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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一般对史迪威在美国的经历不太清楚，而蒋介石又喜欢抹黑他，所以现在有些人看不起史迪威。贬低他的军事指挥水平。
我们还是看看美国人自己怎么说吧，根据曾经获得了美国普利策奖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一书介绍：
1926年时，马歇尔主持了美国军事史上有名的“本宁堡变革”，他在陆军本宁堡步兵学校中大力实验新式战法，培养能不循规蹈矩，能出做独立判断的战场指挥官。
马歇尔在一战时期就认为史迪威是这种人，于是史迪威在本宁堡战术科主任的位置上待了四年。位置重要性仅次于马歇尔本人。史迪威在马歇尔手下干得很有劲头，马歇尔对史迪威的评价是：可以胜任任何指挥职务，没有被公认为陆军中最聪明的人物只是因为他不善于表达”。
于是等到1939年马歇尔成为美国陆军参谋长，他首先做的事就是把史迪威提拔成准将，史迪威被从中国召回美国，开始独立指挥部队。
这个时候的美军已经有近20年没有真正上过战场了，陆军规模只有24万人，还赶不上葡萄牙。美国军校里原先注重的是一战模式的堑壕防御战。而现在欧洲战场上德国闪击战的成功证明过去的教材又一次过时。
1940年5月，美国第一次开展了数万人规模大规模军事演习，目的是试验美军防御欧洲流行的闪击战的能力，史迪威扮演红方负责进攻，蓝方部队人数较多，则负责防御。
史迪威夺取了制空权，同时在夜间发动长途奔袭，派出装甲部队迂回到敌人防线后方进攻，然后分割包围对方的部队再歼灭掉。打得对手晕头转向，这和欧陆战场德军运用的闪击战法非常相似，这一切不仅仅证明史迪威在本宁堡4年没有白费，更证明美国陆军需要吐故纳新，把大量能适应现代战争的军官充实到军队中去。
在为备战举行的规模越来越大的军事演习中，史迪威扮演进攻的红方成了惯例，而他也一向表现出色，能出其不意的打击防御方。虽然50多岁了，仍然凡事亲历亲为，每天只睡3个小时，跑的比自己的下属还勤快。这种表现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
1941年史迪威晋升为少将，并成为美军第三军军长，当时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当时美国同级别的47名少将中，最优秀的一位。
闭家锁的红枫
《剑拔弩张的盟友：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 作者：[美]齐锡生，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作者：吕迅，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作者：[美]邹谠，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论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中的xx因素》，作者：吕迅，来源：期刊《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2期
《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分歧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作者：范德伟，来源：期刊《军事历史》2010年05期
《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作者：黄道炫，来源：期刊《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02期
《二战时期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探究》，作者：徐耀，来源：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第一次史迪威危机与中美战略分歧》，作者：付辛酉，来源：期刊《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01期
《国民政府首席财经顾问杨格的战时记忆》，作者：王丽，来源：期刊《档案春秋》2017年第5期
《与胡佛档案馆藏史迪威日记稿的比较研究》，作者：张宁静，来源：《近代史研究》期刊2016年第2期
要评价史迪威，首先要明白三个概念：1、二战时期美国对待有色人种整体是什么态度；2、二战时期美国对中国这个盟国的期望是什么。3、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是如何看待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的。
