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陸軍與大陸政策》是日本專家北岡伸一（曾任日本駐聯合國大使，現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高級顧問）的著作，介紹日本從日俄戰爭後面向中國的大陸政策變遷。本文主要由南京小夥子沈治翻譯，巴山夜雨參與創作評論，並獲得授權發表。本篇為該書《序章》的前半部分）

這一部分簡單說來，就是日本覺得，在20世紀初期全球列強一起擴張的時候，日本必須也要擴張發展，不然就會捱打。

至於怎麼擴張呢？方法可以是和平的，就是做生意，移民，搞文化交流，也可以是直接動手打。而擴張的方向，可以是東比亞、東南亞乃至南美（秘魯和巴西就有大批日本人）。但歸根結底，日本最想要的，還是中國大陸。

而最終日本方面在對中國大陸擴張，還是選擇了以武裝入侵的方式為主。在這個過程中，日本陸軍是重要的推動者。

這也是本書為何要寫的原因。

作為一箇中國人，看完這段，我只想說，X。

以下是沈治翻譯的正文

譯文

近代日本政治史上最為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其始終熱心於對外發展。在日本，“為了跟隨世界局勢，日本必須不斷的對外擴張發展，不然的話就要走上退縮、滅亡的道路”這樣的思想，自從感受到歐美諸國對日本獨立地位的威脅的幕末時代起、直到太平洋戰爭期間，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成為了廣泛存在的社會意識。

這種可以被稱為是“後進帝國的焦慮感”的對外意識，它的起源雖然是被動產生的，但卻成為了強大能量的根源，催生了多種對外發展的理論。這些對外發展的理論不僅在整體上左右著日本外交的方向，甚至屢屢對日本國內的政治構造和東亞地區的國際秩序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日俄戰爭中的傷員）

日本的對外發展理論存在多種類型。

對於從發展的方法上來說，存在著從“將重點置於貿易、移民、文化等方面”的和平發展主義、到“通過直接行使軍事力量進行發展”的各種各樣的理論。

另一方面，從對外發展的方向上來說，這些理論也分別指向東北亞、東南亞、南美等不同的各個方向。

但是在這些理論中，可以說是最有力也是最重要的主張，可以說就是要求日本在中國大陸上對領土、權益、政治影響力等各方面進行擴張的理論。（在下文中，對這樣的主張以及實踐行為，不再稱為“大陸發展政策”而是簡稱為或是“大陸政策”）

（日俄戰爭漫畫）

大陸發展政策正式開始實施，是在日俄戰爭之後。之後這一政策被不斷地進行強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達到了一個頂峰。日本在這十三年間不僅在量的方面推動其在大陸的發展，並不僅僅是在量變上推進，大陸發展的質量在這十三年間也達到了一個重要的關鍵在質的方面，也擁有了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也就是說，在這段時間裡日本所一貫堅持的政策，就是一邊在與列強維持著基本的協調關係的同時，一邊在這種協調關係的“界限內”，在中國大陸通過從經濟實力到軍事力量的各種手段，在中國大陸追求各種各樣的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價值，這一點是日本在這一時間段內堅持始終的。

相比於著眼於強調“通過使用經濟手段追求經濟利益”的這一大戰後和平發展主義時代，以及在總動員體制確立之後主要關心總動員體制的確立、著眼於使用強調“通過軍事手段追求軍事利益”——這一滿洲事變之後的軍事發展主義時代，這一日本的大陸政策的第一階段，現在看來可以被稱為是“古典帝國主義的時代”（1）。而且在這一期間，日本的大陸發展所圍繞的環境，隨著中國革命以及世界大戰而發生急劇的變化。特別是抑制日本進行大陸發展的三個最基本因素——中國的抵抗、列強的牽制、以及日本經濟的脆弱性——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種環境的大幅變化與上文提及的“價值和手段上的多樣性”相結合，使得日本這一時期的大陸政策變得豐富多彩。

在此之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太平洋戰爭為止表現出的大陸政策上的各種問題，比如基本的政策類型、政策主體、對立關係等等，我們基本上都可以在這大陸政策第一階段中發現——至少是發現這些問題的萌芽。為了考察日本的大陸政策，本書首先關注這一時期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

這一時期，對日本進入大陸最重要的推動者就是日本陸軍。作為日本在中國大陸的勢力代表的關東都督、其規格僅限於現役陸軍大將或中將，這一制度本身就具有象徵性的意義。然而一直以來陸軍都是被當作外務省外交活動的妨害者來對待，幾乎沒有完全沒有將其作為擁有獨立的政策體系和政策理念的主體而進行的研究。這也是對這一時期的大陸政策的研究相比對後面兩個時期的研究明顯落後的最主要的原因（2）。填補這一研究上的缺陷與空白、整體性闡明日本陸軍的大陸政策，以此為中心明確這一時期日本的大陸政策——換而言之，就是闡明這一時期日本陸軍在大陸政策中所起的作用，這就是本書想要解決的最主要的課題。而與之相關的問題、比如這一時期日本的大陸政策是如何向戰後華盛頓條約時代的政策進行轉換（3）、以及在這樣的轉換期間日本陸軍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等等，也是本書同時想要追求的目標。

