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是我國古代著名軍事理論著作，集中論述了指導戰爭的基本規律，在中外都有很大影響力。毛澤東是人民軍隊的偉大統帥，他對《孫子兵法》情有獨鍾，遵義會議上面對凱豐等人的指責，他承認自己當時還沒有看過《孫子兵法》。到達陝北後，在經費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一個半月時間裡他數次寫信致電在西安的同志，指名要求購買該書，充分反映出偉人求知若渴、謙虛好學的本色。
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發言系統批評了“左”傾錯誤，得到大多數同志的擁護和贊同，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凱豐有不同意見。他用反批評的方式來維護博古、李德。凱豐對毛澤東說，你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你那些東西，並不見得高明，無非是照著《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去打的。毛澤東反問凱豐，你們既然說我是按照《孫子兵法》指揮作戰的，想必你們一定是熟讀的了，那麼請問：《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是什麼？凱豐沒有看過《孫子兵法》，他答不上來。毛澤東就說，你也沒有看過，怎麼曉得我就熟悉《孫子兵法》呢？一席話說得凱豐啞口無言。
實際上，毛澤東從來不是靠書本打仗的教條主義者。他晚年回憶遵義會議上這個小插曲時說，打仗的時候形勢緊張，要估計敵我形勢，很快作出決策，誰還管得什麼《孫子兵法》，統統都忘記了。但熟悉中國歷史和古文的毛澤東卻早就知道了《孫子兵法》。在他1913年考入湖南第四師範讀書時，就曾在學習筆記中記載有國文老師袁仲謙講授魏源撰寫的《孫子集註序》的相關內容：“孫武子以兵為不得已，以久戰多殺非理，以赫然之功為恥，豈徒談兵之祖，抑庶幾立言君子矣。”然而由於革命工作的繁忙，直到長征到達陝北前，毛澤東還沒有系統完整地閱讀過《孫子兵法》原著。到達陝北後，出於研究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緊迫需要，加上遵義會議上凱豐的一番話，使得毛澤東下決心找來《孫子兵法》細細研讀一番。
在當時，紅軍大力開展統戰工作，和東北軍、西北軍的關係緩和起來，我黨我軍有很多人往來於西安和陝北，可以比較便利地買到軍事書籍。1936年9月7日，毛澤東寫信給在西安進行統戰工作的劉鼎：前電請你買軍事書，已經去買否？現紅校需用甚急，請你快點寫信，經南京、北平兩處發行軍事書的書店索得書目，擇要買來，並把書目附來。那個時候，紅軍的經費是很困難的，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曾多次致電在外工作人員，“十分節省用，不要愛奢華”“用費須節省又節省，千萬不可過費”，但卻明確要劉鼎他們購買軍事書籍，體現出毛澤東對於理論學習和思想武裝的高度重視。
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劉鼎選買了一部分書送回陝北。但毛澤東看到買回的書後並不滿意。他於9月26日致電劉鼎，提出不要買普通的戰術書，只要買戰略學書、大兵團作戰的戰役學書，中國古時兵法書如《孫子兵法》等也買一點，張學良處如有借用一點。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指明要買《孫子兵法》。
毛澤東看了劉鼎買回的第二批書後仍然不滿意，他於10月22日寫信給葉劍英、劉鼎說：買來的軍事書多不合用，多是戰術技術的，我們要的是戰役指揮與戰略的，請按此標準選買若干。毛澤東特別指出，要他們買一部《孫子兵法》來。在當時，研究戰略、戰役的軍事圖書非常少，全國最大的專業軍事出版社——南京軍用圖書社發行的近900種軍事圖書中，涉及戰略、戰役的僅佔7種，因此劉鼎多買了一些戰術類圖書回來並不為怪。而毛澤東極其重視戰略問題研究，他曾說：搞軍事工作要先搞戰略，我從來不研究兵器、戰術、築城、地形四大教程之類的東西，我只研究戰略、戰役。《孫子兵法》中有著大量的關於宏觀戰爭指導的內容，顯然引起了毛澤東的濃厚興趣。
當時正值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紅軍到達陝北不久，每天有大量的事情需要毛澤東處理，而他卻在日理萬機中，於短短一個半月裡三次寫信致電要書，兩次明確提出要購買《孫子兵法》，充分反映出人民軍隊偉大統帥對知識的殷殷渴望和對軍事指揮的高度責任感。
買回的《孫子兵法》很快到了陝北，毛澤東如飢似渴地拿來學習。此後不久，在1936年12月撰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他第一次直接引用了《孫子兵法》中“謀攻”“軍爭”等篇中的內容，《孫子兵法》中“知己知彼”“因敵而制勝”“避實而擊虛”“我專而敵分”等精髓要義也被毛澤東靈活運用到戰爭指導實踐中，從而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軍事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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