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90歲的資中筠老人禁足家中，每日密切關注著疫情的變化，感時憂世。
在17年前的那場“非典”疫情中，她曾寫下《“非典”與“五四”精神》《痛定思痛話“非典”》等文章，反思體制的弊病，呼籲尊重科學和人道精神。然而當疫情再次來襲，她發現當年批評的諸多現象又一次重演，這令她心痛不已。
資中筠的一生歷經風浪，然而，無論在職還是退休，她都以家國天下為懷，自覺承載知識分子失落的道統，以凜凜士人風骨，倡言理性與公義，思索潛藏於人性、文化和制度中的諸多根本性命題。
資中筠，1930年生，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前所長、博士生導師。專業之外旁涉中西曆史文化，關注中國現代化問題，撰有大量隨筆、雜文，並翻譯英法文學著作多種。著有《感時憂世》《士人風骨》《坐觀天下》《不盡之思》《閒情記美》《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二十世紀的美國》等作品。
雖至鮐背之年，仍不改憂國之思。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這位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出版了研究美國公益基金會的著作《散財之道》，此後又花費12年時間不斷增補、重版此書，最近第四版題為《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再版。每逢災難，公益組織和志願精神的重要便隨之彰顯，多年來，她對公益慈善的認知不斷深化，對中國的公益事業亦多有參與。
這些日子，生活平靜的老人雖有鋼琴做伴，然而時常心潮起伏。“雖然已接近生命的尾聲，但是做不到心如止水，喜怒哀樂常為與自己不相干的事所觸發。”拳拳之心，溢於言表。在這個特殊時節，我們請老人在我們的欄目“疫期讀書”欄目談了談自己的疫期生活，以及對疫情防控的思考。她說，此時此刻需要的是良心和良知，要恢復用自己的頭腦按常識和邏輯來思考問題。對於一些社會冷漠症，她引用先哲之言，指出“愛的對立面不是恨，而是冷漠”。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徐偉
每逢大災，
人性善惡都充分顯示出來
新京報：這個漫長的假期，你是怎麼度過的？與平時有何變化？心態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起伏？
資中筠：我已退休多年，所以無所謂假期。好多天足不出戶的情況也常有。不過這次特別長，也沒有朋友來訪了，當然有點憋得慌。希望能早日恢復正常。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我雖然已接近生命的尾聲，自己生活平靜，衣食無憂，但是做不到心如止水。喜怒哀樂常為與自己不相干的事所觸發。這些日子更是心潮起伏異於尋常。和大家一樣，我的信息來源基本是手機微信和網絡媒體。每天都有事使我悲傷或感動至於落淚（我是有淚不輕彈的）；也有事使我十分憤怒，有時真想拍案而起。
互聯網猶如萬花筒，折射出世道人心。每逢大災，人性善惡都充分顯示出來，這次也不例外。從普通人中湧現出大批仁人義士和許多感人事蹟、壓不住的正義呼聲，危難中見人性的閃亮。平時溫文爾雅，埋頭自己專業的人士這次表現出熱血沸騰，急公好義。有少數在夾縫中生存的媒體和媒體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記者不顧危險奔赴一線，盡其所能努力挖掘真相，衝破阻力，傳遞給公眾。媒體人的這種敬業、勇氣和擔當令人敬佩。在這樣的環境中，還有一些媒體人的存在，令人感到一絲欣慰。還有近年來蓬勃發展的公益組織、公益理念和志願精神也發揮了特有的作用。凡此種種，證明公道自在人心，多數人的血是熱的，民間孕育著充沛的善的力量，給點陽光就燦爛。
