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應峰
【中國古代書院文化極有分量且耐人尋味，正是這些書院文化，才讓中國古代書院有了繼往開來、溯古通今、蕩氣迴腸的文化穿越意味】
書院是古代私人或官府設立的聚徒講授、 研究學問的場所，唐宋至明清時期最盛。中國自宋代以來就有“四大書院”一說，但究竟哪四所書院可以稱得上“四大”，說法不一。普遍認可的說法是：河南商丘 南湖畔“應天書院”，湖南長沙嶽麓山“嶽麓書院”，河南登封嵩山“嵩陽書院”，江西九江廬山“白鹿洞書院”。至於石鼓書院、徂徠書院、茅山書院、龍門書院 等，雖然也頗負盛名，但終究沒有以上“四大書院”響亮。
古代書院既是名流學者講經論道的場所，又是文人墨客神往的去處。其在中國古代文化傳播中，啟承轉合，自由流暢地銜接著各種文化流派，成為時代文化的有效載體和價值符號。
應天書院起源之早、規模之大、持續之久、人才之多，均居古代四大書院之首。《宋史》記載：“宋朝興學，始於商丘”，“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晏殊）始”。應天書院的前身，是後晉時楊愨所辦的私學。北宋政權開科取士，應天書院出類拔萃，百餘名學子科舉及第的竟多達五六十人。公元l009年，宋真宗正式將該書院賜額為“應天府書院”。公元l043年，宋仁宗又將“應天府書院”改為“南京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之一。而後，在應天知府、著名文學家晏殊等人的倡導支持下，應天書院得以發展壯大。“遠近學者皆歸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師應晏殊之邀在此任教，其顯盛地位可想而知。范仲淹率先明確了具有時代意義的匡扶“道統”的教育宗旨，並以此確立了“以天下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動了宋初學術、書院學風朝經世致用方面的轉變。因為范仲淹對書院的突出貢獻，後人立有《范文正公講院碑記》。
嶽麓書院是一座雅緻的千年庭院，門庭前懸掛有一副楹聯，曰“惟楚有才，於斯為盛”。這座書院培養出的人才中，有陶澍、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唐才常、沈藎、楊昌濟、程潛等人，都是一等一的傑出人物。
嶽麓書院人才輩出，經久不衰，絕非偶然。無論立院之根、處世之本，還是講學之道、育人之術，都有它的高超之處。書院的精神座標和價值體系，始於唐代周敦頤先生的主張。他主張在學術思想上要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強調以性為宇宙本體，從人性、物性中尋求萬物的共性；二是重踐履，倡經世務實學風，反對離開實用空說性命；三是不偏一說，主張融匯眾家之長。正因如此，嶽麓書院擁有了健康茁壯的文化根系，以後的枝繁葉茂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嵩陽書院原名嵩陽寺，因坐落嵩山之陽（南）而得名。始建於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隋唐時名嵩陽觀，五代後周時名太乙書院，宋代賜名太室書院，宋太宗賜書院匾額和九經印書。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改名嵩陽書院。南宋時嵩陽書院因戰亂廢損，直到清康熙年間重建。嵩陽書院建築物多為硬山滾脊灰筒瓦房，古樸大方，雅緻不俗，由一個主體院落和周圍多個單體建築群組合而成，其地域分佈較為廣闊。除嵩陽書院主體外，屬於書院的建築物，還有位於嵩陽書院東北逍遙谷疊石溪中的天光雲影亭、觀瀾亭、川上亭和位於太室山虎頭峰西麓的嵩陽書院別墅——君子亭；書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嶺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築。因自然及人為的破壞，散佈在嵩陽書院周圍的這些建築原址，只遺留有少量的石刻題記或殘磚碎瓦。
在學識傳播上，嵩陽書院以理學著稱。北宋儒教洛派理學大師程顥、程頤在此聚眾講學，使書院名聲大振。北宋名儒司馬光、范仲淹、韓維、李剛、朱熹、呂晦等也曾受邀在此講學。嵩陽書院因此成為重要的儒學傳播聖地。
白鹿洞書院始建於唐代，最盛時書院內有360餘間建築，屢經興廢，今尚存禮聖殿、御書閣、朱子祠等。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臺樓閣，古樸典雅；名花佳木，姿態各異；碑額詩聯，比比皆是，充分體現了古代書院攻讀經史、求索問道、賦詩作聯、舞文弄墨的特色。院內“慎思園”兩側碑廊，明清兩代的石刻甚多，現仍存百餘塊。有朱熹所書“白鹿洞學規”及歷次修建銘記，有許多讚譽書院和讚美風光的詩文題詞，內容極為豐富。其中令人讚歎不絕的是紫霞真人用蒲草書寫的《遊白鹿洞歌》，書體如龍飛鳳舞，躍然壁上。
相傳，唐貞元年間（公元785年前），洛陽人李渤與其兄李涉在此隱居讀書，養一白鹿自娛。此鹿通人性，常跟隨左右，且能跋涉數十里到縣城將主人要買的書、紙、筆、墨等如數購回，故時人稱李渤為白鹿先生，其所居為白鹿洞。後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讀書檯舊址創建臺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辦起學校，稱“廬山國學”。宋代理學家、教育家朱熹為南康（今星子縣）郡守時，重建院宇，親自在此講學，樹立了書院的辦學條規《白鹿洞書院教條》。該條規不但體現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經典為基礎的教育思想，而且成為南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範式，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朱熹的教育思想，吸引了許多海內外知名學者來此講學，白鹿洞書院因之名聲大振，成為宋末至清初幾百年“講學式”書院的楷模，成為當時順沿不衰的文化中心之一。
在中國古代，“四大書院”的繁榮現象，是有其歷史淵源和時代需求的。書院的存在，足以讓社會賢達在理想與現實的對峙中，找到與統治者妥協的平衡點。書院在保持相對學術獨立的同時，積極尋求官方的認可與鼓勵；既理性地認可著現實統治，又明智地把持著辦學自由和學術方向。通過研習經史子集，通曉時務物理，講求道德規範，激發人性中的真善美。正如朱子所說“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或“唯學為能變化氣質耳”。可以說，古代書院，門戶開放，有教無類，不受地域限制，營造出難得的學術氛圍。為此，統治者對書院多有褒獎，學者也擁有一個言論相對自由的學術平臺。
古代書院多建於山林名勝所在地，是受了佛教“僻世遁俗、潛心修行”的影響。書院選擇的環境，常常是山環水合，或泉清石秀，或古樹參天，或茂林修竹⋯⋯可謂“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如此僻靜優美、清邃秀麗的去處，自是最宜於學業傳授和學術研究的。古代書院建築亦具有濃郁的文化氣息：嚴謹樸素不奢華，含蓄內斂有層次，色調淡雅而豐富，具有不可忽視的人文魅力。
古代書院，不持門戶之見，不死守師從學說，廣泛開展學術論辯。正是在一論一辯之間，思維才有了突破口，社會才有了長足的發展與進步。如嶽麓書院的“會講”制度，讓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裡進行探討論辯，平等交流，旁聽的學生聆聽著大師們精妙的言論，體驗“思辯”的樂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再如嵩陽書院以學生個人讀書鑽研為主，十分注重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所謂“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疑漸漸解，以致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與此同時，採用“問難論辯”式教學，啟發學生的思辯能力。時至今日，所有這些，不啻為值得提倡的教育教學方式。
可以說，中國古代書院文化是極有分量並且耐人尋味的，正是這些書院文化，才讓中國古代書院有了繼往開來、溯古通今、蕩氣迴腸的文化穿越意味。
（作者為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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