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龙
魏文帝曹丕曾经在其《终制》中写下这样一句话：“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是否存在“不掘之墓”很难考证，但人类历史上的确没有出现过“不亡之国”，纵然是“亘万世而不革”的日本，也仅仅留住了万世一系的天皇。没有人能确定，作为曹魏帝国的开国君主，曹丕为什么在大业初成之时便说出了如此低沉之语；但自历朝朝代走马灯一般的“更迭定律”直到曹丕死后也没有改变过，并且还将会随着人类一直走向时间的尽头。
然而相比于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中国历朝开国君主在称帝之时却必然会面临着日本人所不曾也不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论证新君主称帝的正统性？
根据日本神话传说，天皇乃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其君权出自神授。既是君权神授，天皇的统治地位便不需要论证，其正统性也不太有人敢于提出挑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正统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固代，日本之后历经几代幕府，历任征夷大将军的实权几乎均凌驾于天皇之上，但也没有哪位征夷大将军真的敢于代天皇而自立，背后的原因正是天皇的正统经过数千年的沉淀已经成为大和民族的“公理”，挑战这一“公理”已然不可能。
与此相对，中国历朝历代的更迭却每每伴随着最高统治者的改变，君权神授语境下的血统“公理”很难具有说服力。新君主的出现是可以被接受的，但也因此更需要理论支撑，否则又如何证明自身的正统，并避免更新的君主取而代之？
于是，中国的朝代更迭了多少次，这种理论建设就进行了多少次。中国人不相信永恒的天皇，连皇帝本人都能发出“未有不亡之国”的感叹，却不得不在称帝一事上煞费苦心，一次又一次为更名换姓的皇帝论证着新的天命。从宏观的视野来看，仿佛不是人在争取皇位，而是皇位在挑选人——这一历史变迁，实在有些耐人寻味。
对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启来说，王位的正统性并不是一件需要操心的事。
因为没有确切的文字与出土文物进行佐证，夏朝的存在事实上尚有争议。不过对于帝王正统性来说，启的地位与日本天照大神类似——他并不需要真的存在，只要那些事迹甚至是神话能流传下去并为后人所接受就已足够。
启是大禹之子，大禹则是当时中原四方的部落首领。在大禹之前，部落首领之位一直为禅让制：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大禹，三代首领之间并无血缘关系。大禹临终前同样欲将其位禅让于伯益，但最终是其子启继承了整个部落，成为第一任夏王——禅让制由此被世袭制所取代。
关于启代伯益建立夏朝之事，史书中有两种说法。一是如《史记·夏本纪》中所说的“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乃伯益主动让位于启；二是如楚竹简《容成氏》中所说的“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也就是启派兵攻伐伯益，通过武力将首领之位抢到了自己手中。
无论是伯益主动让贤还是启暴力取得，在“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的历史语境下，都不影响启称夏王的合法性。启为大禹之子，本该有继承其父地位的权利，既然正统在启，夺取王位的手段也便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在《孟子·万章上》中的确谈论到过尧舜禹启的故事。在这一篇文章中，孟子论证启代伯益而立的合法并不来源于血统，而来源于启本身的德行；然而从孟子反复引用的“吾君之子也”五个字来看，可以推断出启的“帝王”血统给予了他充足的合法性。启建立夏朝并确立世袭制，从此之后一代代的夏王在正常情况下均以“吾君之子也”为继承原则，这绝不意味着启的子孙一个个都是贤人君子——至少夏朝的最后一任君主桀便肯定不是。
如果不是“吾君之子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启开创夏朝不会如此顺利，其实国祚更不会绵延近五百年。对于启来说，“血统即正统”，他只需要是大禹之子便可以为后世子孙提供不可替代的合法性来源，这一点被称为“国王永定”，与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并无二致。
假如桀不那么残暴，或许夏朝就不会灭亡，而“国王永定”的理念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强化，最终发展成如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然而，历史没有假如。桀倒行逆施，荒淫无度，以至于民间出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呼声。桀以太阳自居，而百姓宁可这一轮“太阳”同归于尽，真可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就在此时，夏朝东部的商侯汤兴兵伐夏了。桀虽然无道，但却是天命所在，而天命是最高价值；与此同时，夏朝已经建立了四百余年，官民之间已经形成了极为巩固的统治惯性，桀身上积累着夏朝十数代君主笼络积累的人心。汤想讨伐天下共主，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想像力：桀为什么是可以讨伐的，又凭什么由我来伐桀？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汤在出兵前发部了一份檄文：《汤誓》。《汤誓》内容节选于下：
“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汤誓》完全满足了时代提出的要求，出色地完成了构造新时代理论基础的使命。《汤誓》首先承认伐夏是不义之事，但并非汤“敢行称乱”，而是因为有着比尊奉夏朝更重要的天命，这一道天命便是奉“上帝”之令讨伐夏氏。夏王虽然是天下共主，但其位阶毕竟比不上天神“上帝”，故汤伐夏之事，实在“不敢不正”。
这一篇檄文所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论建设，就是夏王与天命并不是统一体。而现在天命因为桀的无道已经转移到了汤身上，这又论证了天命又具有可转移性，也就是“天命靡常”。这两条理论相结合，在人心呼应的情况下便有效挑战了“血统即正统”的观念，使得汤“非台小子敢行称乱”的理由得以被百姓所接受，国王永定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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