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為大家選了幾篇作家們寫自己母親的文章，其中或喜、或悲、或懷念，就像我們對母親的感情。
那就快趁著這個日子，和媽媽說一句“我愛你”吧。
by三浦哲郎
昨天，鄉下的母親來電話說東京這裡怕是用不著棉外褂了，讓送回鄉下去。正趕上管電話的妻子出門了，是大女兒接了電話轉告給我的。
“什麼棉外褂？”女兒問。
大女兒和幾個妹妹不同，她是在鄉下而不是在東京的醫院出生的。許是母親抱著帶大的緣故，母親的一口家鄉話大體都能聽懂。但有時也會遇上不懂的詞，就給難住了。母親說的“棉外褂”就是厚厚地絮了很多棉花、不帶翻領的棉襖。每年到了秋季，母親都親手做好，寄到東京來。
即使在盛夏我工作的時候，光穿貼身汗衫，外面不加和服就感到不踏實。母親做的就是套在工作時穿的和服外面的棉外褂。
母親六月一到就滿80歲了，但依然自己做針線活兒。雖然不能像從前一樣做夾衣跟和服短褂了，但像家常外褂和小孩的夏衣之類，不要別人幫助還是能做的。連穿針引線也都是自己來。一次紉不上，便把老花鏡架在鼻樑上紉它幾回。即使我回鄉坐在她身邊，也從來不叫我幫她紉。我看不過去，說：“來，我給您紉！”母親就顯出難為情的樣子，呵呵地笑著說：“真的，這陣子，眼睛不中用啦。”
由於母親的眼力不好，做成一件棉外褂需要很長時間。入夏一個月後的盂蘭盆節全家回鄉，差不多該返回東京的時候，母親就像忽然想起似的，從什麼地方找出我的棉外褂，開始拆洗重做。
“不絮那麼多棉花也成啊，東京沒有這兒冷。”
我每次都這麼說過之後才回來，可是到了11月打開母親寄來的快件郵包一看，同往年一樣，棉花絮得鼓鼓囊囊。
記得小時候，母親坐在居室草蓆上鋪開棉被或棉袍絮棉花。我望著輕柔的棉絮飄落在母親的雙肩上，我想，多像棉花雨啊！而此時，想必母親如同昔日一樣正在為我絮棉外褂。眼下鄉間已是下霜季節，母親感到後背涼嗖嗖的，所以才不知不覺把外褂的兩肩絮厚的吧。
不管怎麼說，母親做好這件外褂不容易，我就穿著它過上一冬。其實即使不穿棉外褂，這四五年來我已胖得發蠢，再套上它，自然就更顯得圓軲輪墩的了。這副打扮實在見不得人，不過在家裡還倒沒有什麼妨礙。
也許我是在被爐旁長大的，對暖氣或火爐之類總覺得難以適應。整個房間暖起來就頭暈發睏。因此，至今入冬後也還是隻生被爐。可是即便是東京，深冬的黎明時分，外面的寒氣也會侵襲雙肩和後背。在這種時候，有這件棉外褂可就得濟了。穿上母親做的棉外褂，無論多麼凍(我的家鄉這麼形容刺骨的寒冷)的夜晚，兩肩和後背都不會覺得寒冷。伏在被爐上打個盹兒也好，和衣睡一覺也好，都不會感冒。夜裡穿它出來，還能頂件短大衣。
棉外褂的布料大部分是母親穿舊的和服。母親已年近80，那些和服大體上花色都嫩了些，不過想穿還是可以穿的。母親把這些和服拆開給我做棉外褂。一旦做好，就用包裹寄來。包裹裡肯定會有封信，上面像記錄似的寫著這是用何時穿過的和服翻改的，曾穿著它到什麼地方去過之類的話，末尾還註上一筆：“還是挺不壞的東西呢。”
看上去料子誠然是上等貨。無奈已經很舊了，加上我毫不吝惜地當工作服穿，每到開春，袖口和下襬就都磨破了;腋窩的裡子綻了線;衣襟磨得油光;棉花打成了細小的球兒從後背和肩頭冒了出來。
每到春天，我都想：這東西的壽命該結束了，便送回鄉下去。可到了秋天，母親又翻改好寄來，乾淨利落，煥然一新。同以往一樣，棉花絮得滿滿當當。
我問同母親通了電話的大女兒：
“別的，還說了些什麼？”
“奶奶在電話裡說：‘這回你們又蒙我呀，我可難過了。’”大女兒告訴我母親是這麼說的，“聲音可沒勁兒呢，奶奶好像不大行了。”我聽後笑了笑，搖搖頭說：“不過，那是沒辦法的事呵。”
聽我這麼說，大女兒也搖搖頭：“是呵，沒辦法呀。”
母親近來身心不佳。她長期以來一直是病魔纏身，心臟不大好，輕微的心絞痛時常發作。直到四五年前，一收到邀請她來的信，還能立刻乘上十來個小時的長途火車來到東京。而今連這也做不到了。
看上去，母親並不顯得比從前弱多少。聽說從前當問醫生去東京住幾天是否可以時，醫生會立即回答說“請去吧”，還總是按在東京住的天數給她藥。而最近，卻同情地說：“怕是太勉強了。”還說，想去的話去也成，但對後果可負不了責任。母親本來覺得沒啥了不起，但對於長途旅行的結果當然自己也沒個準譜。生怕給周圍的人帶來麻煩，便只在鄉下家中轉悠了。
大女兒降生時，母親67歲。母親說，我在這孩子上小學前不死;孩子上了小學，又說小學畢業前不死。實際上母親都如願以償了，如今大女兒小學畢了業。母親也許是感到了疲憊和衰弱，這回沒說等到中學畢業，只說想看看大女兒去參加中學的開學典禮。
