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859年10月20日，杜威出生，今天是杜威誕辰160週年紀念日。 同時2019年也是杜威來華講學100週年。一百年前的1919年，當中國正處於新舊變革的關鍵轉折時，杜威來到中國，在13個省市開展了講學活動，見證並參與到了這次浩蕩的思想運動中。本文轉載2011年發表於《中華讀書報》一文，幫我們一起回憶杜威百年前在華的十年。
1919年杜威訪華時合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愛麗絲、杜威；後排左起：胡適、蔣夢麟、陶行知、張作平
杜威到中國的第5天，五四運動爆發了……杜威夫婦原來打算過了夏天就回美國，但他對中國社會發生的事情非常關注，特別是五四運動激起了他濃厚興趣，他想留在中國看一個究竟。
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約翰·杜威（1859—1952），是20世紀世界上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也是對中國現代政治、社會、教育、文化等領域影響最為廣泛而深遠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杜威堪稱是一位極其特殊的人物。他在20世紀初這一中國歷史上新舊力量衝突最為激烈、社會矛盾和鬥爭最為複雜的時期來到中國，見證並影響了中華大地劇烈的文化和社會轉型，並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2010年年底，1000多萬字、38卷本的《杜威全集》中文版早期5卷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中華讀書報也以“杜威歸來”為題予以介紹。國內知識界對杜威長久的興趣，部分原因是因為杜威對中國的感情尤其是他在中國居住了兩年以上，筆者特爬梳史料，試圖還原近一個世紀前約翰·杜威的中國之旅。
踏上中國國土
1919年初，杜威和他的夫人愛麗絲·奇普曼赴東方旅行。這原本是一次純粹消遣的旅遊，可當他們從舊金山準備啟程時，東京帝國大學致電杜威，邀請他到日本作講學，他欣然答應。後來，他又接受日本其他學術團體的邀請，在日本訪問期間又增加了很多場次講演。
而杜威到日本講學時，其實一開始並沒把中國列在他遠東之行的計劃內，但在日本，他接到北京大學胡適教授的邀請信。恰巧當時北京大學的陶孟和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等正欲赴歐洲考察教育，途經日本，他們登門拜訪杜威夫婦，並以江蘇省教育會、北大等5個學術教育團體的名義，向杜威發出正式邀請，希望他順道來華講學，幫助中國建設“新教育”。杜威答覆說：“這是很榮譽的事，又可藉此遇著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講演幾次，也許不至於我的遊歷行程有大妨礙。”可杜威沒有想到在中國小住幾月的計劃竟延長到兩年多的時光。
為歡迎杜威來華，陶行知撰寫了《介紹杜威先生的教育學說》一文，推介杜威的生平和學術思想，發表在3月31日《時報·教育週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6號上（此文後改題為《杜威先生的史略和著作》，作為《杜威先生在華講演集》一書的序言）。4月28日，《申報》則發佈消息說：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自西京來電，定於30日到滬；並稱“博士為世界思想領袖，教育先導”，所以“教育部、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江蘇省教育會和浙江省教育會均將派代表歡迎”。胡適也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實驗主義》一文，系統地介紹了實用主義哲學流派的形成、淵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同時還對實在論、真理論和方法論等實用主義哲學的核心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解說。關於實用主義的方法，胡適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和小心的求證”，成為流傳至今的一句名言。因此，在杜威未到中國之時，國內公眾尤其是教育界已經對杜威其人其事耳熟能詳了。
4月27日，杜威夫婦和女兒露西乘坐“熊野丸”號駛離日本熊本港，30日下午抵達上海，從北京大學等地專程趕至上海的胡適、陶行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蔣夢麟（江蘇省教育會代表）等3位昔日都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曾師從杜威的學生到碼頭迎接。5月2日晚上7時，胡適應江蘇省教育會的邀請，在上海講演了杜威的實驗主義，作為杜威哲學通俗性的疏解，併為杜威正式開講作了先導。胡適在這篇題為《胡適之演說實驗主義》（後收入1926年8月國民書局出版的《當代名人演講集》）的演講中介紹說：杜威的“實驗主義是十九世紀科學發達的結果”；因為“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人的真理不可徒說空話，該當考察實際的效果。生活是活動的，是變化的，是對付外界的，是適應環境的”；最後指出：“我們人類當從事實上求真確的知識，訓練自己去利用環境的事物，養成創造的能力，去作真理的主人。”
