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箭腾空，第52、53颗北斗导航卫星，进入浩瀚星空，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核心星座部署完成，距离全球组网更进一步。
51年艰难历程，你可知道，我国卫星导航系统走过怎样一段路程？1968年7月，一份标着“绝密”字样的文件呈上最高决策层的案头，受到重视。国防科工委指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尽快完成论证，时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有关问题展开论证。
5个月后，海军就《关于研制和建设对潜艇指挥通信、导航系统事》在天津召开座谈会，会期36天。海军阐述了发展卫星导航系统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就一些战术使用问题提出了要求。来自各方面的技术专家讨论认为，发展卫星潜艇导航通信技术难度太大，短期内难实现，可以先研究发展水面上卫星导航系统。
就此，来自军方和地方的科学家围绕以“691”为代号的军民两用卫星导航系统项目展开深入论证，项目组初步确定卫星导航覆盖区以南、北纬80°为主，三星组网，轨道近地点1000千米。
关于卫星研制，项目组也有两种打算，一种是以“东方红”备份卫星为基础，拿掉短波发射机和《东方红》音乐装置，安装双频测速导航系统，研制出快速试验导航卫星，第二步是边试验、边研制应用导航卫星。第二种打算，是不搞试验卫星研制，直接按照海军要求研制应用导航卫星。
第二种打算遭到钱学森的反对，他认为搞卫星和搞火箭应该按研制程序办事，先搞试验星，再搞应用星。
1972年3月4日，钱学森建议得到批准，“灯塔一号”卫星导航项目正式命名启用。遗憾的是1980年12月31日，因卫星导航系统技术落后、财力难以承担巨额开支，加之美国子午仪卫星导航系统向民间用户开放，科工委不得不撤掉“灯塔一号”。尽管“灯塔一号”项目无奈下马，但它为我卫星导航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0年之后，陈芳允提出，利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进行定位导航的设想，可惜的是，这一方案并没有引起重视。1985年4月，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召开测地会议，陈芳允再次提出“双星定位通信系统”问题。巧的是，测绘局副局长卜庆君和国防科工委参谋范厚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更重要的是就在4月中旬，卜庆君刚刚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GPS全球定位系统国际运用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他获悉GPS导航系统分为军用和民用两套，只要美国军方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单独屏蔽、限制国内外用户使用GPS定位系统。
通过陈芳允的介绍，卜庆君等人更加意识到建设独立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性。回到北京，卜庆君立马汇报了情况，获得支持。1986年4月，有关部门就双星定位通信系统的具体问题召开会议，一开始很多人反对立项，经过激烈争论和和深入交流，大家形成统一意见，认为应该从战略安全的高度认识自主研制卫星导航问题，“双星定位导航通信系统”作为预研项目获准立项。
1986年9月下旬，“双星定位通信系统”演示工作于25日展开。北京某用户设备利用我国定点于赤道上空东经87.5°和110.5°的两颗通信卫星进行试验，卫星定位用户位置与实际位置误差在20米之内。不仅如此，此次演示还进行了简单的报文通信和时间播报，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利用两颗卫星实现地面位置定位、通信和定时一体化尝试。
尽管有了成功的尝试，但离正式立项、工程研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囿于当时财力物力，“双星定位通信导航系统”申请立项伊始，便遇到经费不足的难题。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恰在此时，我国另外两个卫星项目已经正式启动，且这两个卫星项目刚好都有一个备份卫星的指标。经过多方努力，这两个备份卫星指标挪给了卫星导航项目，就此，“双星定位导航通信系统”正式上马，代号“北斗一号”。不少参与此计划的工作人员感慨：北斗一号是“借”来的，决不能辜负！
创业艰难百事多。“北斗一号”刚刚启动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承担导航卫星设计工作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因需优先保障神舟飞船的研发任务，建议将“北斗一号”的导航卫星设计工作迁往航天八院，这就意味着“北斗一号”要从头再来。最后权衡利弊，没有将“北斗一号”卫星研制工作迁入上海。
虽然“北斗一号”工程投入小、见效快，但也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定位精度低、定位速度慢、接收设备体积大，最重要的是不适合军用。因为“北斗一号”采用的是有源定位方式，发射无线电很容易被对方无线电侦查发现，不利于保密。
鉴于此，在“北斗一号”研制过程中，项目组就开始第二代北斗系统的论证工作，但是直至2003年才正式立项，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伊拉克战争的刺激。让我方人员影响最深、最刺激的是，伊拉克战争期间，中远公司一艘远洋货轮途径印度洋时，被美军拦截，要求停船检查。这艘货轮拒绝美军这一无理要求，继续前行，可是没多久，就发现GPS导航系统失灵了，不得不停止前行。
这更加促使我们加紧推进北斗导航系统的建设。2007年4月14日，首颗第二代北斗卫星进入中高轨道，随后12年时间，北斗导航系统建设步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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