“無論如何也要來的話，就請來吧。”我們這樣給母親回了信，當時決定由妻子去鄉下迎接。然而，沒想到今年初春的寒氣在母親身上引起了反應;加上三月過半，住在新縣小千谷的一個叔父突然去世的消息，又是一次衝擊。
這個叔父是慶應義塾大學畢業的醫生，年僅66歲就患心肌梗塞突然故去。叔父搬到小千谷之前，曾在橫濱的鶴見區住過很久，我的哥哥和姐姐們受到過他不少照顧。今年秋天，我本打算一步步踏著匆匆為自己結束生涯的哥哥和姐姐們的足跡，寫一本長篇小說來記載我一家不祥血統的歷史，所以有很多情況要問這位叔父。當我從小千谷的堂妹那裡得知叔父病故的消息時，便感到茫然了。
“噢，告訴您一個不幸的消息，……您是坐在椅子上吧?”我用電話告訴母親。閒談了一會之後，又叮問了一下，才傳達了叔父的訃告。
母親發出了低低的悲聲，但又出乎意料地用沉著冷靜的聲音告訴我弔唁時要注意的事情，並託我給叔母和堂妹帶個口信。接著是一陣沉默。當我又開口講話時，母親說，聽筒正緊緊地貼著耳朵，說話別那麼大嗓門。然後又突然講起了年輕時的一件往事。
這是件沒什麼意思的往事：叔父健在時，母親每次到東京，叔父都請她吃冰激凌。有一回因為太涼，吃不慣，母親不住地咳嗽起來。
“阿吉(叔父叫吉平)還老笑話我吃冰激凌咳嗽是山巴郎哪。”
像唱歌似的母親的聲音漸漸微弱了，突然又傳來放下話筒的聲音。
“山巴郎”大概就是山巴佬吧。我們家鄉是這樣稱呼山裡人的。
從那以後，母親完全喪失了精神，看樣子實在無法到東京來了。於是，我決定春假期間全家一起回鄉下去看她。當車票已買好，也通知了回家的日期，就在出發前兩天，二女兒突然發高燒病倒了。
為此，回鄉的事只好作罷。母親說我們騙她，指的就是這件事。本想這回把穿破了的棉外褂隨身帶回去，可現在卻依然放在身邊。恐怕母親是在一怒之下，才叫趕快寄回去的。
母親做針線活兒時總愛在嘴裡含上末茶糖，我買了一袋放進棉外褂裡。我一面打包，一面想：即使這樣，近些日子也要回趟家。
選自《母親的消息》
by 白先勇
母親馬佩璋女士，生長於官宦之家，外祖父馬維琪出身科甲，任興安（位於廣西東北部）縣令。母親是長女，有一位親弟弟，還有兩位庶出的弟妹。外公獨寵母親，視她為掌上明珠。
據說母親未出閣時，她的衣襟上便掛了一串鑰匙，開始掌家了，外婆坐在牌桌邊是不管事的。母親很年輕時就展現了她獨當一面、拿得起放得下、巾幗不讓鬚眉的氣魄。小時候，母親的祖母要纏她的足，母親腳痛便去踢祖母的房門，鬧得全家人依她為止。母親從小就是一個不甘受拘、絕不屈服的人，她讀過幾年私塾，可是舅舅說她不愛背書、不喜歡私塾那一套老規矩。後來母親又進了新式學堂桂林女子師範，還去參加學生遊行，她的奶孃提了水壺跟著她一起走，怕大小姐中暑。
母親的成長處於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她接受新思想，但遵從舊道德。母親絕不守舊，但她教導我們的，還是中國人那一套基本做人的法則。
正是母親這種樂觀進取、勇敢無畏的個性，才經得起日後跟隨父親經歷驚天動地、一波又一波的歷史考驗。我們一家幾十口，母親是家中的擎天一柱。
1925年2月14日，母親下嫁父親，當時母親22歲，父親32歲，兩人相差10歲。外公會相法，他看中父親日後有宰相命，才肯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給一位青年軍官。馬家大小姐出嫁，是當年轟動桂林城的一件大事。按習俗，新娘上花轎前，照例要痛哭幾聲表示捨不得孃家，母親的四姑趕在後面掐了母親幾下，她還是哭不出來。她剛吃完奶孃特別為她燉的一隻雞。母親一生不耐虛禮，從不做作，她完全是個真情真性的人，到了老年，還是保持一顆赤子之心。這是母親最可愛可貴的地方，她是個“真人”。
母親自從嫁給父親後，就沒有過幾天太平日子。婚後才八日，父親便赴柳州迎戰入侵的雲南軍，而廣西老派軍閥沈鴻英卻乘虛進入桂林城，把外公一家捉去當人質，母親躲在德國醫院的地窖裡才躲過一劫。
婚後第二年，北伐開始了，母親跟隨父親由南打到北。1927年，寧漢分裂，孫傳芳軍隊反撲，父親指揮北伐最著名的龍潭之役，擊潰孫部。母親在上海，聽到父親在南京陣亡的錯誤消息，與表哥海競強開車趕往南京。
路上遭遇亂兵圍車，母親下令表哥：“開槍！”兩人爬越戰壕才衝過了封鎖線，頭上的流彈，在滿天飛。到南京見到父親，父親大吃一驚，說：“你怎麼到這裡來了？”多年後，表哥提起這段往事，還豎起拇指稱讚母親：“女英雄！”經過戰火的鍛鍊，兩三年間，母親從一位金枝玉葉的千金小姐，已經變成一位經得起風浪的軍人之妻了。