最心疼的是那些在一線的醫護人員，他們都是普通人，現在被逼成“英雄”，犧牲的概率也最高；他們都是血肉之軀的凡人，如今在“天使”的桂冠下，做無所不能的超人。他國的醫生只需對病人負責，唯一要對付的是疾病，而我國醫生要應付不知多少專業以外的問題。而且，他們工作條件和環境之艱苦，醫患比例之懸殊，發達國家的醫務人員是難以想象的。他們不需要虛辭浮藻的吹捧，需要的是切實的人力、物力的支持，符合正常人的作息時間和工作條件，基本權利得到保護和尊重。
《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資中筠著，新經典文化｜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9月版
新京報：疫情期間，對你衝擊最大的事件是什麼？對你個人生活造成的影響主要有哪些？
資中筠：我本人是安全的，附近沒有疫情，小區管理很好。個人基本生活也還沒有受太大影響，沒有焦慮的理由。但是，想到整個管理體制的情況，還是不免於心慼慼。越是看到主流高昂樂觀的調子，就越缺乏信心，愈加擔憂。
很多事對我情緒衝擊都很大。較早是那個“訓誡”事。不但此種做法令人憤慨，而且17年前的SARS記憶猶新，一葉知秋，隱約感到情況不妙。後來事態證明我並非杞憂。武漢封城之後，見到視頻中那位父母官面對記者關於醫護人員防護設備不足等具體問題的提問，竟硬著頭皮、厚著臉皮堅持答非所問，埋頭讀那空話連篇的稿子；還有某醫院護士因物資不足向社會呼籲求助而被逼檢討；還有外來打工者不論是否感染，無處收留，流落街頭之事，等等，都使我很難平靜。
民間公益的發展是大勢所趨
新京報：疫情期間在讀什麼書？為什麼選擇這些書？閱讀過程中有哪些感想？
資中筠：很慚愧，與很多朋友相反，我沒有靜下心來讀書。如上面所說，我這些日子和年輕人一樣成為低頭族，大量時間看手機。拜互聯網之賜，至少還有一些封不住的真實信息，當然其中泥沙俱下，需要自己判斷。最近看到陳國強院士等幾位醫生最新發出的《深刻反思新冠疫情暴露的十大問題》，這篇文章根據專業的洞察力，直面問題，同時提出積極建議切中要害。
其餘時間是彈鋼琴。這些日子彈琴比平時多。而且根據專業朋友的指點，趁這個機會像學生一樣認真練練基本功。幸虧還有這項愛好，可以佔據身心，鬆緩情緒。
新京報：疫情期間是否看了什麼電影或電視劇？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有哪些感受？
資中筠：朋友在微信上轉給我一些好電影，但是我不善於在手機上操作，所以還沒有看。為消磨時間，晚上隨便瞎轉電視頻道，偶有吸引我的就看下去。有的明知無聊，為休息腦子或轉移注意力，也看一看。比較完整地看了大半部電視劇《新世界》。儘管有些情節不近情理，但演員都不錯。吸引我的還有一個原因，電視劇所表現的時間段（1948年12月中旬至1949年1月），恰巧我就被圍困在北平城內，既不能出城返校（清華），也回不去天津的家，在北平東城我父親的朋友家蝸居了幾周。所以，電視劇喚起我對那個時段北平居民生活和街道衚衕的記憶。
電視劇《新世界》劇照。
故事當然是虛構的，但背景環境和老北京小百姓的生活狀況和心態還不那麼虛假，特別是對舊警察的描述不臉譜化，所以有興趣看下去。問我感受，看後第一個感想是在現實歷史中，像田丹這樣的人物，在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能過得了關嗎？她這樣的個人經歷和社會關係“交代”得清楚嗎？那些充滿理想、為新世界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者，迎來了勝利的喜悅，但難以預料以後的命運。
新京報：近期是否有在寫作或翻譯什麼作品？此時做這項工作有何特殊感受？
資中筠：沒有寫什麼作品。作為研究，我當前還是關注公益事業的發展，這涉及資本主義國家進入新時代正在發生的演變，可能會產生深遠影響，國際研究界較少注意這方面。我已經寫過不少這方面的書和文章，準備以後再補充一些新材料。