5月3日，胡適在給蔡元培的信中寫道：“杜威博士夫婦於三十日午到上海，蔣（夢麟）、陶（行知）與我三人在碼頭接他們，送入滄洲別墅（今錦滄文華大酒店處）居住。這幾天請他們略略看看上海。昨晚上我在教育會演講實驗主義大旨，以為他明日講演的導言。……五日他去杭州遊玩，蔣夢麟陪去。……在杭州約住四五日，只有一次講演，回上海後，住一二日，即往南京。大約三星期後，即來北京。哥倫比亞大學似尚無回電來，昨晚與夢麟商量，可否請先生商請教育部發一正式電去，電稿另紙錄呈，請先生斟酌施行。”（《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5月8日）
5月3日和4日，杜威在上海的江蘇教育會會場演講《平民主義之教育》時，有千餘青年冒雨趕來，“座為之滿，後來者鹹環立兩旁”。演講前，組織者將《介紹杜威先生的教育學說》一文分發給與會者。文中說：“杜威先生素來所主張的，是要拿平民主義做教育目的，試驗主義做教學方法。這次來到東亞，必定與我們教育的基本改革上有密切關係。……他的著作當中，和教育最有關係的，一是《平民主義的教育》，二是《將來的學校》，三是《思維術》，四是《試驗的論理學》。這四部書，是教育界人人都應當購備的。”首場演講會由陶行知負責組織，沈恩孚主持會議，蔣夢麟翻譯，潘公展記錄（事後潘在《記杜威博士演講的大要》一文中，記載了杜威講演的主要內容：平民主義、平民主義的教育、平民教育主義的辦法），杜威由此開始了他在中國的訪問和講學之旅，併為各地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留下了許多真知灼見，對實用主義在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之後，杜威夫婦在蔣夢麟和江蘇省教育學會代表王傑的陪同下前往杭州講演。講演期間，蔣夢麟接到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爆發了，他匆忙趕回了北京，但杜威當時尚不知曉這場運動的進展，滯留一週後他才回到上海。
拜會中山先生
杜威訪華，為之感到振奮的不僅僅是胡適等他的一干學生，因為當時國內新文化運動正走向高潮，胡適等邀請杜威前來，正是想以老師在世界上的聲望助他們一臂之力；此外，孫中山也非常重視杜威訪華，那時，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思想已基本形成，他渴望有機會坦誠地向杜威陳述自己的想法，希望杜威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對自己有所幫助。
5月12日，正在上海的孫中山親赴滄州別墅，前去拜訪杜威博士，並共進晚餐，兩位頗有共同語言的東西方名人因此有了一次鮮為人知的會晤。
這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面，在餐桌上，兩人就“知行合一”的問題進行了深刻探討。孫中山認為，中國傳統的“知易行難”，使人們崇尚空談，知而不行，覺得了解事理很輕鬆，做起來卻不容易。他現在要反其道而行之，“凡知皆難，凡行皆易”。杜威聽完孫中山的闡述和想法後，頗受觸動，他支持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因為在他的思想中，行為經驗即是根本，而認知不過是行為的工具，這使孫中山感到十分欣慰，通過“質證”，孫中山增加了自信心，也強化了自己重視行動的信念。
後來，孫中山在他所著的《孫文學說》一書中講到了與杜威會面一事。他說：“當此書第一版付梓之夕，適杜威博士至滬，予特以此質證之。博士曰：‘吾歐美之人，只知知之為難耳，未聞行之為難也。’”孫中山複述當初的談話之意主要是以杜威的話作佐證，來證明自己所倡導的“知難行易”說的正確性。
第二天，杜威在給女兒的信中也講述了當時的情景：“昨晚我與前總統孫逸仙共進晚餐，席間我發現，他是個哲學家。他新近有本著作即將出版，他認為，中國的弱點在於人們長久以來受制於古訓‘知易行難’。他們總是不願採取行動……所以孫先生希望通過他的書，引導中國人形成‘知難行易’的觀點。”並說：孫中山通過這本書向人們證明，行動要比認知更為容易。從此信的描述中可以發現，杜威對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有著濃厚的興趣。
其實，杜威對孫中山的想法非常讚賞。當時，剛從日本來華的杜威對中日間的關係就有敏銳的覺察，他不久即在《東海兩岸》和《中國的夢魘》二文中陳述了自己的看法。儘管杜威也承認日本比中國發展得快，日本人的力量正在於他們即便在無知時也去行動，通過自己的錯誤進行認知，但他心裡卻絕沒有孫中山話裡話外所流露出來的那種羨慕。在日本講學時，杜威就對日本軍國主義傾向表露出明顯的反感，以至日本天皇想授給杜威一枚勳章，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在他看來，中國決不能走日本的路子，因為這無異於飲鴆止渴。
見證五四運動
事實上，杜威來中國前，五四運動的萌芽已經在中國掀起了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科學”和“民主”成了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潮。他到中國的第5天，五四運動爆發了，杜威目睹了廣大學生上街遊行示威，抗議軍閥政府，也目睹了社會各界人士對學生的同情和支持，他十分震驚，不禁感慨地說：“這是一個奇怪的國家。……從某些方面說來，他們比我們有更多的民主。……當輿論像這樣真正表達出來時，它卻有著顯著的影響。”