1929年，北伐剛完成，蔣桂戰爭爆發，父親倉皇乘船從天津離走，來不及攜帶母親。母親聞知後，連夜僱車，懷中抱著在武漢出生的大姐先智，在大雪紛飛中，趕到塘沽，乘船逃到香港。同年中央軍攻打廣西，父親與母親流亡國外，到安南（今越南）河內避難去了。母親命運的起伏，跟父親的一生榮辱，息息相關。
父親與母親結婚時，比母親大十歲，而且又娶到一位嬌貴的官家小姐，一開始他對母親就有一份特別的愛憐。母親性情果敢，氣度大方，並非一般女流。對外，她跟隨父親患難與共，對內，養育十個兒女，還要照顧七親八戚，龐大家族一手撐起。父親對這樣一位相夫教子的賢內助，多少也存有幾分敬畏。父親在外統領百萬大軍叱吒風雲，回到家裡，那就是母親發號施令的領域了。
母親識大體，明大義，她甘於做個家庭主婦，十個兒女就是她的人生目的。對於父親的公務，她謹守本分，從來不去碰觸。有幾次，廣西各界要她出來擔任國大代表、婦女代表，母親拒絕。她知道這些公職加到她身上是因為父親的關係，並非由於她本身的資格贏得，她不要。這也是父親尊敬她的地方。
母親有時很有幽默感。公家派給父親的一輛座車，是輛老得不能再老的道奇，開起來搖搖晃晃，父親就是坐這部老道奇搖到“總統府”去上班的。後來各個單位換車了，偏偏父親這輛老道奇遲遲沒有換，連司機陳義方都開始咕嚕了，他認為開這部老道奇夾在“總統府”其他新車裡挺沒面子。後來終於換了一部美軍留下的雪佛蘭，是新款式，座盤低，車門矮。有一次父母親坐這輛雪佛蘭出去，母親俯首鑽進車門後，回頭向父親笑道：“老太爺，我還是喜歡我們那部老爺車，進車門不必低頭！”說完，兩人相視大笑。
母親所到處，都會帶來陽光與溫暖，她同情弱小，喜歡雪中送炭。大伯媽有六個兒女，獨獨嫌棄五姐桂英。因為桂英倔強叛逆，常常捱打，母親看不過去，把桂英接到我們家，一直養育到大學畢業，跟我們一樣待遇。
有一回，一位晚輩來我們家松江路一二七號探望母親，她的父親從前在大陸是一位高官，聲勢顯赫，上海家中派頭很大，出入座車是凱迪拉克，後來政治上受了打擊，家勢一落千丈，在臺灣過得相當拮据。晚輩騎著一輛舊腳踏車來，顛顛簸簸，滿頭大汗，而且還懷了孕。母親看著不忍，抱了她一下，說道：“妹妹，你怎麼懷了孕還騎腳踏車呢？”說著，掉下淚來。母親憐惜這位家道沒落的官家千金，也同情他們家的遭遇。
1955年2月下旬，父親母親結婚30週年紀念，對他們來說，這是兩人結伴一同度過30年一個里程碑的日子。父親62歲，母親52歲，兩人互相扶持，已經走到他們人生最後一個階段。
那天，父母親都著實打扮了一番，父親衣襟上彆著一朵大紅色的緞子花，母親發上也簪了朵大紅花，兩人最登樣的行頭都上了身，全身喜氣洋洋。那天，親友、舊屬該到的都到了，晚宴時刻母親先致辭：“我和白先生結婚30年，我們也算得上‘患難夫妻’了——”母親說到“患難夫妻”，不禁哽咽，落下淚來。她那天晚上講了一番真情真性的話，親友們都為之動容。
30年當然不算短，但對父母親來說，30年恐怕特別長，因為這30年間，兩人共同經歷過太多憂患、太多動亂，父親處在如此複雜的政治環境中，走錯一步，即可能身敗名裂。作為軍人之妻、將軍夫人，母親需要過人的勇氣、毅力、智慧、見識，才能應付各種挑戰，協助父親，使他無後顧之憂——這一點母親很稱職，都做到了。父親心中明白，對母親，他是心存感激的。父親忘情地伸過手去，摟住母親的肩，她的感觸，他了解，而且感動。那晚父母親緊緊靠在一起的那一幕，是一幅極為動人的“患難夫妻”圖。
選自《白崇禧背後的女人》
by 簡嫃
說不定是個初春。空氣中迴旋著豐饒的香氣，但是有一種看不到的謹慎。站在窗口前，冷冽的氣流撲面而過，直直貫穿堂廊，自前廳窗戶出去；往左移一步，溫度似乎變暖，早粥的虛煙與魚乾的鹽巴味混雜成燻人的氣流，其實早膳已經用過了，飯桌、板凳也擦拭乾淨，但是那口裝粥的大鋁鍋仍在呼吸，吐露不為人知的煩惱。然後，躡手躡腳再往左移步，從珠簾縫隙散出一股濃香，女人的胭脂粉和花露水，哼著小曲似的，在空氣中兀自舞動。母親從衣櫃提出兩件同色衣服，擱在床上，我聞到樟腦丸的嗆味，像一群關了很久的小鬼，紛紛出籠呵我的癢。
不準這個，不準那個，梳辮子好呢還是扎馬尾？外婆家左邊的，是二堂舅，瘦瘦的，你看到就要叫二舅；右邊是大堂舅，比較胖；後邊有三戶，水井旁是大伯公，靠路邊是……竹籬旁是……進阿祖的房內不可以亂拿東西吃；要是忘了人，你就說我是某某的女兒，借問怎麼稱呼你？
我不斷複誦這一頁口述地理與人物誌，把族人的特徵、稱謂擺到正確位置，動也不動。多少年後，我想起五歲腦海中的這一頁，才瞭解它像一本童話故事書般不切實際，媽媽忘了交代時間與空間的立體變化，譬如說，胖的大舅可能變瘦了，而瘦的二舅出海打魚了。他們根本不會守規矩乖乖待在家裡讓我指認，他們圍在大稻埕，而我只能看到衣服上倒數第二顆鈕釦，或是他們手上抱著的幼兒的小屁股。
