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宋朝以後，為了預防“武將擅權”，他採納了宰相“趙普”的建議，推行

“更戍法”，讓禁軍分駐“京師”以及“各郡”，以“三年”為一期，定期輪換，營造出一種“兵無常帥，帥無常師”的局面。與此同時，宋太祖趙匡胤又沿襲了“計首受功”制度，以斬獲的“敵人首級”數量來作為“軍功”的判斷標準，藉以實現對“軍隊”的直接控制，加強皇權，把軍權收歸中央管轄。

先來說說宋朝“計首受功”制度出現的背景及沿襲？

• 宋朝“計首受功”制度出現背景

“熟能生巧”這個詞彙相信大家都知道吧，意思就是做某一件事情熟練了以後，就可以找到竅門，使效率進一步的提升。

但宋太祖趙匡胤所推行的“更戍法”，卻赫然是“反熟能生巧”而行之，要的就是武將對軍隊的不熟悉，換句話來講，也就是讓“武將”沒有辦法在“軍隊”中培養自己的“親信勢力”，也就沒辦法全面的掌控“軍隊”。

從而達到宋太祖趙匡胤抑制“武將”，預防“武將擅權”的目的。不過光憑這一種制度就想要實現加強皇權，把“軍權”收歸中央，牢牢控制在宋朝統治者手中的話，顯然是不現實的。

畢竟，宋朝統治者也只是“一個人”，他也不可能事事親力親為，天天跑到軍營中去帶兵打仗，如此一來，也就與那些“武將”沒有什麼區別，甚至還不如那些武將對軍隊熟悉。

所以，如果宋朝統治者想要實現“軍權收歸中央”的目的，勢必就需要另外一種統治手段來輔助。

也就是宋太祖趙匡胤所沿襲的“計首受功”制度。

• 宋朝“計首受功”制度的沿襲

據《說苑·卷七·政理》中的記載：“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

說的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李悝”，他在魏國發動變法的時候，首次提出了以“功勞”而論獎罰的理論，藉以打擊當時所普遍存在的“世卿世祿”制度的弊端。

也就是要打破戰國時期“人才選拔”僅僅只侷限於“世襲貴族圈”的弊端。

也正是“李悝”這個“以功勞論獎罰”的理論，使得後來秦國變法之時，為商鞅所提出的“軍功爵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計首受功”制度也就此正式登上歷史的舞臺，成了“軍功爵制”的核心授爵標準。

據《韓非子集解·卷一七·定法第四十三》中的記載：“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

意思就是說，“計首受功”制度作為商鞅變法中“軍功爵制”的核心授爵標準，便是以士兵在打仗行軍的過程中斬獲的敵人首級數量來算的，斬獲相應數量的敵人首級，也就是代表相應的“軍功”，之後便可以憑藉這些“軍功”來換取相應的爵位，也就是相應品級的官職。

好比斬獲一個首級，便是“爵一級”，可以換取年俸祿“五十石”等級的官職；斬獲兩個敵人的首級，即是“爵二級”，也就可以換年俸祿“百石”的官職，而後逐級遞升。

藉以激勵士兵在行軍打仗時候的積極性，使得每一個士兵都能夠為了“獲取軍功”而奮勇殺敵，變相的也就提高了“軍隊”的整體戰鬥力。

換言之，秦國之所以能夠統一六國，與“計首受功”制度在戰爭中所發揮出的重要作用肯定是脫不了干係的，否則東漢時期的“王充”也就不會對商鞅做出“商鞅相孝功，為秦開帝業”的高度評價了。

再來聊聊宋朝又是如何通過“計首受功”制度來直接控制“軍隊”，將“軍權”收歸中央管轄的

之後隨著時間的變遷，由於“計首受功”制度在戰爭中對“士兵”所產生的積極作用明顯，故而也就一直這樣延續了下來。

與此同時，宋朝建立初期，藩鎮割據，內亂頻生不說，周邊諸如“大遼”、“吐蕃”、“西夏”、等少數民族也一併崛起，對宋朝邊境多有侵擾，尤以“大遼”對中原的侵襲最為厲害，局勢十分的嚴峻。

再加上宋朝初年所推行的“更戍法”，又讓宋朝“武將”沒辦法全面的掌控軍隊，也就沒辦法得心應手的去指揮士兵作戰，軍隊的整體戰鬥力勢必也就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在面對強大的外敵侵擾時，難免也就有些力不從心。

所以，宋太祖趙匡胤為了能夠激勵士兵，同時還能實現將“軍權”牢牢掌控在統治者手中的目的，也就一併沿襲了“計首受功”制度，以士兵斬獲的敵人首級數量來作為獎勵士兵英勇作戰的判斷依據，一直到後世的宋朝統治者執政之時也一併如此。

就好比《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七》中的記載：“募邊民之驍勇者，並許以得首級者賞錢三千。”