民間公益的發展在全世界是大勢所趨，在我國也不可阻擋。每逢災難它們的作用都凸顯出來，災難越大，作用越明顯。民間蘊藏著強大的向善的能量和智慧。孫中山先生曾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我們看到在災難中也有許多個人做好事，但原子化的個體力量終歸有限，需要組織起來。這種組織應該是在自願基礎上百花齊放，而不是一家獨大，更不能大一統。從汶川地震起，救災物資通過一家官方指定的組織操作，已經屢次證明不可行。不知出於何種考慮還堅持這樣做。這次證明，凡通過其他途徑直接與接受方對接的做法，援助物資都及時有效。事實證明，我國近幾十年來蓬勃發展起來的民間形形色色的公益組織，是聚集社會健康力量的平臺，並對社會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尊重事實，尊重科學，尊重專業
新京報：你認為對於此次疫情的暴發和應對，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反思的？有哪些政策建議？
資中筠：應該反思的太多了。這也是我在這個期間想得最多的，以至於夜不能寐。首先，經過17年前的“非典”，我們吸取了什麼教訓，亡羊補牢了嗎？翻出了我2003年9月發表的舊文《痛定思痛話“非典”》，如果隱去日期，似乎就是在說當下，當時的擔心不幸而言中，當時的“期待”，似乎更遙遠。試摘錄幾段充當現在的反思：
當前最重要的、扭轉被動局面、舉世矚目的變化就是從信息不公開到公開。人們所期待的也正是這意味著一種真正的覺悟，是通向進一步改革的突破，而不是被動的權宜之計。……最重要的標誌，首先是對最早促使真相公開化的蔣醫生的態度。……是鼓勵還是忌諱說真話的試金石，也是有沒有決心改弦易轍，承認公民知情權的試金石。
……
誠然，非常時期行非常之事，……但是，非常手段是不得已的，人民的正常福祉靠的是能夠長治久安之計。這一次後期採取的非常手段，有些是本來早該採取的正常手段，有些是不得已的救火行為。如果原來有一個健全的“可問責”的政府，一貫尊重公民知情權，實行信息公開；如果流行於各級政府中的注意力，不是在“形象”，而是在百姓的真正疾苦；如果普通百姓具備與現代國民相稱的公民意識和維權途徑，那麼當災難襲來時，應對的機制會及時有效得多，至少不必發展到這樣“非常”的程度，再採取非常措施。許多具體的、常識性的事，本來是每一個有關人員和有關單位負責人的職責範圍，如果事事都要訴諸領導，再英明的領導也沒有三頭六臂，在龐大的官僚機構中的其他人豈非都是尸位素餐？何況，這種非常手段即使在現體制下也是行之不遠的。
……
實際上，政府後期抗SARS取得成功，還是由於採取了科學的態度，其中包括把對人的生命的考慮放在其他傳統的考慮之上、主動與國際合作、信息公開化，等等。人們有理由期望沿著這一方向繼續前進，更期望能舉一反三，運用於其他嚴重性不亞於SARS的疫病……但是人們也有理由像擔心疫情一樣，擔心舊的一套的“反彈”。儘管“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是經常被引用的成語，中國人對於慘痛的經歷卻是相當善忘的，更確切地說，是容易被導向忘卻的。
……
《資中筠自選集》，資中筠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17年後，大同小異的腳本又在武漢上演一次。最後不得不採取非常措施。然而與上次相比，疫病蔓延之廣，情況之嚴重，控制之難，何止以道里計？這些都有目共睹就不必多說了。另外，相對於成倍增長的需求，醫療資源更加短缺。短期內以“舉國”之力建成臨時醫院，然而硬件可以速成，有專業訓練的醫生護士卻無法速成。亡羊而不能補牢，令人痛心。