善縫紉的母親有一件毛料大衣，長度過膝，黑底紅花，好像半夜從地底冒出的新鮮小西紅柿。現在，我穿著同色的小背心跟媽媽走路。她的大衣短至臀位，下半截變成我身上的背心。那串紅色閃著寶石般光芒的項鍊圈著她的脖子，珍珠項鍊則在我項上，剛剛坐客運車時，我一直用指頭捏它，滾它，媽媽說小心別扯斷了，這是唯一的一串。
我們走的石子路有點詭異，老是聽到遙遠傳來巨大吼聲的迴音，像一批妖魔鬼怪在半空中或地心層摔角。然而初春的田疇安分守己，有些插了秧，有的仍是汪汪水田。河溝淌水，一兩聲蟲動，轉頭看岸草閒閒搖曳，沒見著什麼蟲。媽媽與我沉默地走著，有時我會落後幾步，撿幾粒白色小石子；我蹲下來，抬頭看穿毛料大衣的媽媽朝遠處走去的背影，愈來愈遠，好似忘了我，重新回到未婚時的兒女姿態。那一瞬間是驚懼的，她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她。初春平原瀰漫著神秘的香味，更助於恢復記憶，找到隸屬，我終於出聲喊了她，等我喲！她回頭，似乎很驚訝居然沒發現我落後了那麼遠，接著所有的記憶回來了，每個結了婚的農村婦女不需經過學習即能流利使用的那一套馭子語言，柔軟的斥責，聽起來很生氣其實沒有火氣的“母語”，那是一股強大的磁力，就算上百的兒童聚集在一起，那股磁力自然而然把她的孩子吸過去。我朝她跑，發現初春的天無邊無際地藍著，媽媽站在淡藍色天空底下的樣子令我記憶深刻，我後來一直想替這幅畫面找一個題目，想了很久，才同意它應該叫做“平安”。渴了，我說。哪，快到了，已經聽到海浪聲了。原來巨大吼聲的迴音是海洋發出來的。說不定剛剛她出神地走著，就是被海濤聲吸引，重新憶起童年、少女時代在海邊嬉遊的情景。待我長大後，偶然從鄰人口中得知母親的孃家算是當地望族，人丁興旺，田產廣袤，而她卻斷然拒絕祖輩安排的婚事，用絕食的手法逼得家族同意，嫁到遠村一戶常常淹水的茅屋。
我知道後才揚棄少女時期的叛逆敵意，開始完完整整地尊敬她；下田耕種，燒灶煮飯的媽媽懂得愛情的，她沉默且平安，信仰著自己的愛情。我始終不明白，昔時纖弱的年輕女子從何處取得能量，膽敢與頑固的家族權威頡頏？後來憶起那條小路，穿毛料短大衣的母親痴情的朝遠方走去的背影，我似乎知道答案，她不是朝孃家聚落，我臆測那座海洋的能量，曉日與夕輝，雷雨與颶風，種種神秘不可解的自然力早已凝聚在母親身上，隨呼吸起伏，與血液同流。我漸漸理解在我手中這份創作本能來自母親，她被大洋與平原孕育，然後孕育我。
據說當阿祖把一顆金柑仔塞進我的嘴巴後，我開始很親切地與她聊天，並且慷慨地邀請她有空、不嫌棄的話到我家來坐坐。她故意考問這個初次見面的小曾孫，那麼你家是哪一戶啊？我告訴她，河流如何如何彎曲，小路如何如何分岔，田野如何如何棋佈，最重要的是門口上方有一條魚。
魚？母親想了很久，忽然領悟，那是水泥做的香插，早晚兩炷香謝天。魚的家徽，屬於祖父與父親的故事，他們的猝亡也跟魚有關。感謝天，在完成誕生任務之後，才收回兩條漢子的生命。
我終於心甘情願地在自己的信仰裡安頓下來。我明白土地的聖詩與悲歌必須遺傳下去，用口或文字，耕種或撒網，以尊敬與感恩的情愫。幸福，來自給予，悲痛亦然。
母親又從衣櫃提出一件短大衣。大年初一，客廳裡飄著一股濃郁的沉香味。臺北公寓某一層樓，住著從鄉下播遷而來的我們，神案上紅燭跳逗，福橘與貢品擺得像太平盛世。年老的母親拿著那件大衣，穿不下了，好的毛料，你在家穿也保暖的。黑色毛面閃著血淚斑斑的紅點，三十年了，穿在身上很沉，卻依舊暖。
我因此憶起古老的事，在海邊某一條小路上發生的。
選自《女兒紅》
by 嚴歌苓
那還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我的時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長的手指，那個略駝的背，還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雙眼，後來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來自這個人。那時只有十八歲的我的母親總是悄悄注視這個人。據說這個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許許多多的忽略。連母親的歌喉、美貌，都險些被他忽略掉。母親那時包了劇團中所有的主角兒，風頭足極了，一匹黑緞子樣的長髮，被她編成這樣，弄成那樣，什麼服飾都不用，卻冠冕似的華麗。十八歲的母親，眼睛驕傲天真，卻是有了一個人。
