻好，等於一個人先天體格強健;二、紙張好，等於一個人後天營養得宜;三、題跋好，等於一個人富有才華;四、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五、裝潢好，像一個人衣冠整齊。在這裡他以人喻書，講得十分生動。著名文化人黃裳對他的“藏書五好”之說，曾著文述及，並致信弢翁。弢翁在覆信中雲:“大文所述，是僕藏書五好之論，當時所為儕輩所稱賞……僕常稱我藏書不讀書，何異聲色犬馬之好，五好論，實為自供。”
周叔弢對於書的愛護，也確有把書當人對待的味道。他常常用“蹂躪”這類字眼來形容看好書不仔細而損傷了書的行為。對於看書不知愛護的人，哪怕是至好的朋友也不把書借給他看。好書得到後，裝潢好的就照原樣保存，如有破損或裝潢不如意的就找良工補綴，重裝，然後用樟木夾板或楠木書匣裝起，再擺進樟木或楠木書箱裡保存。用他常說的話說:這樣才“對得起”好書。他自己看善本書也要把書桌擦淨，把書打開平放在桌上，或者以一手輕託書背，端坐來看。
他的兒子、著名翻譯家周珏良回憶說:“我們這些子女很小時就聽他講看書要‘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的規矩，並要求我們遵守。他常說看見有人看書不知愛惜，揭頁時用指甲斜著硬劃，給書上留下很深的一道痕跡，再也消失不了，真有‘切膚’之痛。”
“捐書如嫁女兒，要找個好婆家”
周叔弢收藏善本書籍，除了個人愛好玩賞一面之外，還有更深用意，就是為國家保存民族的珍貴之物，不致因水火兵蟲之劫，化為雲煙，更不使流落海外。他藏書絕不是傳統的那種要“子孫永保”的意思。1942年，他估計當時的時勢，認為再收善本書恐怕不易，曾在書目上記下幾句留給子孫的話:“生計日艱，書價益貴，著錄善本或止於斯矣。此編固不足與海內藏家相抗衡，然數十年精力所聚，實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孫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內無事，應舉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是為善繼吾志。倘困於無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則取平值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雲煙之散，庶不負此書耳。”
1952年，他把藏書中的最精品715種全數捐給北京圖書館。他曾和子女說:“捐書如嫁女兒，要找個好婆家。北京圖書館善本書部由趙萬里主持，他是真懂書愛書的，書到那裡可謂得其所，我是放心的。”又說:“捐書之時何嘗沒有不捨之意，也曾打算留一兩部自己玩賞，但想既然捐書，貴在徹底，留一兩部又如何挑選?所以決心掃數捐出，一本不留。”著名文學家鄭振鐸曾對他說:“你把珍秘之書全部獻出，並未保留一部，真是難得難得!”
除了1952年所捐這一批書之外，他還於1954年捐給南開大學中外文書籍三千五百多冊，1955年捐給天津圖書館清代善本書三千一百多種共兩萬兩千六百多冊，1972年又捐給天津圖書館善本書籍一千八百多種九千一百多冊。
1981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曾召開發獎大會表揚他這種愛國行為，會後，他對子女說:開這麼大的會表揚，真是“不虞之譽”，實不敢當啊!
收藏家說
生計日艱，書價益貴，著錄善本或止於斯矣。此編固不足與海內藏家相抗衡，然數十年精力所聚，實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孫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內無事，應舉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是為善繼吾志。倘困於無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則取平值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雲煙之散，庶不負此書耳。
——周叔弢
王貴忱回憶恩師周叔弢——
他買自己喜歡的書從來不還價
“我得益於周家，周叔弢的學術教誨是我的人生亮點。”嶺南著名收藏家、文獻學家王貴忱初涉版本學是因為與周叔弢結緣。
1953年，王貴忱到東北探親，路過天津，在古籍書店中翻閱戚繼光詩集，巧遇周叔弢。周叔弢時任天津市副市長，他對這個年輕人的古代文化功底頗感驚訝，遂請他至家中做客，兩人於是成忘年之交。周叔弢建議他選擇版本不要“太古”，最好以明清為主，這也是王貴忱收藏明清刻本的開始。
周叔弢還鼓勵王貴忱做銀行工作應該把金融、貨幣歷史吃透。於是，王貴忱開始收集錢幣譜錄，研究貨幣史、錢幣學。
回到汕頭後，王貴忱與周叔弢開始了通信，又過了兩年，學生正式登門磕頭拜師。“他做學問方法與其他人不一樣，不豪取，不強奪，他買書都拿現金或金子，自己喜歡的書從來不還價，只要能夠得到。”在老師去世後，王貴忱與他的長子、著名歷史學家週一良保持著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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