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uu-發
國人一般對史迪威在美國的經歷不太清楚，而蔣介石又喜歡抹黑他，所以現在有些人看不起史迪威。貶低他的軍事指揮水平。
我們還是看看美國人自己怎麼說吧，根據曾經獲得了美國普利策獎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一書介紹：
1926年時，馬歇爾主持了美國軍事史上有名的“本寧堡變革”，他在陸軍本寧堡步兵學校中大力實驗新式戰法，培養能不循規蹈矩，能出做獨立判斷的戰場指揮官。
馬歇爾在一戰時期就認為史迪威是這種人，於是史迪威在本寧堡戰術科主任的位置上待了四年。位置重要性僅次於馬歇爾本人。史迪威在馬歇爾手下乾得很有勁頭，馬歇爾對史迪威的評價是：可以勝任任何指揮職務，沒有被公認為陸軍中最聰明的人物只是因為他不善於表達”。
於是等到1939年馬歇爾成為美國陸軍參謀長，他首先做的事就是把史迪威提拔成准將，史迪威被從中國召回美國，開始獨立指揮部隊。
這個時候的美軍已經有近20年沒有真正上過戰場了，陸軍規模只有24萬人，還趕不上葡萄牙。美國軍校裡原先注重的是一戰模式的塹壕防禦戰。而現在歐洲戰場上德國閃擊戰的成功證明過去的教材又一次過時。
1940年5月，美國第一次開展了數萬人規模大規模軍事演習，目的是試驗美軍防禦歐洲流行的閃擊戰的能力，史迪威扮演紅方負責進攻，藍方部隊人數較多，則負責防禦。
史迪威奪取了制空權，同時在夜間發動長途奔襲，派出裝甲部隊迂迴到敵人防線後方進攻，然後分割包圍對方的部隊再殲滅掉。打得對手暈頭轉向，這和歐陸戰場德軍運用的閃擊戰法非常相似，這一切不僅僅證明史迪威在本寧堡4年沒有白費，更證明美國陸軍需要吐故納新，把大量能適應現代戰爭的軍官充實到軍隊中去。
在為備戰舉行的規模越來越大的軍事演習中，史迪威扮演進攻的紅方成了慣例，而他也一向表現出色，能出其不意的打擊防禦方。雖然50多歲了，仍然凡事親歷親為，每天只睡3個小時，跑的比自己的下屬還勤快。這種表現讓所有人都感到吃驚。
1941年史迪威晉升為少將，併成為美軍第三軍軍長，當時甚至有人認為，他是當時美國同級別的47名少將中，最優秀的一位。
閉家鎖的紅楓
《劍拔弩張的盟友： 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 作者：[美]齊錫生，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作者：呂迅，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作者：[美]鄒讜，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論蔣介石與史迪威矛盾中的xx因素》，作者：呂迅，來源：期刊《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第2期
《蔣介石和史迪威的分歧與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失敗》，作者：範德偉，來源：期刊《軍事歷史》2010年05期
《緬甸戰役蔣介石、史迪威的失敗責任》，作者：黃道炫，來源：期刊《抗日戰爭研究》2001年02期
《二戰時期史迪威與蔣介石矛盾的探究》，作者：徐耀，來源：南京師範大學碩士畢業論文
《第一次史迪威危機與中美戰略分歧》，作者：付辛酉，來源：期刊《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01期
《國民政府首席財經顧問楊格的戰時記憶》，作者：王麗，來源：期刊《檔案春秋》2017年第5期
《與胡佛檔案館藏史迪威日記稿的比較研究》，作者：張寧靜，來源：《近代史研究》期刊2016年第2期
要評價史迪威，首先要明白三個概念：1、二戰時期美國對待有色人種整體是什麼態度；2、二戰時期美國對中國這個盟國的期望是什麼。3、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是如何看待與美國的盟友關係的。
