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輝
大學畢業之後,我這一生其實就做了一件事:副刊編輯。1982年2月,從復旦大學分配到《北京晚報》,主要在《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當編輯。1987年秋天,我調至《人民日報》“大地”副刊,還是當編輯。
副刊於我,總是有一種擺脫不了的懷念。這種懷念是個人情懷所致,更是難忘一些美好記憶。在編輯副刊的三十餘年時間裡,我總是遇到許多前輩們的厚愛,在他們身上感受美好。
每一次閱讀他們的稿件,每一次與他們聊天,都在觸摸歷史文化的體溫——這是我在講座的時候最愛說的一句話。
臨近退休之前,我與大象出版社王劉純社長聊天,說我想做件事情。他問,什麼事?我說,中國報紙副刊可謂半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如魯迅的《阿Q正傳》,冰心的《春水》《繁星》,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激流》,蕭紅的《呼蘭河傳》等,都是報紙連載的。現在,讀者很難在圖書館閱讀多年前的報紙副刊,如果陸續結集出版,用十年時間出版300種左右,這就足以讓讀者大致瞭解中國報紙副刊的輝煌。
王兄當場敲定,“副刊文叢”由此開始運作。2017年1月已經推出15種,2018年將推出26種,魯迅的《阿Q正傳》等也在其中。一個龐大的計劃,有大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選題與審定,均在順利進行。想一想,都豐富在夢中。
退休前後,能夠做這樣一個大項目,當然與編輯副刊的美好記憶相關。
八十年代初,恰逢報紙步入一個黃金時代。走進北京晚報,開始一兩年時間,我以採訪文藝界報道為主,不過,我最初分配的崗位是副刊編輯。1984年,終於回到“五色土”,從此,三十多年,我幾乎沒有離開副刊這塊陣地。
剛到“五色土”,我提議設立“居京瑣記”專欄,邀請居住北京的文化界名家來寫他們的日常生活,並約請丁聰先生為每篇文章配圖。這一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贊同和支持。記得我當時一口氣寄出了百十封約稿信。
我開玩笑說,撒一張大網,看看到底能撈上多少魚。記得在約稿信中,我寫道:文章可長可短,題目可大可小,風格也可不拘一格,重要的是寫出居住北京的感受,或描寫,或點評,或抒情,或諷刺。我的想法是,這些名家都是文章高手,只要涉及現實問題,甚至針砭現實,就一定會有精彩之筆,並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和社會反響。
令我感動的是,收到約稿信的文化界名家都陸續寄來了他們的新作。從“五四時代”文壇和新聞界的冰心、馮至、顧執中,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胡風、梅志、蕭乾、卞之琳、唐弢、臧克家、唐瑜、黃苗子、鬱風、吳祖光、韋君宜、葉君健、駱賓基、端木蕻良、路翎、王世襄、黃永玉、汪曾祺、吳曉鈴、吳冠中、常書鴻、周汝昌、潘絜茲、羅大岡、董樂山、陳敬容、姜德明、李澤厚、王蒙、唐達成……幸好部分手稿留存下來,重新翻閱,清晰可見的文字手跡,總是令人感受到一種美好,興奮之情盡在心中。
可以說,重新閱讀這些文章,可以感受到名家們的歷史思考和干預現實的精神,字裡行間的文化品位與生活樂趣,依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稱之為上乘之作,實至名歸。
十多年後,我將“居京瑣記”的部分作品,編選交由主政山東畫報出版社的汪稼明兄出版,對我而言,出版此書可謂留存最美的記憶。此書,隨之由臺灣大地出版社出版繁體字版。一次臺北隨意的淡水之行,走進一家有河書店,未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了這本《居京瑣記》!緣分就是這樣不期而至。
“居京瑣記”是眾多作家、畫家、翻譯家等人參與的專欄。與此同時,我又請幾位先生輪流開設個人專欄,如,請冰心開設“伏櫪雜記”,請張潔開設“雜拌兒”等。
蕭乾先生在“五色土”發表的文章可謂最多。先後請他發表一系列專欄:“歐戰雜憶”、“文革雜憶”、“北京城雜憶”。《北京城雜憶》在“五色土”發表之後,冰心讀了,特意寫來《讀了“閒話北京城”》一文,在副刊發表。
這一組《北京城雜憶》,在日本頗收到歡迎,漢學家們將之作為閱讀教材。一九八六年,我將這一系列專欄文章,結集為《北京城雜憶》,交姜德明主政的人民日報出版社“百家叢書”出版。在當年的“編後記”中我這樣寫道:
編書的人,無須多說話,尤其是在作者的文章十分精彩的時候,編者的話常常會顯得十分蹩腳。
受蕭乾先生的委託,為他編出這樣一本小冊子,使我能有機會集中地重新欣賞這些散文珍品。
