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了百年曲折的發展歷程，歷經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戰火洗禮，西安科技大學形成了“祖國利益高於一切”的校訓，“團結、勤奮、求實、創新”的校風和“勵志圖存、自強不息”的學校精神。回首往事，宛如世代耕耘播種成苗桃李鬥豔；展望前程，恰似江河蜿蜒越過龍門奔騰萬里。為迎接西科的60週年校慶，官微特別開設“西科記憶”專欄，陸續為您奉獻那些記憶中的西科故事，敬請期待。
人們都說創業難，所以對某一事業的創始人、開拓者或有功之臣，大家總是會在適當的場合回憶、讚揚、紀念或謳歌他們，以表懷念之情，這是中國人的一個美德：吃水不忘挖井人——飲水思源。我校老教授黃作華先生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深情回憶了60年前西科建校前後的創業故事，讓人彷彿回到了那個年代——無問西東，但問初衷。
本文由黃作華教授撰寫
我國的高等教育在新中國成立三年後的1952年開始了全國性的院系調整工作，掀起並校、遷校的高潮，目的是集中師資力量和合理佈局，迎接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1953—1958）的到來，更好地培養建設人才。於是，上海的交通大學於1955年開始遷到西安；1957年撤消西北工學院，將它與剛成立的西安航空學院（原南京航專）合併，組成面向軍工的西北工業大學；而把西工的採礦系和紡織系併入交大；再以採礦系的地質教研室為基礎，與西安動力學院、西北農學院的地質老師一起，共同組建了交大的地質系。
地質系1957年剛成立時，是交大這個綜合性工科萬人大學中最小的一個系，教師不足十人，而且除系主任外，都是剛畢業不久的青年教師，學生也只招了一年級的一個小班30人。
時任交大校長的彭康對這個新建的小系很重視，像家長呵護家庭中年幼的成員一樣，隨時都在關照扶持它，使它健康成長。
我當時在北京石油學院剛結束師從蘇聯專家的研修，被高教部調到西工，也就隨著採礦系的地質教研室來到交大，在地質系擔任教學秘書，協助時任系主任抓系裡的教學與科研工作，故經常參加學校召開的有關會議，還不時代表系主任參加彭校長主持的重要會議，多次聆聽彭校長的教導。我發現他是一位既有原則又有靈活性、平易近人的領導，辦事有魄力，說話有水平，作風民主；他尊重知識分子，善於聽取他們的意見，予以集中，對在會上形成的決議則雷厲風行地要求貫徹執行，毫不含糊。所以大家都很尊重他，對他的領導作風心悅誠服，威望很高。
在我參加的由彭校長主持、有各系領導參加的會議上，幾乎每次他都要問到地質系的情況，有時讓我在會上向大家彙報，有時在會下交談關心；他說：“你們的系主任工作很熱心，幹勁大、有眼光、有氣魄，你要好好協助他做好工作；地質系雖小，五臟俱全，要為系的發展壯大作好準備工作，當前學生只有一年級，沒有專業課，要趁此機會抓緊師資的培養進修，讓教師在實踐中鍛鍊；還要開展科研，建設實驗室，迎接今後繁重的教學與科研任務。”又說：“地質是工業的尖兵，希望你們也能當好交大的尖兵……”一席話指出了今後的工作方向，令我豁然開朗。
他還在會議上向各系的領導介紹地質系，說這是我們這個大家庭的新成員，力量較薄弱，希望大家在各方面予以扶持，凡是地質系提出的要求，不論是師資、設備或其它需求，包括教學、科研的經驗，望各位盡力幫助，使它儘快成長。各系領導也紛紛表態支持。
在彭校長的關懷與督促下，高教部當年就從北京大學、北京地質學院、長春地質學院和北京石油學院分配來一些應屆畢業生；又讓系主任親自到北京的兄弟院校挑選商調來幾位有經驗的教師。所以不到一年，地質系的教師已增加到三十來人，設備也不斷增添，發展迅速；全系師生在彭校長提出的“認真讀書、刻苦鑽研、獨立思考、追求真理”的指導下，安定團結，努力工作和學習，大家的情緒都很穩定。
有一次會後，彭校長突然問我：“你多大了？哪個學校畢業的？”我恭敬地答道：“今年25歲，重大1952年畢業的。”他笑了一笑，親切地說：“我比你整整大30歲。好好幹，未來是屬於你們的！”我肅然起敬。面對眼前這位鬢髮蒼白，又文質彬彬的學者、老革命、老領導，我突然拘束起來，不知所措；在長輩面前，心裡只想到，一定要在他的領導與教誨下，幹好工作，不辜負黨和領導的期望。
到了1958年大躍進時期，省委決定：採礦系和地質系從交大分離出來成立西安礦業學院，歸屬煤炭工業部，並要求利用暑假期間搬遷，九月正式開學上課。彭校長堅決貫徹上級的指示，二話沒說就雷厲風行地行動起來，他下令：地質、採礦兩系連人帶圖書、儀器、設備和使用的傢俱、什物，完整地轉移，不足的予以配齊，又抽調部分基礎課老師和行政幹部支援礦院，使得西安礦業學院從在省委作出決策到搬遷結束只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一切都那麼井然有序、有條不紊和順順當當，這與彭校長的魄力、能力和對煤炭工業的關懷支持分不開。這一點，我們的首任老院長何能同志深有體會，早在抗日時期，彭康任華中黨校副校長（校長是劉少奇）和華東局宣傳部長時，何院長就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現在為了煤炭事業的發展，他們又走到一起合作，互相支持了。
礦院成立後，我們都成了交大的校友，以後每當交大校慶之日，我們都會收到返校的邀請，彭校長在接待我們時，還不斷詢問礦院和地質系的情況，使我深受感動。
誰知到了文化革命時，1968年3月，正是社會上兩派對立胡揪亂鬥之時，傳來彭校長受到殘酷迫害致死的噩耗，令人悲憤唏噓不已。抖峭春寒，凍雲黯淡，大家只能在心中默默悼念，在惆悵中暗思著他往日的教導與慈容。
彭康校長早年留學日本，1927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獲博士學位，翌年參加共產黨，是“創造社”的理事和黨組成員，從事黨的文化工作，活躍於左翼文壇，是著名的哲學家和文藝評論家，大革命失敗後回國被捕，在獄中與敵人頑強鬥爭七年半，經歷了各種嚴酷的考驗，直至抗戰初國共合作，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他是一位學者、老革命，也是一位教育家，他首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著有《哲學的任務是什麼？》、《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伯克森哲學和唯生哲學》等。1952年毛主席簽署任命，讓他到交大當校長兼黨委書記，從此轉入教育界辛勤耕耘。他堅持發揚民主、創導學術自由，使得交大政通人和、蒸蒸日上，並順利地完成了從上海遷到西安的艱難任務；他說：“交大要多培養幾個像錢學森那樣的大科學家就是最大的政治”;他創導的“學習活躍、思想活躍、生活活躍”、“獨立思考、追求真理”等，是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如今，西安科技大學發展越來越好，這離不開當年彭康校長的大力支持，謹以此文懷念。
來源：西安科技大學校友聯絡總會辦公室
閱讀更多 西安科技大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