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8 “西充國”縣小議

今西充縣與“西充國”古縣，其轄地、治所、建置時間及歷史沿革，各不相同。今西充縣為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析南充縣置。西漢初為“紀信邑”，屬巴郡安漢縣（今南充市北）的轄地。惟“西充國”縣為漢末碩儒譙周故里，其轄區元代省入南部縣，今世人知之甚少。

東漢有無西充國，蒲孝榮先生編《四川政區沿革與治地今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無記載。劉琳先生《華陽國志校注》（巴蜀書社1984年版）雲：“（漢）獻帝初平四年（193）分充國置南充國，見《續漢志》及注。分南充國後，充國在西，故後稱西充國。蜀漢至晉，皆有西、南二充國（《蜀志》：譙周，西充國人；張嶷，南充國人。又見《晉志》《沈志》）。”又云：“李雄據蜀時期，因戰爭破壞，西充國荒廢（見《寰宇記》），西充國並於南充國，所以常璩時只有南充國而無西充國。”新《南部縣誌（1994）》亦沿其說。蓋《華陽國志》（下簡稱《常志》）是一本挺拔於方誌之林的史籍，較《續漢志》《晉志》有權威性。劉琳先生校注《常志》，以廖寅題襟館本為工作本，參閱其他諸本。校訂後的文字是：

南充國縣 和帝時置。有鹽井。大姓侯、譙氏。

據任乃強先生《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稱：“這段文字應當是‘西充國’，不是‘南充國’。”《後漢書》謂南充國“初平四年置”。“初平”，即漢獻帝年號（193）。《三國志》稱譙周“巴西西充國人”。周生於建安四年①，上距“初平四年”僅六年，其時已有西充國縣。《後漢書》謂充國“永元二年置”，即漢和帝之第二年（90）。“有鹽井”：西、南二充國皆有鹽井，惟西充國尤多。“侯、譙氏”，皆為西充國大姓。南充國大姓為張姓。故任老先生言：“常氏崇用《漢志》與譙（周）陳（壽）之書，不當誤屬南充國。而自宋槧至於廖刻，皆誤此為‘南充國縣’，莫能訂正。又脫西充國，而以平州足成七縣之數②（見任老《常志校補圖注》46頁）。”張冠李戴，是則《常志》不見有西充國。按任氏考訂釐補，原文是：

西充國縣 故充國縣，和帝時置。有鹽井。

大姓侯、譙氏。漢末分置南充國時改名。

南充國縣 漢末置。大姓張氏。

由充國古縣所析置的西充國與南充國，一併載入《常志》，任老先生所校，庶復《常志》之真，不當有誤。可惜此書面世，新《南部縣誌（1994）》書稿已經付梓。

《通典》“充國”雲：“後漢初省入閬中。”任老校《常志》稱：“蓋光武時省，和帝時復置。”泛言之：光武時民賦不足以養官而省，至和帝時，賨民慕化者益深，漢民定耕者益多，乃復置充國古縣。至獻帝初平時，漢民開拓者益廣，賨民漸已漢化，人口速增，故分充國置西、南二充國縣。西充國古縣歷東漢及蜀漢、魏、晉，縣名未改。至南朝劉宋，西充國更名“西國縣”，西魏更名“晉城縣”，唐武德元年（618）更名“晉安縣”。北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晉安省入西水縣。元憲宗二十年（1283），西水與新政、新井三縣同時省入今南部縣地。

其治所地望，南充國縣東漢初平設治於南隆鎮，地望不變，原充國縣故治（今南部大橋鎮境）為西充國縣治。至南北朝，郡縣建置混亂，省並紛繁，西充國治所無定，不敢究論。蓋任老先生言，“西漢時充國故城疑在今嘉陵江東新政壩（今儀隴縣城）之水運節點上”；“湘西武陵之充縣（包括今重慶秀山、湖北來鳳、貴州松桃），可能先名西充國”。“東漢時之南充國故城，應在蓬安縣之周口鎮”；“西充國故城，當在今南部縣境之定水寺”（均見任乃強《常志校補圖注》47頁）。其說未見史料來源，亦未列出典籍文物佐證，屬推論之詞，殆未可信。

上世紀八十年代，各地普查地名，開展修志工作，蒲孝榮先生編纂《四川政區沿革與治地今釋》一書發行全川，各地修志同仁皆奉是書為“藍本”。該書稱西充國縣故城在“楠木公社”（今南部楠木鎮）。古充國故城當在今南部縣“柳邑公社”（今南部柳驛鄉）。2006年，南充市政協編《走進百年古鎮》，又稱閬中的“天宮鄉為古充國縣先治故址”。筆者認同新《南部縣誌（1994）》以《太平寰宇記》所載可信：“充國縣在新井縣東北二十八里，去州六十里。”今南部縣雄獅與萬年兩鄉之間③為充國古縣故治，即西充國縣先治故址。

蒲孝榮先生言，西充國縣故城在今南部縣楠木鎮，其依據是《隋書•地理志》：“晉城舊曰西充國，梁置木蘭郡，西魏廢郡改縣名焉，有閬水。”楠木，即“木蘭”的倒誤。今楠木鎮地處閬水（嘉陵江）之東。北宋熙寧四年（1071），省晉安入西水縣，十一年後（元豐五年），新政縣徙治於晉安縣故治。筆者以為：新政徙治於晉安故治，若楠木、若東壩，似為情理之中；然晉安故治在今升鍾鎮晉安壩，新政徙治於百餘里之外，則匪夷所思。雖則此說未成定論，但可以確定西充國縣分置之初是以西水為界：西水之西為“西充國”；西水之東閬水之南為“南充國”。今南部縣西河口之富利、王家，以及蓬安縣的睦壩、高廟等地，在東漢時皆屬西充國縣地。