根據齊錫生教授以及呂迅研究員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即使在二戰時，美國上上下下依然迷茫著濃厚的種族歧視氣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熊式輝作為國民政府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赴美國華盛頓參加盟國軍事會議，然而這一路上熊式輝以及中國軍事代表團受盡了美國式的種族歧視，先是在飛機裡被要求坐到機艙後部，因為飛機的前艙位置是為白人保留的；飛機抵達邁阿密之後，在火車上中國軍事代表團又得不到大包廂，必須擠在一個小包廂裡，因為大包廂只為白人服務；即使抵達華盛頓後，熊式輝以及中國軍事代表團想理髮，竟然被猶太老闆拒絕，原因是熊式輝以及中國軍事代表團是有色人種。
要知道，這一路上都有美國陸軍部的人員負責安排接待。由此可見，美國軍隊高層一開始就沒有把蔣介石及其政府當做真正的盟友。事實上，國民政府對此並非一無所知，蔣介石這段時間給羅斯福的電報裡就多次表達了對白人至上主義的不滿。
美國在意識形態上在這段時間可以總結為：只許我對你實行種族歧視，不許你對我搞民族主義。
美國軍部之所以對國民政府如此輕蔑，除了種族主義原因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美國國家戰略裡，遠東都是一塊無足輕重的地區，美國在這裡沒有實際戰略價值，美國也不尋求在遠東長遠的戰略利益；即便珍珠港突襲把美國推上抗日的第一線，也不會改變美方的這一基本立場。
因此，美國無論軍方還是政府部門（甚至包括親華的國務院系統），對中國的期望只是一個“撐”字，底線是中國不崩潰不整體倒向日方陣營，即可；根本沒有指望中方承擔戰略上的二線戰場角色，總之，在二戰期間美國對待蔣介石這個盟友，像極了葛朗臺，對華援助上非常吝嗇和小氣，同時又希望中國拿著這麼一點點援助儘可能多的放日本人的血，讓美國在太平洋戰場上減輕壓力。
站在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的立場，以當時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國獨自對抗了日本接近5年時間，自認為對全球反法西斯陣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自然是希望美國作為盟主，對英國、蘇聯、中國都一視同仁，一碗水端平，在美英親自下場的情況下，蔣介石希望在遠東戰場中國可以歇一歇，喘口氣。至少站在華人立場，我個人認為蔣介石這種想法沒有問題的。
搞清楚這三個問題，就能知道二戰時中美兩個盟友對於對方和自己的定位都出現了嚴重偏差，兩邊遲早會出現嚴重的衝突的，而史迪威這個人本身個性非但沒有緩和兩國之間的矛盾，反而加劇了雙方的衝突。
史迪威是個怎麼樣的人呢？
史迪威個人品德上的缺陷已經有足夠多的論文作品來論述了，我這裡就和大家講一個歷史事實，這個歷史事實我覺得可以看清楚史迪威究竟是什麼人品了。
第一次遠征緬甸失敗後，史迪威丟下中國遠征軍，帶著與極少數親信幕僚脫離戰場潛往印度（陳納德將軍曾公開批評史迪威失職），史迪威本人為了面子上好看，5月3日給馬歇爾發電報，聲稱“羅卓英（遠征軍中方軍銜最高者）已離開軍隊，自帶軍需幕僚，別尋出路”，史迪威言下之意就是中國人都跑了，那麼他跑路也是無可厚非的，然而根據史迪威日記記載，史迪威是5月5日才與羅卓英分開的；而後來根據史迪威的告狀信，美國方面要求蔣介石調查羅卓英“棄軍潛逃”事件，結果調查顯示羅卓英一直到5月16日依然與留在緬甸的中方軍隊在一起。
更可悲的是，當蔣介石當面向史迪威對質的時候，史迪威竟然一口否認自己曾經控告過羅卓英“棄軍潛逃”！
其他什麼當面答應蔣介石“第五軍和第六軍是軍隊中的精華，必須慎重”“絕不要讓第五軍、第六軍吃敗仗”的建議，以及在曼德勒形成“堅強的防禦力量”“不惜一切代價堅守曼德勒”的要求，到緬甸後卻堅決將部隊向南投放，試圖“把所有的部隊集中起來，在儘可能遠的地方進行戰鬥”。
以及不顧蔣介石多次警告，在緬甸戰場對英軍一再輕信和有求必應這些我覺得都不算什麼。
總之，史迪威就像是古羅馬時代，羅馬一個受過幾天軍事訓練的貴族，被派到一個羅馬的附庸酋長國，帶領酋長國的軍隊完成拖住、消耗漢尼拔的任務；史迪威完全不認為自己和蔣介石有平等的人格，所以毫無顧忌的撒謊、欺騙蔣介石，在種族主義者看來，有色人種不值得平等對待；而且從不認為自己無能，只會認為是酋長國軍隊腐敗無能導致自己偉大的計劃無法實施。
同時，他也毫不顧忌酋長軍隊的損失，因為他的真正任務是不惜犧牲一切，為羅馬拖住漢尼拔，哪怕多幹掉漢尼拔一個士兵，也能讓羅馬孩子少流一滴血；至於酋長國的士兵，哦，他們不算人。