在日俄戰爭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這一期間，日本國內的政治構造以“確立政黨政治過程”而為人所知（4）。也就是說，隨著明治三十九年一月份第一次西園寺內閣的成立、作為有力的權力主體之一而得勢的政黨，到了大正七年九月的原內閣成立的時候，已經進一步上升為佔據優勢地位的權力主體。與此同時，陸軍則從長州派系的中樞構成部分，變成了獨立的政治勢力（在下文中，將其稱為陸軍的政治獨立）。陸軍的政治獨立與政黨政治的確立，可以說是同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陸軍的政治上的獨立性，首先使其在日本大陸政策中的作用發生了變化。比如陸軍對於其主張的政策的內容，由於缺乏藩閥內部的調整，逐漸變成陸軍更加獨立自主的政策；而在實現政策的方法上，也從依靠藩閥的影響力，變成使用其自身的影響力。相反地，或許也可以說正是陸軍在大陸政策中角色的變化，促進了其在政治上的獨立。綜合以上兩面進行考察，闡明陸軍政治上的獨立過程與其在大陸政策中的角色之間的關聯，這就是本書的第二課題。

註釋

（1）關於上述的和平發展主義的各種概念、以及日本外交的時期區分等問題，本書主要參考了入江昭的下列著作。<aft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入江譯《極東新秩序的摸索》[一九六八年、原書房]）、《日本的外交》（一九六九年、中央公論社）、《和平發展主義與日本》（《中央公論》一九六九年十月號）、,James W.,ed., <dilemma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張明雄譯，《軍事發展主義的挫折》；小平修、岡本幸治監譯《日本近代化的兩難境地（原詞意為進退兩難）[一九七四年、密涅瓦書房]收錄）、<pacific>,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Bernard S.,and Harootunian,H.D.,ed.,<japa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japan>/<pacific>/<dilemmas>/<after>

（2）以這一時期的大陸政策的總體情況為對象所做的研究，即使不侷限於以陸軍為中心，也同樣是完全處於空白的狀態。對於華盛頓體制時期的研究有注（1）中提及的Irie,Akira<after>和細谷千博、齊藤真編《華盛頓體制與日美關係》（一九七八年、東京大學出版會）等文獻，對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研究有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通往太平洋戰爭之路》全八卷（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朝日新聞社）和細谷千博、齊藤真、今井清一、蠟山道雄編《日美關係史——開戰前的十年（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全四卷（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東京大學出版會）等文獻。與這些成果相比，似乎可以理解為這一時期尚未被視為日本對外政策上的一個時代來對待。此外，在對其他兩個時期的研究中也存在這一缺陷，但第三期的情況並沒有那麼顯著，而第二期的情況則沒有那麼嚴重。/<after>

（3）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外交的轉變，三谷太一郎《的外交指導及其歸宿》（三谷《日本政黨政治的形成》[一九六七年、東京大學出版會]收錄）以及佐藤誠三郎《協調與自立之間——日本》（日本政治學會編《年報政治學•國際緊張緩和的政治過程》[一九七零年、巖波書店]收錄）這兩篇文獻是應當予以關注的力作。前者以原敬的外交指導為中心、闡明瞭華盛頓體制的成立；後者則通過國際環境的變化、闡明瞭華盛頓體制的成立和崩潰的條件。如果僅限於“戰後外交的轉變”這一方面，本書相對於前者、更加重視陸軍及藩閥方面對外交轉變的對應；相對於後者、則更加重視“國際環境的變化是如何為日本所接受”這一點。這也是本書在這方面的存在意義。

（4）在這一期間，政黨與藩閥之間陸續形成了多種對抗•合作的關係。從根本上來說，這樣的關係——對於山本內閣來說是薩摩派與政友會合作以圖壓倒長州藩閥，對於大隈內閣來說是長州藩閥與同志會合作以圖壓倒政友會，對於寺內內閣來說是長州藩閥與政友會合作以圖壓倒憲政會——一直以來都是作為戰略方針而形成的（例如升味準之輔《日本政黨史論》第三卷[一九六七年、東京大學出版會]第七、第九章）。然而上述的這些對抗•合作關係，並不只是戰略上的方針政策，對於日本圍繞著大陸政策的政策性方針也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這正是本書試圖在各個方面予以闡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