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對：奧涅金
安娜·卡里娜於這週末去世——享年79歲——僅今年一年，我們就失去了法國新浪潮中的三位重要人物。1961年，卡里娜嫁給讓-呂克·戈達爾的那一年，米歇爾·勒格朗——他今年一月份也辭世了——指導她錄製了《La chanson d’angela》，她後來在戈達爾的《女人就是女人》中演唱了這首歌。
《女人就是女人》（1961）
同年3月去世了的阿涅斯·瓦爾達曾導演了由卡里娜和戈達爾主演的《麥當勞橋上的未婚妻》，這是一部無聲的喜劇短片，瓦爾達後來把它納入了她的第二部長片《五至七時的克萊奧》（1962）。
《麥當勞橋上的未婚妻》（1961）
卡里娜後來還繼續與賽日·甘斯布等人一同錄製，以及與雅克·裡維特、賴納·維爾納·法斯賓德、盧基諾·維斯康蒂、喬治·庫克、託尼·理查德森和拉烏·魯茲等各位導演合作。
她甚至還自導自演了兩部電影——《共同生活》（1972）和《維多利亞》（2008）。她也寫了四部小說。但是任何關於卡里娜璀璨的職業生涯的討論，總是會回到她與戈達爾合作的那七部長片。
《共同生活》（1972）
不管公平與否，正是這種短暫卻非凡的合作關係，引得評論家們繼續遐想。「自從約瑟夫·馮·斯登堡和馬琳·黛德麗之後，還沒有一個導演加明星的組合如此強大，」大衛·厄倫斯坦在《綜藝》上寫道。
2016年，卡里娜帶著《法外之徒》（1964）的最新修復版來到英國和美國，毫不避諱地侃侃而談她與戈達爾在一起的歲月，導演凱維赫·扎赫迪提出，這七部合作的作品，「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作品序列了。」
《法外之徒》（1964）
扎赫迪為《Filmmaker》寫的文章，可能進一步論證了這一點，他補充說，「戈達爾和卡里娜的關係成為了這些電影隱藏的主題，此外，戈達爾對這一段長達五年的、起起伏伏的關係的追蹤，擁有一種神秘的詩意，這甚至超過了費里尼和伯格曼分別與朱麗葉塔·馬西納、麗芙·烏曼的終身合作所能夠實現的詩意。」
卡里娜在接受《紐約時報》的格倫·肯尼采訪時表示，她和戈達爾「當時並不認為我們在重塑電影，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我們跑來跑去，在街上開槍，躲在樹後化妝……你總是以一種活躍的方式在場景中穿梭，而不是說是在演戲。」50多年過去了，我們很難想象，這種輕盈的感覺，再加上戈達爾激進的風格創新和卡里娜飾演的角色的開放性魅力，會對觀眾產生多麼驚人的影響。
「無論是扮演街頭妓女還是恐怖分子，」安妮塔·蓋茨在《紐約時報》上寫道，卡里娜「設法讓自己顯得風情萬種，她有著深色的頭髮、纖細的劉海、濃重的眼線，衣櫥裡滿是水手製服上衣、膝襪，還有從貝雷帽到船伕帽的各種風格活潑的毛呢頭飾，看上去非常時髦。」
在《Film Stage》的尼克·紐曼看來，卡里娜出現在銀幕上「常常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她既聰明又愚蠢，既可能沉迷於卡通式的肢體動作，又可能展示自己的超自然之美，而且眼睛後面總是藏著什麼。」
眾所周知，戈達爾第一次看到卡里娜，是在棕欖廣告中她在浴缸裡笑盈盈的樣子。她是一兩年前來到巴黎的，在此之前，她是在丹麥長大的，那時候名叫漢娜·卡琳·拜爾，而且在單親媽媽、祖父母和養父母之間轉來轉去。14歲時，卡里娜已經開始寫短篇小說，並在戛納上映的一部丹麥短片中亮相。
17歲時，卡里娜逃到法國，在巴黎的頭幾個星期她幾乎是露宿街頭。在Les Deux Magots咖啡館，一個星探發現了她，她幾乎立即開始了模特生涯。傳說是可可·香奈兒建議她改的名字。