……
這些回憶錄性質的散文,在作者俏皮、活潑、凝重、深沉諸多色彩的交替閃回中,顯得多姿多采。過去與現在、描敘與思考、民俗與心理……構成這些文章的要素,使回憶錄避免了枯燥乏味、面面俱到,讀來或妙趣橫生,或感慨系之。
在晚報發表的幾篇文章,見報後每次都收到許多讀者交口稱讚的來信。可見回憶錄的文學性在蕭老的筆下,產生了很大的魅力。相信此書的讀者再集中欣賞的話,會獲得與編者相同的印象。
五十年前,就有人稱譽蕭乾先生有一支俏皮、多采的筆。此言甚是。只是經過幾十年的磨難,他於俏皮、幽默、活潑之外,又增加了坦誠、深沉。他不再僅僅是一個記者、作家,而且也是一位步入老年的歷史深思者,一位將全部的愛奉獻給人民,奉獻給祖國的老知識分子。回憶,不是留戀逝去的歲月。在他的筆下,注重的是今天,是為了用歷史的反思,尋找未來的亮光。
(《北京城雜憶》編後記)
就在編選蕭乾這本書的這一年,是“文革”發動二十週年、結束十週年。大家商議,“五色土”應該舉辦一個徵文,字數限定在兩千字左右,徵文名稱確定為“難忘一事”。
啟事發布,短短几個月時間,收到全國各地的來稿將近7000封。從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幾十年的大大小小的往事,讓我們讀到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內心感受。大家有選擇地刊登,引發的轟動效應,至今我還記憶清晰。
這些作者來件,可以說我大多看過,一些珍貴的歷史記錄,我捨不得扔掉,數百封一直保留下來。轉眼三十二年過去,重新翻閱“難忘一事”徵文,諸多歷史雲煙,其實都在細節之中。
“難忘一事”徵文中,不少當年的紅衛兵、紅小兵回憶自己的親歷場面,譬如如何鬥老師,如何批吳晗、田漢等。我和高立林兄予以編選,結集為《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請冰心老人寫序,交給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的溫航女士,該書於1989年9月出版。
我為此書寫了一篇跋,其中寫道:
這本書不是宏篇鉅製,不過是一個個當年的孩子,今天簡單記憶的真實記錄。這裡,沒有驚天動地的風雲變幻,沒有重大事件的披露,和許多場面恢宏的歷史記錄相比,它們充其量只能稱作“稗史”。然而,它們源於普通人的記憶,是那些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人們,以不假雕飾的筆觸記錄下的心靈觸動。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歷史大劇中一個個小的插曲,是當時社會生活中各處角落的殘影餘音。
在我看來,比起震驚中外的重大歷史事件,它們更能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反映出那個時代的悲劇性、荒誕性,並留下促人清醒的餘痛。書中的文章,或充滿痛苦,或充滿內疚,或是令人發笑的荒誕,或是感人肺腑的溫情,都是如此強烈地撞擊人們的心胸。本書的作者,許多是初次試筆的人,因而作品缺少考究的技巧。然而,惟其如此,才顯得質樸自然,露出人的記憶的本色。
……
每一個從“文革”中走過來的人,每一個從過去的歷史走過來的人,不管他情願與否,都在為自己造著歷史之碑,那上面總會刻上他的記憶,他的靈魂,他的良知。
二十年前,“文革”高潮,我,高立林,還有這本書的責任編輯,都只是旁觀的十多歲的孩子。今天,編這本書,我們彷彿也走進了那段歷史。其實,我們不可能永遠是旁觀者。每個人都參與了歷史的創造,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編好這本書,捧出這本書,也捧出了我們的靈魂,我們的記憶。
(《跋》)
一年之後,1987年我離開《北京晚報》,走進人民日報文藝部,繼續在“大地”副刊做編輯。這一次,我的主業是編雜文。
1988年4月下旬至5月初,人民日報文藝部和《貴州日報》聯合,在貴陽舉辦全國雜文家的花溪筆會,老中青雜文家大部分都來了。如黃裳、戈揚、於浩成、嚴秀、老烈、章明、弘徵、劉徵、牧惠、邵燕祥、米博華、陳小川、吳國光等。
筆會過後,經過一番籌劃,“風華雜文徵文”於1988年7月有聲有色地拉開帷幕。可以說,這一次徵文,老老少少,悉數上陣,收到的雜文精品可謂比比皆是。將之稱之為多年來最好的一次雜文徵文,應該不為過。
我是雜文編輯,負責起草徵文啟事。之後,請負責雜文的副主任舒展先生修訂。
我在約稿信上寫了這樣一段話:“內容沒有限制,或政治、或歷史、或人生、或文化,均可以深邃、敏銳、新鮮、犀利的筆觸藝術地反映。尤望各位異想天開,獨闢蹊徑,隨性情而發,在風格,語言,乃至形式諸方面,不拘一格,刻意求新,拿出令人拍案叫好的‘絕活兒’——您的代表作來。”
