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仲鳴
前些年，網上動輒流傳起各種“聘禮地圖”，據說彩禮最高的地方是上海，需要1套房子+10萬元現金。都是彩禮地域差距卻不小——這要是挪到河南蘭考縣惠安街道，沒準就成“販賣人口”了。
這兩天，一份紅紙黑字的《惠安街道辦紅白喜事操辦標準》在網上熱傳，該標準第一條規定：“訂婚彩禮不超過兩萬元，索要彩禮過多者，交公安機關調查，嚴重者以販賣人口或詐騙論處。”面對質疑，蘭考縣惠安街道辦事處社會治理中心相關負責人稱，紅白喜事操辦標準正在嚴格執行，此舉是為了倡導婚俗新風。
這無疑是個典型的“為你好”式規定：其矛頭對準的是民眾痛點，初衷是為了移風易俗。
兩情若是久長時，還須過了“彩禮”關。結婚要彩禮，固然算“公序”，卻難稱“良俗”。對時下的很多人而言，彩禮就像是橫亙在感情與婚姻間的攔路虎。高彩禮成為婚姻殿堂的入門券，既加重了許多人的婚娶負擔，導致很多家庭“因婚致貧”，也讓已跟錢、房、車綁定的婚戀變得愈發泛物質化。當索要彩禮動輒淪為“挾人要價”，婚姻也容易變成“愛情買賣”。
所以對那些望“彩禮”興嘆的人來說，給彩禮設上限和“要彩禮過多以販賣人口論處”，來得簡直不要太貼心。
矯正漫天要價式索要彩禮的弊習很有必要，但初衷再好也得講究方式和路徑，而不能只講“準、效”不講“度”。涉事街道制定的婚喪嫁娶強制性操辦標準，就沒拿捏好尺度，尤其是“要彩禮過多以販賣人口論處”的規定，有用力過猛之嫌。
要彩禮過多屬於陋習，販賣人口則涉嫌犯罪，這兩者雖然都備受詬病，卻不是一回事。將“陋俗”和“犯罪”混為一談，無疑是將道德問題法律化，其合法性和可操作性都存疑，也容易帶來“管得過寬”和“濫刑”的問題。
法治社會，罪刑法定、法無禁止即自由的原則不可違。索要彩禮過多當然可以被譴責，但也只是違背良俗，“以販賣人口或詐騙論處”明顯於法無據。若將罪刑適用情形擴大化，勢必有違慎刑原則和司法權力的謙抑性原則，導致不該入罪的入了罪的問題。
據瞭解，蘭考當地去年至今已發生多起借彩禮斂財的詐騙案件，包括今年年初打掉了一個“一女嫁五夫”、以結婚為由騙取彩禮連續作案5起的騙婚團伙。這或許也是其用遏制高彩禮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即便如此，要給某個人定罪，也得契合實體正義，定罪條件只能是其達到入罪門檻、滿足構罪要件，而不是不合情卻合法的“要彩禮過多”。
本質上，彩禮這事仍處在私人事務和民風民俗的範疇，可以通過文明宣教因勢利導，而不宜用行政之手強制設限。
高彩禮背靠著很多傳統觀念和現實考量——在部分人的傳統認知中，嫁女如同剜“心頭肉”，彩禮相當於情感上的部分代償；從婚姻經濟學角度講，婚姻關係的實質是為尋求最大化“婚姻盈餘”而形成的社會合作，彩禮則是為達成合作而進行的博弈過程。鑑於此，怎樣通過現代文明理念的濡染改變那些陋俗，用養老保障的可預期消除“收彩禮防老”的心態，是值得探究的命題。
但不管怎麼說，“要彩禮過多以販賣人口論處”，明顯矯枉過正，這樣打著倡導文明旗號讓公權力輕易越界的做法，讓人看不出“文明”，只能看出法治素養的不足。
□仲鳴（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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