戈達爾在他的第一部長片《精疲力盡》（1960）中給了她一個小角色。這部戲需要拍她的裸身鏡頭，所以卡里娜拒絕了。那棕欖的廣告呢？戈達爾反駁。卡里娜向他保證，是他在想象中看到了自己的裸體。她不僅穿著游泳衣，而且全身都是肥皂泡。一年後，戈達爾邀請她主演他的第二部長片，正是在1960年拍攝《小兵》時，他們墜入了愛河。
《小兵》（1963）
《小兵》因其虐囚場景在法國被禁了三年，正如德魯·亨特在《Slant》上所說的，它「描繪了法國武裝部隊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衝突時令人厭惡的畫面」。米歇爾·索博飾演布魯諾·福雷斯特頓，他是一個住在日內瓦的法國特工，愛上了卡里娜飾演的神秘的維羅妮卡·德萊葉。
「在這部電影的核心部分，」斯科特·法德斯在2013年的《村聲》裡寫道，「布魯諾在卡里娜飾演的維羅妮卡的公寓裡的場景中，和對方討論了愛情、死亡和戰爭——這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場景，同時包含了審訊和誘惑，在這個過程中，索博說出了戈達爾永恆的格言，『電影是每秒24幀的真理』。」
在戈達爾的第一部彩色電影和寬銀幕電影——歌舞喜劇《女人就是女人》（1961）中，兩個男人（讓-保羅·貝爾蒙多和讓-克洛德·布里亞利愛上了卡里娜飾演的安吉拉——一個渴望有孩子的脫衣舞女。
《女人就是女人》（1961）
《紐約時報》的A. O. 斯科特寫道，這部電影是對「電影愛情是拍攝電影的原料」這一理念的「令人陶醉的表達」。「這個概念最純粹的體現就是卡里娜自己，她朝著露易絲·布魯克斯和克勞黛·考爾白的方向後退；向奧黛麗·赫本側身；接下來又向奧黛麗·塔圖和茱莉婭·羅伯茨靠近。在這部影片中，她一邊扮鬼臉、一邊嘆氣、一邊哭泣、一邊咯咯地笑，假裝自己是電影明星——而在這個過程中，她變成了電影明星。」
2016年，《紐約客》的理查德·布羅迪認為，在卡里娜與戈達爾合作的電影裡，「卡里娜不以角色為中心，而是以自己為中心，她也許在鏡頭前比在私生活中更充分地展現了自己，以創造一個持久的自我形象。卡里娜並沒有成為她所扮演的角色；而是她們成為了她。在這方面，她與戈達爾的合作（就像他的電影中的其他演員一樣）接近瓊·克勞馥、約翰·韋恩或其他好萊塢偶像的成就，他們的侷限性和藝術性是密不可分的。」
戈達爾以《隨心所欲》（1962）迴歸黑白電影，卡里娜飾演娜娜，她離開了丈夫和孩子，卻發現自己獨身一人無法維持生計。在這部電影最著名的場景中，她在影院壓抑的黑暗中觀看了德萊葉的《聖女貞德蒙難記》（1928），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隨心所欲》（1962）
「說這一微小時刻對電影產生了重要影響，沒有一點兒高估，」邁克爾·阿特金森在與我們的文章同時發佈的文章中寫道，「戈達爾一下子就將以下內容圖像化了：法國電影的生活方式、整整一代人對作為藝術形式的發現、經典電影能夠是悲劇的、浪漫的、極富魅力的，以及典型的戈達爾主義思想——電影永遠是關於它們自己的電影性的……
你去看卡里娜，去理解她與戈達爾的鏡頭之間的神秘關係（戈達爾與任何其他女演員、卡里娜與任何其他導演之間都沒有那種迷人的親密關係），不是因為她有著固執的信念，而是因為她本人，電影時刻所捕捉到的鮮活的她，就像是在琥珀中一樣。」
《法外之徒》中，有一場永恆的戲——卡里娜、克洛德·布拉瑟和薩米·弗雷三人分別飾演的三個小賊，似乎沒有任何理由地就從咖啡桌上起身，跳起麥迪遜舞來，瘋狂地在盧浮宮裡奔跑。