特別需要反思的是“人道主義”的缺失。一部分民眾在這種文化的薰陶下，自己缺乏人道主義，而且還不相信別人具備，以小人之心度人。別人做好事就懷疑其動機，吹毛求疵，甚至汙名化。韓紅的遭遇是典型例子。還包括狹隘的極端國家主義，什麼事都和國家間的“敵我”聯繫起來，對待國際人道主義援助也是如此。不但不感恩，還出現各種匪夷所思的陰謀論。外國科學家願提供合作，共同克服疫病，被稱作“黃鼠狼給雞拜年”……以至於他國發生疫情竟有人幸災樂禍，更加是喪失人性。
當下這種思維還突出表現在對待中醫藥問題上。本來很自然，中西醫結合如證明有效，值得推廣。如果實踐證明某些中藥有積極作用，當然應該採用，醫務界有不同意見也是科學問題。但是在某些輿論中，又與“愛國”和“弘揚民族文化”扯在一起，信奉中醫成了“民族大義”。最近見到與此有關的最極端的“陰謀論”，是說當年美國人在中國建立協和醫學院，就是帝國主義消滅中醫，進而消滅中國文化的大陰謀，而且已經得逞云云，連用“科學”態度研究中醫學都是“陰謀”的一部分。如此荒唐無知的言論，說得振振有詞、洋洋灑灑，竟獲得不少點贊。
還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實現法治的問題。最近法律專家指出，實際上我國早已制定應付此類緊急情況的法律，發現疫情的初期，各級官員和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採取措施是有法可依的，並不需要層層報批。但是，不習慣依法行事的父母官或者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法律，或者知道也仍然不敢不揣摩上級領導意圖，因為如果上面怪罪下來，法律是不能做“擋箭牌”的。缺乏法治觀念，既造成不作為，又造成權力的任性。根據以上的反思，不敢提“建議”，只能說希望：
1.全民自上至下進行科學精神和人道主義教育。把理念和事例收進教科書，代替空洞說教。
2.允許人說真話。“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加強信息公開，維護公眾知情權，做到言者無罪。
3.尊重事實，尊重科學，尊重專業。對於疾病，最先掌握第一手情況的是醫生。首先提出警示是醫生本職，不要重複“吹哨人”受訓誡的悲劇。
4.加強法治，依法治國。非常時期尤其重要。對全民實行普法教育，俾使人人自覺守法、守紀，按規則行事。日本能對疫情采取比較放鬆的管理辦法，有賴於全民對災害的訓練有素和守法的自覺性。
5.放鬆對民間團體的束縛和限制。充分認識現代社會民間組織，特別是公益性組織，必不可少的積極作用，將“相信群眾”的口號落到實處。
最後，希望某些媒體和妙筆生花的寫家們多關注些民間疾苦，多一些反思。醫護人員已經忙得焦頭爛額，媒體如果不能為他們紓困解難，至少別去添亂，讓他們配合宣傳的需要而浪費時間精力。現在連“拐點”都還沒有看到，對病毒來源與防治的研究還在進行，許多情況尚無定論，湖北人民還在水深火熱之中，一幕幕人間慘劇還在發生，疫病還有向全世界蔓延之勢，至少現在還不是慶功的時候。
一切應以人為本，
以控制疫情為目標
新京報：你認為我國目前的公共衛生系統建設，有哪些不夠健全之處？類似的公共衛生事件，政府救助和民間自救該如何協同？
資中筠： 前面提到的最近陳國強院士等幾位醫學專家發表的文章，提出的問題和建議正是我想說而說不到位的，確實是專家瞭解實情，都是直率中肯之見。有他們這些真知灼見，我就不作野叟獻曝的建議了。但願他們的建議能得到實現。
不過，我根據自己直接和間接對醫療現狀的體會，早有一些想法想一吐為快。我感到我國的醫療體系需要做根本性的改革，已經刻不容緩。在當前這場瘟疫中弱點暴露無遺。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發達國家如日、歐、美的醫療資源與人口的比例是與我們不可同日而語的。我們醫護人員平時工作之辛苦，他們很難想象，當前疫病感染者的隔離條件，他們與我們也有天壤之別。如果我們醫護人員有他們的防護設備，感染率、死亡率絕不會那麼高。所以，他們不論出於什麼動機，或是善良的無知，那些溢美之詞，只能是飽漢不知餓漢飢，甚至是類似“何不食肉糜”。我們自己的甘苦應該心裡有數。
