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魏文帝曹丕曾經在其《終制》中寫下這樣一句話：“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是否存在“不掘之墓”很難考證，但人類歷史上的確沒有出現過“不亡之國”，縱然是“亙萬世而不革”的日本，也僅僅留住了萬世一系的天皇。沒有人能確定，作為曹魏帝國的開國君主，曹丕為什麼在大業初成之時便說出瞭如此低沉之語；但自歷朝朝代走馬燈一般的“更迭定律”直到曹丕死後也沒有改變過，並且還將會隨著人類一直走向時間的盡頭。
然而相比於日本天皇的萬世一系，中國曆朝開國君主在稱帝之時卻必然會面臨著日本人所不曾也不需要面對的問題：如何論證新君主稱帝的正統性？
根據日本神話傳說，天皇乃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其君權出自神授。既是君權神授，天皇的統治地位便不需要論證，其正統性也不太有人敢於提出挑戰。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正統性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加固代，日本之後歷經幾代幕府，歷任徵夷大將軍的實權幾乎均凌駕於天皇之上，但也沒有哪位徵夷大將軍真的敢於代天皇而自立，背後的原因正是天皇的正統經過數千年的沉澱已經成為大和民族的“公理”，挑戰這一“公理”已然不可能。
與此相對，中國曆朝歷代的更迭卻每每伴隨著最高統治者的改變，君權神授語境下的血統“公理”很難具有說服力。新君主的出現是可以被接受的，但也因此更需要理論支撐，否則又如何證明自身的正統，並避免更新的君主取而代之？
於是，中國的朝代更迭了多少次，這種理論建設就進行了多少次。中國人不相信永恆的天皇，連皇帝本人都能發出“未有不亡之國”的感嘆，卻不得不在稱帝一事上煞費苦心，一次又一次為更名換姓的皇帝論證著新的天命。從宏觀的視野來看，彷彿不是人在爭取皇位，而是皇位在挑選人——這一歷史變遷，實在有些耐人尋味。
對於夏朝的開國君主啟來說，王位的正統性並不是一件需要操心的事。
因為沒有確切的文字與出土文物進行佐證，夏朝的存在事實上尚有爭議。不過對於帝王正統性來說，啟的地位與日本天照大神類似——他並不需要真的存在，只要那些事蹟甚至是神話能流傳下去併為後人所接受就已足夠。
啟是大禹之子，大禹則是當時中原四方的部落首領。在大禹之前，部落首領之位一直為禪讓制：堯禪位於舜，舜禪位於大禹，三代首領之間並無血緣關係。大禹臨終前同樣欲將其位禪讓於伯益，但最終是其子啟繼承了整個部落，成為第一任夏王——禪讓制由此被世襲制所取代。
關於啟代伯益建立夏朝之事，史書中有兩種說法。一是如《史記·夏本紀》中所說的“益讓帝禹之子啟，而闢居箕山之陽”，乃伯益主動讓位於啟；二是如楚竹簡《容成氏》中所說的“禹於是乎讓益，啟於是乎攻益自取”，也就是啟派兵攻伐伯益，通過武力將首領之位搶到了自己手中。
無論是伯益主動讓賢還是啟暴力取得，在“公天下”變成了“家天下”的歷史語境下，都不影響啟稱夏王的合法性。啟為大禹之子，本該有繼承其父地位的權利，既然正統在啟，奪取王位的手段也便不那麼重要了。
當然，在《孟子·萬章上》中的確談論到過堯舜禹啟的故事。在這一篇文章中，孟子論證啟代伯益而立的合法並不來源於血統，而來源於啟本身的德行；然而從孟子反覆引用的“吾君之子也”五個字來看，可以推斷出啟的“帝王”血統給予了他充足的合法性。啟建立夏朝並確立世襲制，從此之後一代代的夏王在正常情況下均以“吾君之子也”為繼承原則，這絕不意味著啟的子孫一個個都是賢人君子——至少夏朝的最後一任君主桀便肯定不是。
如果不是“吾君之子也”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啟開創夏朝不會如此順利，其實國祚更不會綿延近五百年。對於啟來說，“血統即正統”，他只需要是大禹之子便可以為後世子孫提供不可替代的合法性來源，這一點被稱為“國王永定”，與日本天皇的萬世一系並無二致。
假如桀不那麼殘暴，或許夏朝就不會滅亡，而“國王永定”的理念將隨著歷史的發展而日益強化，最終發展成如日本天皇的萬世一系。然而，歷史沒有假如。桀倒行逆施，荒淫無度，以至於民間出現了“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呼聲。桀以太陽自居，而百姓寧可這一輪“太陽”同歸於盡，真可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就在此時，夏朝東部的商侯湯興兵伐夏了。桀雖然無道，但卻是天命所在，而天命是最高價值；與此同時，夏朝已經建立了四百餘年，官民之間已經形成了極為鞏固的統治慣性，桀身上積累著夏朝十數代君主籠絡積累的人心。湯想討伐天下共主，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想像力：桀為什麼是可以討伐的，又憑什麼由我來伐桀？
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湯在出兵前發部了一份檄文：《湯誓》。《湯誓》內容節選於下：
“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臺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湯誓》完全滿足了時代提出的要求，出色地完成了構造新時代理論基礎的使命。《湯誓》首先承認伐夏是不義之事，但並非湯“敢行稱亂”，而是因為有著比尊奉夏朝更重要的天命，這一道天命便是奉“上帝”之令討伐夏氏。夏王雖然是天下共主，但其位階畢竟比不上天神“上帝”，故湯伐夏之事，實在“不敢不正”。
這一篇檄文所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論建設，就是夏王與天命並不是統一體。而現在天命因為桀的無道已經轉移到了湯身上，這又論證了天命又具有可轉移性，也就是“天命靡常”。這兩條理論相結合，在人心呼應的情況下便有效挑戰了“血統即正統”的觀念，使得湯“非臺小子敢行稱亂”的理由得以被百姓所接受，國王永定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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