約書亞·克洛福寫道，這部電影「一開始似乎拍的都是姿態，而非是一部單獨的、連貫的戲劇。」但它是一部「有主題的電影——不是黑色電影，也不是政治電影，而是一部愛情電影。
就像很多戈達爾的電影一樣，這是一個帶著子彈的愛情故事。」卡里娜經常說，她和其他演員花了三週時間來練習麥迪遜舞，排練的時間比其他戈達爾的電影中的任何一場戲都要長。
「人們總是指責我們即興創作，」她在2001年的《美國之聲》節目中對邁克爾·阿特金森說，「但這絕對不是真的。讓-呂克的劇本總是經過仔細修改的，紅頁、藍頁、黃頁。當然，他經常當場創作對話臺詞，但一切都是事先排練好的。」
當他們準備拍攝黑色科幻電影《阿爾法城》（1965）時，戈達爾和卡里娜已經分手了。他們於1964年12月離婚。卡里娜始終對作為導演的戈達爾保持著最大的尊重。「他真是個天才；你必須完全信任他，」她告訴阿特金森。但她也經常與採訪者坦率地談論作為丈夫的戈達爾可能會冷漠無情。他會說自己出去買菸，然後一次出去三個星期。
《阿爾法城》（1965）
在《小兵》（1965）的片場，戈達爾和卡里娜「幾乎無法互相交談，當他們說話時都是在謾罵和咆哮，」大衛·湯姆森在2009年為《視與聽》撰文時寫到，他暗示說「作為諷刺家和分析師的戈達爾之所以拍這部電影，僅僅是因為他有一種受虐的衝動，想讓他前任在每次看他的鏡頭時，都把她最後的感情掐滅。」
在拍攝他們最後一部合作的電影《美國製造》（1966）時，戈達爾為卡里娜寫了一段複雜的獨白，並堅持立即拍攝。格倫·肯尼指出，她回憶起2016年兩人談話中的那一刻，「她的懷疑和憤怒讓人覺得她好像對昨天發生的事情感到不安。『他在愚弄我，他是故意的，』她勃然大怒。」
《美國製造》（1966）
《安娜》（1967）是卡里娜繼和戈達爾合作之後的職業生涯裡眾多亮點之一。這是一部由皮耶·寇拉尼克為法國電視臺製作的色彩豐富的歌舞片，其中還有讓-克洛德·布里亞利、瑪麗安娜·菲斯福爾和賽日·甘斯布出演，卡里娜顯然與他們相處得很愉快。
《安娜》（1967）
「我們說俚語，喝紅酒，吃奶酪，」2016年，她對《電影評論》的永卡·塔露說道。「他更有趣。」喬治·庫克也是如此，他執導了卡里娜出演的《賈斯廷》（1969）。「我真的很愛他，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她告訴塔露。
「每次他來巴黎，我們都會見面……庫克教了我很多。他對我說『安娜，你知道臺詞，然後你用令人不悅的方式來說，或是用生氣的方式、哭泣的方式、歇斯底里的方式、滑稽的方式。然後你想著入眠，後來你就會發現，當你第二天早上來片場的時候，你會做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去年雅克·裡維特的《女教徒》（1965）的修復讓許多人重新評估這部改編自德尼·狄德羅的小說的電影。這部電影兩度被禁，直到1967年法國審查制度終於允許該片在戛納首映。
《女教徒》（1965）
2006年，基思·烏利希在《Slant》上撰文指出，《女教徒》「基於安娜·卡里娜飾演蘇珊娜時從即將沸騰到真正爆發又復歸前狀的表演。
蘇珊娜是沒落貴族的私生女，實際上也是十八世紀腐敗的宗教等級制度的犧牲品。」今年早些時候，艾德里安·馬丁寫道，「卡里娜既受到了祝福，又受到了詛咒（無論在當時抑或是現在），她被貼上了偶像的標籤或是新浪潮的標誌；幾乎每個讓她出演的人都利用了這種聯想，很少要求她扮演任何有深度的個人角色。《女教徒》是這條規則的例外：從各個方面來說，這個角色都顯示了她作為演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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