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建议，
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畅通“执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径。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杜万华也撰文指出，我国应当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最高法的密集表态似乎预示着，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要加速进行了。
2016年3 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近三年，真金白银执行到当事人口袋中的金额达4万亿元；但“执行难”这个帽子始终没有摘下来。
今年的报告显示，尽管近年来我国生效裁判文书的自动履行率逐年提升，2017年已经达到57%。但是，在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中，约有43%属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不能”案件。
换言之，很多案件“执行不能”不是法院执行不力，而是很多人实在是无力清偿债务。基于此，为了更好地解决法院执行难的问题，节省司法资源，保障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最高法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建议一出，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有些网友明确表示：不同意！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法院“执行不能”是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现实需要
根据周强的报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约有43%的生效判决会遇到“执行不能”的情况。
所谓“执行不能”，是指案件中的被执行人完全丧失履行能力、经核查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客观上不具备执行条件，即使法院穷尽一切措施，也无法实际执行到位。
例如，一些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案件，被执行人一开始就是财力有限，甚至“家徒四壁”，没有清偿能力。
因为实在还不上，很多债务就变成了烂账。对债务的长期纠缠，让双方都背负着巨大压力，不仅极大地污染了社会信用，对双方利益也都造成了损害。
由于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除非被执行人死亡，“执行不能”的案件才能算彻底终结。导致的结果就是，“执行不能”案件没有一个解决出口。
经过多年累积，仅江苏“执行不能”的案件数量已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110余万件。
今年上半年法院重新发现被执行人财产恢复执行案件仅有4.95万件，超过百万的“执行不能”案件仍需纳入“终本案件管理库”管理，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
所以社会上存在一个说法，审判庭的案件越办越少，执行局的案件越办越多。
个人破产制度推出后，欠钱可以不还吗？
目前，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欧美国家都建立了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
但是，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这一制度，有人曾对此调侃道：“没有个人破产制度的企业破产法，只能算半部破产法。”
但是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否意味着欠的钱可以不还了？个人申请破产后和老赖有什么区别？或许，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中国人大法学院教授徐阳光指出，不要以为只要申请破产就可获得免责，更不要将个人破产等同于“逃废”个人债务 。
他表示，对于可免责的债务，有的国家明确规定以偿还部分债务作为免责的条件，有的则是对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的一段时间内（通常持续3-5年）的经济生活进行限制，通过事先确定的债务调整方案或者清偿方案来调整。
以香港为例，个人的破产期是4~5年，破产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保留必要的日常生活开支外，其他全部收入均应交付给受托人用于偿还债务；破产人也不得有任何高消费行为；在信贷消费超过100港币时，应当事先向对方告知其破产人的身份。
对破产者的消费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和对老赖的限制是相似的。
但是“老赖”因为失信而受到种种限制后，债务不会减少一分钱；而个人因破产制度受到各种限制后，部分债务可以获得豁免，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个人破产制度实施的对象，是那些“诚实而不幸”的人。一旦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也能够更快地获得公平的清偿，这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仍需谨慎
随着我国个人消费信用市场的发展，因过度消费导致的严重透支或延期还款引发的信用卡纠纷案件也在快速增长。
而且，由于我国目前的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尚不完备，互联网金融征信也仍然处于缺失状态。如果贸然推出个人破产制度，很容易引发某些债务人恶意逃废债的行为。
法律界普遍认为，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需要具备较为完善的社会治理基础。
个人破产制度建立的前提，是一个国家或者特定社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拥有严密的配套的管理措施，以及能够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信用惩戒机制，这样才能确保债务人不会借此恶意逃废债务。
当然，近年来随着我国个人征信制度和财产查控制度的完善，躲债逃债正在变得更加艰难。
或许，只有当恶意逃废债的人能够受到惩罚、当借破产逃债变得不可能的时候，那些“诚实而不幸的人”才能够享受到个人破产制度建立带来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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