根据齐锡生教授以及吕迅研究员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即使在二战时，美国上上下下依然迷茫着浓厚的种族歧视气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熊式辉作为国民政府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赴美国华盛顿参加盟国军事会议，然而这一路上熊式辉以及中国军事代表团受尽了美国式的种族歧视，先是在飞机里被要求坐到机舱后部，因为飞机的前舱位置是为白人保留的；飞机抵达迈阿密之后，在火车上中国军事代表团又得不到大包厢，必须挤在一个小包厢里，因为大包厢只为白人服务；即使抵达华盛顿后，熊式辉以及中国军事代表团想理发，竟然被犹太老板拒绝，原因是熊式辉以及中国军事代表团是有色人种。
要知道，这一路上都有美国陆军部的人员负责安排接待。由此可见，美国军队高层一开始就没有把蒋介石及其政府当做真正的盟友。事实上，国民政府对此并非一无所知，蒋介石这段时间给罗斯福的电报里就多次表达了对白人至上主义的不满。
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在这段时间可以总结为：只许我对你实行种族歧视，不许你对我搞民族主义。
美国军部之所以对国民政府如此轻蔑，除了种族主义原因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国家战略里，远东都是一块无足轻重的地区，美国在这里没有实际战略价值，美国也不寻求在远东长远的战略利益；即便珍珠港突袭把美国推上抗日的第一线，也不会改变美方的这一基本立场。
因此，美国无论军方还是政府部门（甚至包括亲华的国务院系统），对中国的期望只是一个“撑”字，底线是中国不崩溃不整体倒向日方阵营，即可；根本没有指望中方承担战略上的二线战场角色，总之，在二战期间美国对待蒋介石这个盟友，像极了葛朗台，对华援助上非常吝啬和小气，同时又希望中国拿着这么一点点援助尽可能多的放日本人的血，让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减轻压力。
站在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立场，以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独自对抗了日本接近5年时间，自认为对全球反法西斯阵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然是希望美国作为盟主，对英国、苏联、中国都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在美英亲自下场的情况下，蒋介石希望在远东战场中国可以歇一歇，喘口气。至少站在华人立场，我个人认为蒋介石这种想法没有问题的。
搞清楚这三个问题，就能知道二战时中美两个盟友对于对方和自己的定位都出现了严重偏差，两边迟早会出现严重的冲突的，而史迪威这个人本身个性非但没有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反而加剧了双方的冲突。
史迪威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史迪威个人品德上的缺陷已经有足够多的论文作品来论述了，我这里就和大家讲一个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我觉得可以看清楚史迪威究竟是什么人品了。
第一次远征缅甸失败后，史迪威丢下中国远征军，带着与极少数亲信幕僚脱离战场潜往印度（陈纳德将军曾公开批评史迪威失职），史迪威本人为了面子上好看，5月3日给马歇尔发电报，声称“罗卓英（远征军中方军衔最高者）已离开军队，自带军需幕僚，别寻出路”，史迪威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人都跑了，那么他跑路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根据史迪威日记记载，史迪威是5月5日才与罗卓英分开的；而后来根据史迪威的告状信，美国方面要求蒋介石调查罗卓英“弃军潜逃”事件，结果调查显示罗卓英一直到5月16日依然与留在缅甸的中方军队在一起。
更可悲的是，当蒋介石当面向史迪威对质的时候，史迪威竟然一口否认自己曾经控告过罗卓英“弃军潜逃”！
其他什么当面答应蒋介石“第五军和第六军是军队中的精华，必须慎重”“绝不要让第五军、第六军吃败仗”的建议，以及在曼德勒形成“坚强的防御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坚守曼德勒”的要求，到缅甸后却坚决将部队向南投放，试图“把所有的部队集中起来，在尽可能远的地方进行战斗”。
以及不顾蒋介石多次警告，在缅甸战场对英军一再轻信和有求必应这些我觉得都不算什么。
总之，史迪威就像是古罗马时代，罗马一个受过几天军事训练的贵族，被派到一个罗马的附庸酋长国，带领酋长国的军队完成拖住、消耗汉尼拔的任务；史迪威完全不认为自己和蒋介石有平等的人格，所以毫无顾忌的撒谎、欺骗蒋介石，在种族主义者看来，有色人种不值得平等对待；而且从不认为自己无能，只会认为是酋长国军队腐败无能导致自己伟大的计划无法实施。
同时，他也毫不顾忌酋长军队的损失，因为他的真正任务是不惜牺牲一切，为罗马拖住汉尼拔，哪怕多干掉汉尼拔一个士兵，也能让罗马孩子少流一滴血；至于酋长国的士兵，哦，他们不算人。