杜威夫婦原來打算過了夏天就回美國，但他對中國社會發生的事情非常關注，特別是五四運動激起了他濃厚興趣，他想留在中國看一個究竟。同來中國的杜威的女兒在《杜威夫婦書信集》（1920）的序裡寫道：“為爭取統一、獨立和民主而發出的熱烈奮鬥，正在中國展開，這一奮鬥，迷住了他們，使他們改變了計劃。”因此，當中國學生希望杜威能在中國多待一些日子時，他非常樂意，並改變了計劃，特向哥倫比亞大學請假一年，後來又續假一年，直到1921年7月11日。這樣，杜威在中國總共待了兩年零兩個月的時間。
不知不覺中，年屆60的杜威深深陷入了中國的那場風雲際會中。北京學生運動的消息不斷傳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婦急於北上。5月30日，杜威終於來到北京，有幸目睹了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刻，併為那種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所深深震撼。
6月初是學生運動最高潮的時期，杜威夫婦親眼看到成千成百的學生在街頭演講，宣傳抵制日貨、挽回權利。6月5日，杜威夫婦在寫給女兒們的信中說：“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們聽說，大約有一千左右的學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學已做了臨時‘監獄’，法學院的房子已關滿了人，現在又開始關進理學院的房子。”同一天晚上，他們又給女兒們報告一個最驚人的消息：“今天傍晚，我們從電話裡知道，把守北京大學周圍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們住的帳篷也都拆掉了。接著，在那裡面的學生們開了一個會，決議要質問政府能不能保證他們的言論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證言論自由，他們就不離開那裡。因為他們是打算還要講話的，免得再度被捕又關進來。這些學生不肯離開這個‘監獄’倒給政府很大的為難。”
據後來杜威夫婦的解釋，政府這樣丟臉的屈服，是因為上海的商人為抗議成千的學生被捕而在前天罷市了。他們在信中說：“這是一個奇怪的國家。所謂‘民國’，只是一個笑話。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們更民主些。這裡有完全的社會平等，但婦女除外。議會，十足地是個虛幌的滑稽劇，但自動自發的輿論，現在這樣，卻有異常的影響力。”
6月16日，杜威夫婦又寫信回家，說是3個親日的高級官員已經辭職，學生罷課已經停止了。6月20日，又告訴他們的女兒：“順便說一下，我發現我上次把這裡學生們的第一次示威活動比作大學生們的起鬨鬧事，這是有欠公允的；整個事情看來是計劃得很周密的，並且比預計的還要提早結束，因為有一個政黨不久也要舉行遊行示威，學生們怕他們的運動（在同一時間內進行）會被誤認為被政黨利用，他們希望作為學生團體獨立行動。要使我們國家十四歲多的孩子領導人們展開一場大清掃的政治改革運動，並使商人和各行各業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們的隊伍，那可是難以想象的。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周策縱《五四運動》106頁，1999江蘇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7月2日，他們在家信上寫道：“這裡的政治氣氛又緊張了。據說中國代表團沒有在和約上簽字。”兩天以後，他們又寫道：“中國不籤和約，這件事所含的意義是什麼，你們是不會想象得到的。不簽約這件事是輿論的勝利，而且是一些青年男女學生們所掀起的輿論。”
這些家信中的消息，都是杜威夫婦到北京以後初期的觀感。像許多西方人一樣，杜威先前也覺得中國是個積重難返的民族，但通過數月觀察分析，他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所以他於1919年12月發表在《亞洲》雜誌上的《中國人的國家情感》一文中，告訴西方人：五四運動是“中國國家感情存在與力量的突出證明，如果還有什麼地方的人對中國人愛國主義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懷疑態度，那麼這種證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訓”。一年之後，杜威還寫了《中國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揚“新文化運動為中國未來的希望打下了最為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則試圖讓中國人相信，只要改變傳統的思維方式，那麼政治、經濟、軍事、技術等的改革也將隨之水到渠成。
主要演講觀點
杜威在中國期間，先後考察訪問了上海、北京、奉天（今遼寧）、直隸（今河北）、山西、山東、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廣東、湖北、湖南等13個省市，還應聘在北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一年。在胡適等人的安排下，杜威還到各地講演，其中比較系統的是在北京大學所作的《五大講演》和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部禮堂、清華大學等地所作的講演。