這個人是我的父親。一天她忽然對他說：“你有許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時是歌劇團的副團長，在樂隊拉小提琴，或者去畫兩筆舞臺佈景。有時來了外國人，他還湊合著做做翻譯。但人人都知道他是個寫書的小說家。他看著這個挺唐突的女子，臉紅了，才想起這個女子是劇團的名角兒。
在抄得工整的書稿中，夾了一張小紙籤：“我要嫁給你！”
她就真嫁給了他。我還是個小小姑娘時，發現母親愛父親愛得像個小姑娘，膽怯，又有點拙劣。她把兩歲的我抱著，用一個舞臺化的姿勢，在房裡踱步。手勢完全是戲劇中的，拍著我，迴腸蕩氣地唱著舒伯特的《搖籃曲》，唱得我睡意頓時雲消霧散。我偷覷她已進入情緒的臉，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時我還不明白她實際上是在唱給父親聽。
她無時無刻地不從父親那裡邀來注重、認同。她拿起小提琴弓開始拉“哆、來、咪”。還將左手拇指扣進調色板，右手拈一枝筆，穿一件斑點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張空白帆布前走來走去。要麼，她大聲朗讀普希金，把泡在閱讀中的父親驚得全身一緊，抬頭去找這個聲音，然後在厭煩和壓制的矛盾中，對她一笑。
她拿這一笑去維持後來的幾天、幾年，抑或半輩子的生活，維持那些沒有錢，也沒有尊嚴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親的薪水沒了，叫“凍結”。媽媽早已不上舞臺，身段粗壯得飛快，坐在一張小竹凳上，“吱呀”著它，一晚上都在桌子上剖小魚。她警告我們：所有的魚都沒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託人送給在鄉下“勞動改造”一年沒音信的父親。
幾條小魚被串起來，用鹽輕醃過，吊在屋簷下晾。最終小魚乾縮成一片枯柳葉，媽媽在鍋裡放一點油，倒油之後，她的舌頭兒飛快地在瓶口繞一圈，抹布一樣。不知她這種寒磣動作什麼時候已經做得如此自如。總是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才來煎這些小魚。煎魚的腥氣脹在房子裡，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沒覺了，起身站在廚房門口。
“小孩子大起來有得吃呢！”她發現我們，難為情地紅了臉，像個小姑娘偷遞信物時被人捉了個準。
她一條小魚也沒請哥哥和我吃。我們明白那種酥、脆連骨頭都可口。然而我們只有嗅嗅、看著，一口一口地咽口水。
父親回來後，只提過一回那些小魚，說，真想不到這種東西會好吃。後來他沒提過小魚的事。看得出，媽媽很想再聽他講起它們。她誘導他講種種事，誘導他講到吃，父親卻沒再講出一個關於小魚的字。幾年中，成百上千條小魚使他存活下來，使他仍然倜儻地存活下來。媽媽圍繞著父親，以她略帶老態的粗壯身段在父親面前竭盡活潑。這時已長大的哥哥和我有些為這個還像是小姑娘的母親發窘。
又有這個那個出版社邀請爸爸寫作了。他又開始穿他的風衣、獵裝、皮夾克，在某個大飯店佔據一個房間。他也有了個像媽媽一樣愛他的女人，只是比媽媽當年還美麗。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從北京寄來的。他對我說：“是寫給我們倆的。完了，他要和媽媽離婚了。”
信便是這個目的，讓我和哥哥說服媽媽，放棄他，成全他“真正的愛情”。他說，他一天也沒有真正愛過媽媽。這點我們早就看出來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們大起來，他好有寫這封信的一天。我們也看出他在我們身上的犧牲，知道再無權請求他熬下去。而這個嘔心瀝血愛了大半輩子的媽媽呢？
許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媽媽出示父親的信。她讀完它，一點聲音也沒有地靠在沙發上。好像她辛辛苦苦愛他這麼久，終於能歇口氣了。
她看看我們兄妹，畏懼地縮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們這些天的蓄謀：我們決不會幫她將父親拖回來，並決定以犧牲她來把父親留給他愛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徹底孤立了。