最后说一句，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就是英国人再也受不了史迪威，要求马歇尔让史迪威从缅甸滚蛋，而马歇尔为了给史迪威找一个安置的地方，于是决定逼蒋介石同意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全权，最后导致蒋介石与美国矛盾的总爆发。
罗斯福特使赫尔利在调停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失败后，给罗斯福发电报，承认“……蒋委员长对史迪威谋合作，史迪威对蒋委员长则谋屈服……”
我想赫尔利的这个总结可以说明所有问题了。
兰台
史迪威是二战时期美国援华抗战最高军事长官，曾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等职，为中国和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史迪威与中国远征军的命运息息相关，1942年2月底，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3月1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飞赴缅甸腊戍，布置第五军入缅后的作战部署和要领；3月3日，蒋介石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会面；第二天，蒋介石告诉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要“绝对服从”史迪威指挥，杜聿明反问：“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怎么办？”蒋回答：“可打电报向我请示。”但回重庆后，蒋介石又以手书告诉杜聿明，强调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6日，蒋介石在重庆与史迪威再次会面，蒋将缅甸战场的指挥权交给了史迪威，史迪威也在当天的日记中证实了此事：“与蒋介石共同召开军事会议。显然，他曾通知第五和第六两个军（中国军队）接受我的命令（在缅甸），我一到达会议便开始了。”
中国远征军从缅甸撤退时，由于蒋介石越俎代庖，史迪威失去了对这支部队的指挥权。但史迪威必须保障跟随他的美国军人安全，因为他们都是交由他负责的，可铁路和公路都被日本人控制，摆在史迪威面前的一是步行退出缅甸，一是等待日本人的捕捉。
史迪威选择了步行，从丛林中徒步撤退。这需要极大的勇气，那里有疾病、丛莽、敌人、大象、猛虎和毒蛇需要应付，最终史迪威带着一支由26个美国人、13个英国人、16个中国人，还有一群来自陆军医院的女护士和一些印度后勤人员组成的小分队，顺利走出缅北丛林，抵达了目的地。
远征军退入印度后，因为当时印度没有战场，所以撤入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改称驻印军，史迪威将军受命担任驻印军总指挥。由于痢疾和黄疸病的折磨，史迪威强健的身体变得瘦弱，他在致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当我到了这里，我收到你的信，当然很高兴，你的信总是烦闷生活中唯一的亮点，所以你要常常写信给我。附在这里的几张照片，是我离开丛林后，在汀清（Dinjin）拍的，虽然瘦一些，但可以各给你一个证明，我现在还不至于死掉。”但史迪威没有时间来恢复健康和体力，经蒋介石同意，他将数千名死里逃生的中国军队集中整训，训练地点安排在印度的蓝伽军营。
由于史迪威同时具有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印军总指挥两个身份，所以他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在重庆，一个在印度德里。史迪威常常从重庆飞到昆明，在那里看一下陈纳德的飞虎队；然后经过驼峰航线到阿萨密基地，去视察雷多公路和距离阿萨密几百英里缅北前线；阿萨密离德里1100英里，他要飞到德里司令部处理公务，还要不时的到500英里外的蓝伽训练营视察。
在史迪威主持下，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初见成效，一位美国教官说：“虽然我们不会说中国话，也没有翻译。我们用实例示范，他们模仿。事实证明，他们是世界上极了不起的模仿者，因而学得很快。”史迪威也在给夫人的信中欣喜地写道：“我们训练中国军队的学校已经有了很大成绩，这些孩子们都学得很快。他们吃得好，有医药照料，有很高的饷钱，训练得也很好。电影、运动等等，他们喜欢得很。你知道中国军队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待遇，他们会很好的。”
由于史迪威同情中国共产党，因而受到蒋介石的猜忌和攻击，蒋多次要求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1944年10月18日，史迪威被罗斯福总统召回美国，未能带领他亲自训练的中国驻印军胜利反攻——这成为史迪威一生最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