意思就是在雍熙三年，即公元986年，宋太宗趙光義聽信“賀令圖”的提議，借遼帝年幼，打算兵分三路進攻“大遼”，與此同時，宋太宗為了能夠鼓舞士氣，所以在邊境地區招募士兵的時候，就曾下令許諾，士兵每斬獲敵人的一個首級，便可以獲得“賞錢三千”的物質獎勵。

之後到了“檀淵之役”爆發前夕，也就是景德元年，即公元1004年，宋朝統治者宋真宗“趙恆”又一次下達詔書，發佈了一條新的有關“計首受功”制度的獎勵政策。

據《宋會要·兵一八之一》中的記載：“逐處如有強壯及諸色人能為首領，糾集願殺蕃賊者，每人支錢五千；梟十人已上首級，計數賜與外，仰所在給公據，當議更加酬獎，所擒殺到蕃戎職位，優與錄用。”

意思就是說，在宋真宗所頒發的這條有關“計首受功”制度的獎勵政策裡面，已經不再只是單純的給予錢財獎勵了，範圍也不再僅僅只是侷限於“軍隊”體系當中，如果有一些體格強壯的人能夠自行糾集人馬，在斬獲敵軍首級後也同樣會給予“錢五千”的金錢獎勵。

除此以外，如果能夠“殺敵十人”以上的，還會在正常的“金錢”獎勵以外，額外的賜予一些獎勵，甚至於斬獲敵軍“高級將領首級”的話，還能被優先錄用，入朝為官領取“俸祿”。

大家想啊，封建時期的等級劃分是十分鮮明的，士兵入朝為官後與原本的“庶民階層”相比，首先在“階級”層面上就已經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搖身一變成了“官僚階級”，可以享受到宋朝廷對官員的一系列福利待遇。

如此一來，這些士兵又怎麼可能不奮勇殺敵，繼而獲取軍功，努力去實現“走向人生巔峰”的遷升之路呢？

而且俗話說的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就算沒能斬獲敵軍將領首級換取入朝為官的機會，但是那動輒三、五千錢的“財物”獎勵對於普通的“庶民階層”士兵而言，也是具有著十足的誘惑力的。

諸如宋人韓琦所著的《安陽集·卷四七》中，就曾記載著這樣一個案例，說的是在慶曆元年，也就是公元1041年，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率軍南侵，北宋官兵不敵“奔北之餘，股慄無鬥志”，意思就是北宋士兵已經被打到了一種毫無鬥志，就連逃跑時都兩腿發抖的地步。

此時專管“勾麟府軍馬公事”的“張亢”見此情景，在受自己管轄之下的禁軍中挑選了數百人，繼而前去阻攔“西夏兵馬”的追擊，並按照“計首受功”制度大為犒賞。

一時間，致使其餘禁軍士兵“悉慚而奮曰：‘我輩豈不如彼下軍者，願出效死。’軍始復振。”

意思就是通過張亢這種“計首受功”制度的刺激之下，宋朝被打的毫無鬥志的士兵也得以恢復士氣，之後張亢更是憑藉著這股子“士氣”，率軍一鼓作氣擊破“琉璃堡”，斬首“二百餘級”，擊退了西夏兵馬。

當然，這些用於“計首受功”的獎勵，也都是由宋朝廷來“買單”的，武將可沒有那麼多的錢來供給士兵的賞賜。

畢竟早在宋朝初年，宋朝統治者在一邊推行“更戍法”，把武將與“軍隊”分隔開來，讓武將無法全面的控制軍隊的同時，另外一邊也不閒著，又虛設了“三省六部制”，轉而推行了“二府三司”政治制度體系。

把“軍事事務”歸“樞密院”、“政治事務”歸“政事堂”、“財政事務”歸“三司”，嚴格的將“軍、政、財”三權分隔開來，更是把代表“財政稅收”的“戶部、鹽鐵、度支”等“三司”牢牢的掌控在了宋朝統治者自己的手中，由當朝統治者直接管轄。

也就是說，在嚴密的宋朝統治體系之下，宋朝的“武將”除了戰時的指揮權以外，幾乎就可以說是被宋朝統治者完全的架空了，進一步促進了宋朝“中央集權”的進程不說，就算是對士兵“論功行賞”這等繁雜事務，那也得由“宋朝統治者”自己來親自完成。

除非“武將”還有另外的“小金庫”來單獨完成對士兵的“計首受功”，很明顯，這不現實，畢竟一個武將一年的俸祿固然豐厚，但肯定還是不足以完成如此巨大的“財政支出”的。

如此一來，宋朝統治者也就得以藉助“計首受功”制度的推行。

• 一方面緩解了因“更戍法”所帶來的軍隊整體戰鬥力被削弱的弊端，加強了士兵在戰鬥時候的積極性，間接的提升了“士兵的戰鬥力”。
• 另外一方面又由於“財政大權”在統治者的手中，從而把對士兵的“賞罰權力”也集中在了宋朝統治者的手上，那麼士兵想要獲得獎勵的話，就得聽宋朝統治者的話。