且不說非常時期。平時我國醫患供需關係嚴重失衡，已成惡性循環——普通民眾看病越難，醫患關係越緊張，醫生負荷越重，工作條件越惡劣，越難耐心細緻，患者就越不滿，導致非理性發洩。醫療資源的核心是醫生、護士，惡性事件屢屢發生導致原來最受尊敬的醫生職業令人望而生畏。今後醫學院招生更難，已在職的醫生或出國，或改行，誰還給我們看病？由於平時醫療資源短缺，到非常時期更加捉襟見肘。當前集中大量醫院和醫護人員抗擊新冠病毒，又有多少其他急需的病人得不到及時治療而被犧牲。這個問題盡人皆知，不必多說。
解決“看病難”、一床難求的問題，首先是增加醫療資源，大力提高公立醫院醫護人員的基本待遇，使其所得與付出相稱。改善工作環境，使醫生安心、專心解決疾病問題，而不必考慮其他，更不應有“創收”任務。與提倡尊師一樣提倡尊醫，使醫生重新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這是長遠之計。
《老生常談》，資中筠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1月版
在眼前，現有的醫療資源分配嚴重不合理，按等級分配，這是我國特有的現象。醫保制度“倒福利”（引秦暉教授語）——收入級別越高，報銷比例越高。這個問題盡人皆知，似乎還看不到解決的途徑。
至於“看病貴”的問題，要從社會保障的制度上解決，而不是犧牲醫護人員的收入。所謂“全民醫保”只停留在宣傳上，需要切實大力普及醫保覆蓋面，提高報銷比例，更需要改變“倒福利”狀況。目前醫改已經喊了多年，出了各種方案，往往不能切中要害，一則是習慣的形式主義思維作祟，更重要是主持醫改者自己享受特權，對看病貴也許略知一二，而對因資源分配不均造成看病難的問題，缺乏改變的動力。
新京報：全球化背景下，傳染病的傳播和防控已是一項世界性議題。這次疫情已擴散至數十個國家，也有一些國家對中國遊客進行管控和限制，甚至全面禁止中國人入境，你如何看待此類防控措施？又如何看待美國、日本等國官方和民間對中國的援助行為？
資中筠：實際上，一百多年前人道主義原則已經得到國際共識，所以才有戰爭中保持中立、對任何一方的傷兵都給予救助的“紅十字會”的誕生，才有優待俘虜的國際公約。在天災面前，國際關係、地緣政治、貿易摩擦都暫時退後，救命要緊；特別是病毒蔓延不問國界，助人也是助己。二戰中，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租借法》援助反法西斯戰爭，理由是“鄰居著火了，我們應該借給他們滅火器”。如今東鄰日本人也以“鄰居著火”同樣的理由大力、積極提供可能的援助。這些都是正常人很容易理解的行為邏輯。還有我們習慣把政府與民間混為一談。有許多援助是來自民間，與政府政策無關。
關於對中國遊客的限制，這一疫病來勢洶洶，傳染性如此之強，我國既然可以對武漢封城，在中國疫病有蔓延之勢，還未見有效控制之前，國際上所採取一些防疫措施也是能理解的。各國的防護能力和國情不同，對被認為疫區來的中國人的態度有所不同。有些人有過分舉動，是個人行為，不必上升到“種族歧視”或國家關係。總之一切應以人為本，以控制疫情為目標。
新京報：防疫期間，有沒有值得推薦給讀者的書籍？
資中筠：很抱歉，我想不出什麼書來推薦。此時此刻需要的是良心和良知，用常識考慮問題。不記得哪位先哲說過，愛的對立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如果學富五車，而對他人的苦難無動於衷，才華橫溢而只做“盛世”的啦啦隊，對正義、非正義沒有感覺，那麼，無論讀什麼書，都只能是如錢理群教授所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採寫丨徐偉
校對丨陳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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