杜威在北京及中國各地的講演內容十分廣泛，包括關於社會與政治哲學方面的講演16次，關於教育哲學方面的講演16次，關於倫理學方面的講演15次，關於思維類型的講演8次，關於現代三大哲學家（詹姆士、柏格森、羅素）的講演3次；此外，還有關於現代教育趨勢、關於美國民主政治的發展、關於實驗邏輯等系列講演。杜威在中國各地巡迴講學，系統地宣傳了實用主義哲學，由於該學說滿足和適應了五四思想解放的時代需要，滿足和適應了中國經濟發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因而在中國知識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和強烈的興趣，成為廣泛流行於思想文化界和教育界的一股熱潮，杜威也理所當然成為輿論界關注的焦點和受知識界一致歡迎的外國思想家和教育家。
後來，杜威的這些講演分別發表在《晨報》、《新潮》等報刊上，全文刊登的講演詞共有58篇，《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想之派別》《現代的三個哲學家》和《倫理講演紀略》等“五大系列講演”還被彙編成《杜威五種長期演講錄》單行本，在1920年8月，由北京晨報社編輯出版，並在杜威離華之前印了10次，每次印數10000冊，在當時產生了轟動效應，廣大知識分子競相傳閱，使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廣為傳播，成為五四時期中國人瞭解西方思想的一扇窗口。
杜威是一位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己任的哲學家，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以社會作為研究範疇，他反覆強調民主主義與教育的關係，要求人類認識自己生活在“集體化時代”，“舊的個人主義已經破產了”，當前主要是“創造一種新的個人主義”。杜威及其實用主義教育學不僅對中國現代教育理論的形成和教育學科的構建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對中國現代教育觀念、教育思想、教育思潮和教育教學改革實踐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杜威對中國的教育事業十分關心，他在歷次講演中提出了許多意見，與中國學者一起探索中國發展教育的正確道路。其主要觀點包括：第一，發展教育必須要有堅定信心；第二，根據國情需要學習外國經驗；第三，教育學生髮揚愛國正義精神；第四，教育學生必須做到情智互用；第五，應當努力創造貢獻世界文明。
留下深刻印象
胡適對恩師杜威的中國之行曾經作過這樣的評價：“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他甚至還斷言：“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杜威先生在中國》，刊於《東方雜誌》和《民國日報·覺悟》）
回顧歷史，杜威的思想、學說確實曾經影響過中國的教育界和學術界人士，而中國的社會變革和悠久的文化傳統也深深地影響並感染了杜威，古老中國的“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的交鋒給他帶來了豐富而深刻的啟示。杜威的女兒就曾說：“不管杜威對中國的影響如何，杜威在中國的訪問對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響……以致對他的學術上的熱情起了復興的作用。”事實也正是如此。杜威在中國考察和講學期間，所到之處，受到了廣大師生、知識界、輿論界和當局的熱烈歡迎和精心安排，令杜威一行感到十分愉快。尤其是杜威本人，他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意和愛國精神，念念不忘。例如，他於1919年12月發表在《亞洲》雜誌上的《中國人的國家情感》一文中，告訴西方人說，五四運動是“中國國家感情存在與力量的突出證明，如果還有什麼地方的人對中國人愛國主義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懷疑態度，那麼這種證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訓。”
1921年6月30日午間，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裡，在歡送杜威博士夫婦及女兒的餞行宴會上，杜威說了一番飽含深情的話：“這兩年，是我生活中最有興味的時期，學得也比什麼時候都多……我向來主張東西文化的匯合，中國就是東西文化的交點。”杜威在中國講演，前後共有200場之多，但都不及告別演說時的這幾句話感動大家。
而隨同杜威一起訪華的杜威的女兒露西·杜威在訪華46年後說：在中國訪問的“那兩年是我一生中最豐富多彩和最令人愉快的，對我的父母來說也同樣如此”。杜威的另一個女兒簡·杜威在她寫的《杜威傳》中說：“杜威不僅對同他密切交往過的那些學者，而且對中國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國仍然是杜威所深切關心的國家，僅次於他自己的國家。”由此可以進一步說明，在中西方文化交流過程中，國與國、人與人之間彼此可以互相學習，互相影響，取長補短，共同進步；杜威的中國之行即是一個最有力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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