最後說一句，蔣介石與史迪威矛盾總爆發的導火索就是英國人再也受不了史迪威，要求馬歇爾讓史迪威從緬甸滾蛋，而馬歇爾為了給史迪威找一個安置的地方，於是決定逼蔣介石同意讓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全權，最後導致蔣介石與美國矛盾的總爆發。
羅斯福特使赫爾利在調停蔣介石與史迪威矛盾失敗後，給羅斯福發電報，承認“……蔣委員長對史迪威謀合作，史迪威對蔣委員長則謀屈服……”
我想赫爾利的這個總結可以說明所有問題了。
蘭臺
史迪威是二戰時期美國援華抗戰最高軍事長官，曾先後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副司令、中國駐印軍司令等職，為中國和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
史迪威與中國遠征軍的命運息息相關，1942年2月底，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3月1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飛赴緬甸臘戍，佈置第五軍入緬後的作戰部署和要領；3月3日，蔣介石與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會面；第二天，蔣介石告訴第五軍軍長杜聿明要“絕對服從”史迪威指揮，杜聿明反問：“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你的決策時怎麼辦？”蔣回答：“可打電報向我請示。”但回重慶後，蔣介石又以手書告訴杜聿明，強調絕對服從史迪威的重要性。6日，蔣介石在重慶與史迪威再次會面，蔣將緬甸戰場的指揮權交給了史迪威，史迪威也在當天的日記中證實了此事：“與蔣介石共同召開軍事會議。顯然，他曾通知第五和第六兩個軍（中國軍隊）接受我的命令（在緬甸），我一到達會議便開始了。”
中國遠征軍從緬甸撤退時，由於蔣介石越俎代庖，史迪威失去了對這支部隊的指揮權。但史迪威必須保障跟隨他的美國軍人安全，因為他們都是交由他負責的，可鐵路和公路都被日本人控制，擺在史迪威面前的一是步行退出緬甸，一是等待日本人的捕捉。
史迪威選擇了步行，從叢林中徒步撤退。這需要極大的勇氣，那裡有疾病、叢莽、敵人、大象、猛虎和毒蛇需要應付，最終史迪威帶著一支由26個美國人、13個英國人、16箇中國人，還有一群來自陸軍醫院的女護士和一些印度後勤人員組成的小分隊，順利走出緬北叢林，抵達了目的地。
遠征軍退入印度後，因為當時印度沒有戰場，所以撤入印度的中國遠征軍改稱駐印軍，史迪威將軍受命擔任駐印軍總指揮。由於痢疾和黃疸病的折磨，史迪威強健的身體變得瘦弱，他在致妻子的信中這樣寫道：“當我到了這裡，我收到你的信，當然很高興，你的信總是煩悶生活中唯一的亮點，所以你要常常寫信給我。附在這裡的幾張照片，是我離開叢林後，在汀清（Dinjin）拍的，雖然瘦一些，但可以各給你一個證明，我現在還不至於死掉。”但史迪威沒有時間來恢復健康和體力，經蔣介石同意，他將數千名死裡逃生的中國軍隊集中整訓，訓練地點安排在印度的藍伽軍營。
由於史迪威同時具有中國戰區參謀長和駐印軍總指揮兩個身份，所以他有兩個司令部，一個在重慶，一個在印度德里。史迪威常常從重慶飛到昆明，在那裡看一下陳納德的飛虎隊；然後經過駝峰航線到阿薩密基地，去視察雷多公路和距離阿薩密幾百英里緬北前線；阿薩密離德里1100英里，他要飛到德里司令部處理公務，還要不時的到500英里外的藍伽訓練營視察。
在史迪威主持下，中國駐印軍的訓練初見成效，一位美國教官說：“雖然我們不會說中國話，也沒有翻譯。我們用實例示範，他們模仿。事實證明，他們是世界上極了不起的模仿者，因而學得很快。”史迪威也在給夫人的信中欣喜地寫道：“我們訓練中國軍隊的學校已經有了很大成績，這些孩子們都學得很快。他們吃得好，有醫藥照料，有很高的餉錢，訓練得也很好。電影、運動等等，他們喜歡得很。你知道中國軍隊從來沒有過這樣好的待遇，他們會很好的。”
由於史迪威同情中國共產黨，因而受到蔣介石的猜忌和攻擊，蔣多次要求美國政府召回史迪威。1944年10月18日，史迪威被羅斯福總統召回美國，未能帶領他親自訓練的中國駐印軍勝利反攻——這成為史迪威一生最大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