上世紀末，東壩鎮郊之上乘寺故址，發現大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石碑一方，碑文稱：“定覺山上乘寺廟產乃三國譙大人之業耳。”經文物部門核定和專家學者論證，“三國譙大人”，其時其人，非譙周譙允南莫屬。東壩古鎮，“譙氏俗產存焉”。足資可證，今南部縣境西河之西，乃西充國古縣腹地。過去判定南充國與西充國“以寶馬河為界”，其說有誤。

東漢之世，巴地分郡置縣頻繁，賴史籍所記緣由，茲溯源追述其後。

東漢後期，中原群雄紛爭，軍閥混戰，其戰火併未延燒到四川，巴郡地方相對安定。而閬水之濱，西河兩岸，曾是劉邦奪天下的大後方基地，從軍的人居多。西漢王朝建立，對有軍功的人“先與田宅”（見《漢書•高祖記下》），稱“軍功受田”。中原移民入蜀亦可受田，稱“遷徙受田”。加之開荒自由，田土可自由買賣，巴西地主與自耕農民的勢力得到發展。漢靈帝時，益州剌史劉雋、郤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④”。於是相繼發生了“五斗米道”起義、賨民起義，以及馬相、趙只攻打閬中、渠縣等地的農民暴動。風起雲湧的農民武裝起義一旦殃及地方政權，官府輒派以重兵平靖。劉焉父子領益州牧，欲割據益州，“撫納離叛、務行寬惠”，拉攏地方勢力，更滋益了地方豪強勢力的膨脹。地方勢力控制地方政權，朝廷命官往往順風倒，按他們的意圖行事。如安漢豪強大吏趙韙建議要分巴為三郡⑤，劉璋則按其意圖辦理，使安漢縣爭得了“巴郡”的舊名。蓋充國古縣分縣，乃譙、侯兩大姓勢力膨脹，把持鄉議，恃西水之西的鹽井、農桑優於西水之東的水道商運，所以據理力爭分治；而官府又覺不愁徵調賦役，亦欣然從之。此為分縣的直接原因。

再者，巴郡、巴西郡為東漢混亂時期偏安之一隅，產業興盛，人口速增，亦不可忽視。據《漢書•地理志》西漢元始二年（2）的簿籍推算，充國古縣人戶為1.4萬戶，人口為6.4萬口。又以《後漢書•郡國志》載東漢順帝永和五年（140）簿籍推算，時過140年，充國古縣的人戶為2.2萬戶，增加7700戶，增長57%。人口為7.8萬口，增加1.3萬口，增長20%。自永和五年（140）至永興三年（155），僅15年時間，充國人戶又增1.1萬戶，達到3.3萬戶。人口又增5.6萬口，即達到13.4萬口。人戶與人口的持續增長，迄至東漢末不衰。迨郡縣開置，官吏、員役從職而至，覺其風土不惡，生活廉便，始陸續有人就城郊落業。經營商貿者皆獲厚利，以致富盛。於是逐世益增，次第向江河沿岸拓展墾殖，成為官府依恃之民。其民亦恃官府保護，逐步向較遠之丘陵山區地帶開發產業。由於社會的相對安定，民族和睦，又推進工商業發展。工商業盛，腹地狹鄉人民趨利而至，又促使人口激增，為官府提供賦役。

本來，西充國古縣為紫土淺丘，“方山”地貌，其農耕技藝，移民初不習究，農業發展遲於他郡。經土著居民帶動，民族間相互學習，取長補短，耕作技藝日益精進，民康物阜，始為一方樂土。《常志》引譙周《三巴記》詩云：

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

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

有餘糧，才會有嘉釀。西充國古縣的民謠，如歷史底片反映出今南部縣之東壩、建興、大橋、王家等地兩千年前古老的農耕面貌。農業惟舉黍稷（小米、高粱），表明為中原型之旱地農業，其農作物不同於今世的稻、麥、紅薯之類作物。詩的語言質樸，未用儒家文典，經譙周略加潤色，成為千古絕唱，讓後人廣為傳誦和品味。民族融洽，人口興旺，商貿繁盛，社會豐樂，亦為增縣置郡的一項重要原因。

注：

①譙周出生年 見《三國志•蜀書十二•譙周傳》：泰始五年（269），“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其出生年當在建安四年（199），上距初平四年（193）僅六年。

②平州：《宋書•州郡志》載，“太康”乃西晉武帝司馬炎的年號（280—290），東漢無“太康”。平州置於西晉，非東漢置。

③充國城故址：《元和輔志》《太平寰宇記》皆雲：“充國縣治在新井東北二十八里。”（漢裡小於今華里，漢1裡合416米，今10華里合12漢裡。）《南部縣地名錄（1983）》：“充國縣故城在今雄獅、萬年之間。”《走進百年古鎮（2006）》稱閬中“天宮鄉為充國縣先治故址。”天宮鄉距新井（今大橋鎮）40華里，與《寰宇記》所記不合。

④見《三國志•蜀志•劉二牧傳》斐注引《漢靈帝記》。

⑤巴分三郡：劉璋按趙韙建議，劃墊江以上（合川以北）為巴郡，治安漢（今南充市北）；江州至臨江（今重慶至忠縣、萬縣）為永寧郡；朐忍至魚復（今雲陽至奉節）為固陵郡。後來魚復大姓蹇胤因為本縣失去了“巴”名，於是向劉璋力爭，又改永寧郡為巴郡；改固陵郡為巴東郡；改合川以上地方為巴西郡，治閬中。是謂“巴分三郡”。見《華陽國志•巴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