“風華雜文徵文”圓滿結束,分別評選出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等。從發表的目錄可以看到,參與者之多,文章風格之不同,可見一斑。
我負責編選這本徵文集。傳承魯迅雜文風格,是此次徵文所強調的,故書名確定為《阿Q真地闊了起來》,交由人民日報出版社於1989年4月出版。編選過程,我寫了一篇《不拘一格斷想》,發表於“大地”副刊,並將之作為本書的“代編後記”。我寫道:
一個人只要隨性情而發,寫出的文字必然只屬於他自己,大的作品是如此,小小一篇雜文也未必不如此。學者趙鑫珊的《對人類社會公理的敬畏》自是思辯性的雜文,哲理和娓娓而談的文字渾然一體,非他人能所為;小說家諶容的《活著的滋味》,似淡非淡,一個虛化的場景中幾個人的對話,帶有小說的味道,自為一體(她又寫一篇《死的想法》,與前者呼應且別有新意,可惜徵文期間一人只發一篇,只好忍痛割愛,改給他刊)。
既寫詩又寫報告文學的胡平,假託一位官員而作《美食家自白》,流暢的文字與貼切的口吻,借細緻袒露“美食家”心跡而深刻地思考中國的封建文化,形式與內容均可稱妙;學者孫越生,以研究封建官僚政治著稱,《蚯蚓現象》,其比喻、其深刻,非他人能企及;王蒙的語言幽默,評論家們早有高論,一篇《誣告有益論》,其語言的嫻熟,以及文字間透出的諷刺,也同樣令人叫好……
……
基層作者雖無名氣,往往能毫無拘謹地自由創作。“格”在他們也許沒有清醒意識,這反倒玉成一些佳作。7000多份來稿,採用率雖然不高,但發表的作品絕不遜於名家,有的甚至更勝一籌。
編輯們每看到一篇“怪文”,總會興奮異常地相互傳閱。有的取陳獨秀“平民文學”之義,將徵文中的這些作品稱為“平民雜文”,有的更形象地冠以“草莽野花”。平民雜文或草莽野花,並非指作者身份等等,而是將之與文學家、學者作一併不科學的區別。
“平民雜文”貴在作者受文體規則的影響,更不遵循作文教程之類寫法的引導,而是從生活出發,沒有書卷氣,沒有虛飾,以新、奇、怪取勝,撲面而來的是濃郁的生活氣息。在他們的筆下,生活細節情趣盎然,諷刺幽默妙語迭出。如無此類雜文,徵文必然遜色,路窄而無野氣,不拘一格的陣勢也就難免削弱。
《祖先崇拜新解》全篇採用反語的形式,諷刺意味甚濃;《“弄潮兒”簡歷》,以俏皮的語言勾畫一個耐人尋味的歷史現象;《小販說奇》尤為可愛,作者本人即是小販,文中生動的細節,非坐書齋者能想像得出的,再加上幽默的文字,可稱妙文一篇;《撒嬌的流派》、《建立“會議學”芻議》、《“祖師爺”研討會紀要》,《怎樣做雜文》等等,無不既深刻敏銳又新鮮生動。《八個月沒有文件呵!》,巧在以戲劇或電視劇的描寫方式,——也許更近乎於荒誕劇,將一個非常尖銳的社會問題,用荒誕的風格表現出來,其諷刺性更為強烈,也更令人深思。
(《阿Q真地闊了起來》編後記)
時間流逝如此之快。最初做副刊編輯時二十六歲左右,轉眼已是花甲之年。可是,編輯副刊對我而言,就是一種美好的感覺,一個美好的職業。
走進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依舊與副刊同行。1998年開設“多味齋”欄目,幾年後,結集交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我請美食家王世襄先生題詞,也為此書寫了一個短序:
自1998年起,“大地”副刊開設了“多味齋”專欄,約請各方作者圍繞飲食文化撰文閒談。或談某一菜系,或談個人菜譜,或談吃與人生經歷的體驗。
該專欄自開設以來,頗受讀者關注和好評,來稿與日俱增。在數千件來稿中,南北小吃薈萃,東西風情盡現。雖因版面所限,我們只從中選發百餘篇,但已足以表現中國飲食文化的豐富性、多樣性,同時,日常生活的吃與民俗的關係、與鄉土的關係、與社會變化的關係,也在其中顯現一二。
(《多味齋》序)
那些年,“大地”副刊時常舉辦散文徵文,如“匹克散文徵文”、“燕舞散文徵文”等。巧合的是,前幾年,我們文藝部同事一起前往青島採風,一位參與“匹克散文徵文”的獲獎者,此時已在青島工作,聽說我來了,特意前來,請我們大家一起遊覽青島八大關一帶的海濱風光。作者與編者彼此的關係,就是緣分。
2016年開始編輯“副刊文叢”時,《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當然也在我心中。孫小寧的“文藝地圖”版面,時常有精彩的文章,特意請她編選一冊新的結集,書名為《一城風月問來人》。
翻閱此書,我感覺又回到了西裱褙衚衕34號的那座老樓,又聞到當年印刷廠的紙墨香味。當年我們“五色土”的編輯,曾經留下一張合影,李鳳祥、高立林、鄧壯、辛述威、孫雁行、薛湧、譚桂蘭、王燕寧、解璽璋等,音容笑貌猶在眼前。
美好的副刊歲月,三十六年,就這樣匆匆地流走了……
完稿於2017年1月30日,北京看雲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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