這一夜，我們又聽到了那隻竹凳的“吱呀”聲，聽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幾串被剖淨的小魚墜在了屋簷下。
父親從此沒回家。一天媽媽對我說：“我的探親假到了。”
我問她去探誰。我知道父親盡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讓她一年僅有的七天探親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說：這還用問？！
又是一屋子煎小魚的香味。我們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這氣味一下子變得不那麼好聞。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間，“叫她別弄了！”他說：“現在誰還吃那玩意兒？”
我們卻都忍不下心對她這麼說。我並且陪她上了“探親”的路，提著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魚。只是朦朧聽說父親在杭州一個飯店寫作。我們去一家廉價旅館下榻，媽媽說就暫時湊合，等找到父親……心裡作痛：難道父親會請你去住他那個大飯店嗎？
四月，杭州雨特稠。頭兩天我們給憋在小旅館裡。等到通過各種粗聲惡氣的接線生找到父親的那個飯店，他已離開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誰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絕對無法追蹤下去。我對媽說：冒雨遊一遍西湖，就乘火車回家。
媽媽卻說她一定要住滿七天。看著我困惑並有些氣惱的臉，媽懼怕似的閃開眼睛，小姑娘認錯般地嘟噥：“鄰居、朋友都以為我見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她想造一個幻覺，首先是讓自己，其次讓所有鄰居、朋友相信：丈夫還是她的，起碼眼下是的；她和他度過了這個一年一度僅有的七天探親假，像所有分居兩地的正常夫妻一樣。她不願讓自己和別人認識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願地在雨中的小旅館住滿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電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個電影，就是去對門的小飯館吃一碗又一碗同樣的餛飩，然後堅持過完了她臆想中與父親相聚的七天。
父親再婚後很幸福。媽媽見我就問：“她會做菜吧？”我當然明白“她”指誰，我說：“做得很好。爸爸也戒菸了……”她趕緊垂下頭走開，不敢再聽。
臨回北京，我見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廚房。竹凳也上了歲數，透著靈肉般的柔韌光色。還是一堆小魚兒，我不阻止她，懶倚在陽臺上欣賞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已架起老花眼鏡來做樁事了。竹像疼一樣“吱呀”著，她說，再有場“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罰到鄉下，低人九等，就沒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才要他。她不敢抬頭看我，怕我看見她眼裡那片無救的天真，還是小姑娘似的那張因非分之想而緋紅的臉。
我將一簍子烘熟的小魚捎到爸爸那裡。正是高朋滿座的時候，滿桌是繼母的國宴手藝。我對爸爸使了個眼色，將他熟識的竹簍擱在了一邊。他瞪了它一會兒，似乎也愁苦了一會兒，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
這天父親醉倒，當著七八個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幾聲母親的名字。客人都問被叫的這個名字是誰，我自然吞聲。繼母美麗的眼裡，全是理解，全是理解……
選自《母親與小魚》
by 史鐵生
現在我才想到，當年我總是獨自跑到地壇去，曾經給母親出了一個怎樣的難題。