由此，宋朝統治者也就這樣間接的實現了對“軍隊”的直接控制，把“軍權”收歸中央調度，加強了皇權。

但是呢，宋朝“計首受功”制度的推行，固然對宋朝統治者提升士兵戰鬥力，加強皇權，將“軍權”收歸中央等方面都有著顯而易見的積極意義，也均取得了很顯著的效果。

不過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

宋朝“計首受功”制度的弊端

就好比宋朝右諫議大夫“楊偕”，就曾在《宋會要·兵一八之三》中留下了這樣一句言論：“有斬首受賞之條，使其眾必爭之。”

意思就是說，在行軍打仗過程中，有了憑“敵軍首級”兌換獎勵這一條，就使得很多士兵會因為“搶奪首級”而大打出手，無心與敵軍交戰，甚至是貽誤戰機，反而得不償失。

咱們可以做一個假設，在一場戰爭中，如果一個士兵剛剛打敗了一個敵人，偏偏此時的敵軍又處於潰逃階段，他如果下馬獲取“敵軍”首級的話，勢必就會導致敵軍逃的更遠，無法更為有效的追擊敵軍。

但他如果不下馬的話，等後面再回來的時候，這個功勞可能就會被“別人”給搶跑了，更何況後面還不一定就能打贏了，萬一人家只是戰略性“撤退”呢？

在這種情況下，你說這個士兵會怎麼選？很明顯，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士兵還是會選擇先下馬“獲取首級”，然後再行追擊。

就像那個“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的寓言故事一樣，這些士兵勢必不會因為前方那“未知”的獎勵以及風險，就願意放棄現在這已經“唾手可得”的獎勵的。

南宋“李綱”也曾在《梁溪集·卷一四四·御戎論》明文提到過這一點：“戰士知首級之為貴也，兵刃既接，幸而勝之，每殺一人，則必下馬斬首，久而後得，奔北之寇已鳥散而遠遁矣。”

意思就是說，戰士在打仗過程中，都知道每一個“敵軍首級”所代表的便是一筆高額的賞錢，故而在與敵人交戰僥倖獲勝的情況下，每戰勝一個人，也就必然會先下馬斬獲首級。

但斬獲首級之時必然是需要花費不少時間的，等戰士再度上馬征伐的時候，逃跑的敵軍早已作鳥獸散，跑的不見蹤影了。

除此以外，宋朝對“計首受功”制度的推行，其潛在的巨大“利益”，也引起了一些官員的“貪婪”，不惜弄虛作假，聯合起來虛報首級數目，藉以矇騙“獎勵財物”。

就好比發生於紹聖四年，即公元1097年的“白草原之戰”，宋軍大獲全勝，不過在“論功行賞”的環節，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使“鍾傳”卻弄虛作假，把實際“首級數量”虛報了近十倍之多。

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三》中的記載：“斬獲約四千級，及殺獲首領頗多。”

意思就是“鍾傳”在捷報中彙報的數量是斬獲了“四千餘”敵軍首級，而且還有頗多的“頭目首領”。

但是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九》中的記載：“止有四百餘級在會寧以裡棄埋，定驗有實。餘皆在界外棄埋，難以定驗。”

顧名思義，就是這場“白草原戰役”，真正能經得起查證的“敵人首級數量”僅有四百餘，剩下的都無從查證，也就是說，“鍾傳”正如上文所說那樣，虛報了近“十倍”。

其所代表的意義不言而喻，無非就是官員相互勾結騙取賞金罷了，而且據宋朝廷後來的調查結果來看，參與到此案的官員竟達到了32人之多。

結束語

當然，“計首受功制度”所附帶而來的那些弊端，這些封建統治者自然也不會坐視不理，就這樣任其肆意的發展下去。

否則也就不會在其自戰國時期出現以後，還會一直被一些朝代的統治者一代又一代的沿襲下去，並加以改良和完善了。

就好比在宋《武經總要·制度·賞格罰條》中，就記載著一系列專門針對這些弊端的限制條例，諸如：“賊軍棄仗來降而輒殺者，斬；合戰取他人所獲首級者，斬；若眾力殺獲，不辨主名，輒取首級者，亦斬。”等等。

意思就是從各個方面來限制那些投機取巧，企圖矇混過關、矇騙朝廷獎勵的人，包括但不限於前文曾提到過的那些諸如搶奪他人所斬獲的首級、虛報首級數目。或者是士兵徇私枉法，殘忍殺害平民、肆意殺害俘虜等等狀況。

而且懲罰力度也是十分苛刻，動輒就是處斬問罪。

所以，如果我們能把以上種種言論都綜合到一起的話，不難發現，單論對封建時期加強皇權，將“軍權”收歸中央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而言的話，宋朝統治者所推行的“計首受功”制度，屬實還是有其積極的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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