她不是那種光會疼愛兒子而不懂得理解兒子的母親。她知道我心裡的苦悶，知道不該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裡結果會更糟，但她又擔心我一個人在那荒僻的園子裡整天都想些什麼。我那時脾氣壞到極點，經常是發了瘋一樣地離開家，從那園子裡回來又中了魔似的什麼話都不說。母親知道有些事不宜問，便猶猶豫豫地想問而終於不敢問，因為她自己心裡也沒有答案。她料想我不會願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從未這樣要求過，她知道得給我一點獨處的時間，得有這樣一段過程。她只是不知道這過程得要多久，和這過程的盡頭究竟是什麼。每次我要動身時，她便無言地幫我準備，幫助我上了輪椅車，看著我搖車拐出小院；這以後她會怎樣，當年我不曾想過。
有一回我搖車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麼事又返身回來，看見母親仍站在原地，還是送我走時的姿勢，望著我拐出小院去的那處牆角，對我的回來竟一時沒有反應。待她再次送我出門的時候，她說：“出去活動活動，去地壇看看書，我說這挺好。”許多年以後我才漸漸聽出，母親這話實際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禱告，是給我的提示，是懇求與囑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後，我才有餘暇設想，當我不在家裡的那些漫長的時間，她是怎樣心神不定坐臥難寧，兼著痛苦與驚恐與一個母親最低限度的祈求。現在我可以斷定，以她的聰慧和堅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後的白天，她思來想去最後準是對自己說：“反正我不能不讓他出去，未來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園子裡出了什麼事，這苦難也只好我來承擔。”在那段日子裡——那是好幾年長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親作過了最壞的準備了，但她從來沒有對我說過：“你為我想想。”事實上我也真的沒為她想過。那時她的兒子還太年輕，還來不及為母親想，他被命運擊昏了頭，一心以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個，不知道兒子的不幸在母親那兒總是要加倍的。她有一個長到二十歲上忽然截癱了的兒子，這是她唯一的兒子；她情願截癱的是自己而不是兒子，可這事無法代替；她想，只要兒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確信一個人不能僅僅是活著，兒子得有一條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這條路呢，沒有誰能保證她的兒子終於能找到。——這樣一個母親，註定是活得最苦的母親。
有一次與一個作家朋友聊天，我問他學寫作的最初動機是什麼？他想了一會說：“為我母親。為了讓她驕傲。”我心裡一驚，良久無言。回想自己最初寫小說的動機，雖不似這位朋友的那般單純，但如他一樣的願望我也有，且一經細想，發現這願望也在全部動機中佔了很大比重。這位朋友說：“我的動機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搖頭，心想低俗並不見得低俗，只怕是這願望過於天真了。他又說：“我那時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讓別人羨慕我母親。”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為他的母親還活著。而且我想，他的母親也比我的母親運氣好，他的母親沒有一個雙腿殘廢的兒子，否則事情就不這麼簡單。
在我的頭一篇小說發表的時候，在我的小說第一次獲獎的那些日子裡，我真是多麼希望我的母親還活著。我便又不能在家裡呆了，又整天整天獨自跑到地壇去，心裡是沒頭沒尾的沉鬱和哀怨，走遍整個園子卻怎麼也想不通：母親為什麼就不能再多活兩年？為什麼在她兒子就快要碰撞開一條路的時候，她卻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來此世上只是為了替兒子擔憂，卻不該分享我的一點點快樂？她匆匆離我去時才只有四十九歲呀！有那麼一會，我甚至對世界對上帝充滿了仇恨和厭惡。後來我在一篇題為“合歡樹”的文章中寫道：“我坐在小公園安靜的樹林裡，閉上眼睛，想，上帝為什麼早早地召母親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聽見了回答：‘她心裡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點安慰，睜開眼睛，看見風正從樹林裡穿過。”小公園，指的也是地壇。
只是到了這時候，紛紜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現得清晰，母親的苦難與偉大才在我心中滲透得深徹。上帝的考慮，也許是對的。
搖著輪椅在園中慢慢走，又是霧罩的清晨，又是驕陽高懸的白晝，我只想著一件事：母親已經不在了。在老柏樹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頹牆邊停下，又是處處蟲鳴的午後，又是鳥兒歸巢的傍晚，我心裡只默唸著一句話：可是母親已經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捱到日沒，坐起來，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壇上落滿黑暗然後再漸漸浮起月光，心裡才有點明白，母親不能再來這園中找我了。
曾有過好多回，我在這園子裡呆得太久了，母親就來找我。她來找我又不想讓我發覺，只要見我還好好地在這園子裡，她就悄悄轉身回去。我看見過幾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見過幾回她四處張望的情景，她視力不好，端著眼鏡像在尋找海上的一條船，她沒看見我時我已經看見她了，待我看見她也看見我了我就不去看她，過一會我再抬頭看她就又看見她緩緩離去的背影。我單是無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沒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樹叢中，樹叢很密，我看見她沒有找到我；她一個人在園子裡走，走過我的身旁，走過我經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經找了多久還要找多久，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決意不喊她——但這絕不是小時候的捉迷藏，這也許是出於長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強或羞澀？但這倔強只留給我痛悔，絲毫也沒有驕傲。我真想告誡所有長大了的男孩子，千萬不要跟母親來這套倔強，羞澀就更不必，我已經懂了可我已經來不及了。
兒子想使母親驕傲，這心情畢竟是太真實了，以致使“想出名”這一聲名狼藉的念頭也多少改變了一點形象。這是個複雜的問題，且不去管它了罷。隨著小說獲獎的激動逐日暗淡，我開始相信，至少有一點我是想錯了：我用紙筆在報刊上碰撞開的一條路，並不就是母親盼望我找到的那條路。年年月月我都到這園子裡來，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親盼望我找到的那條路到底是什麼。母親生前沒給我留下過什麼雋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誨，只是在她去世之後，她艱難的命運，堅忍的意志和毫不張揚的愛，隨光陰流轉，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鮮明深刻。
有一年，十月的風又翻動起安詳的落葉，我在園中讀書，聽見兩個散步的老人說：“沒想到這園子有這麼大。”我放下書，想，這麼大一座園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兒子，母親走過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來我頭一次意識到，這園中不單是處處都有過我的車轍，有過我的車轍的地方也都有過母親的腳印。
選自《我與地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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