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社論遠東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蔣錫培“火了”。8月10日，這位企業家在一個座談會上的發言讓人們記住了他。蔣錫培呼籲降低增值稅稅率和企業所得稅率，降低社保費率，並給出了確定的減稅降費方案。他的建議還包括個稅起徵點提高至7000元 （此前公佈的個稅法修訂草案確定的起徵點是5000元）、科學合理有序整治環境、保護知識產權、至少撤併三分之一的鄉鎮和街道等。
坦白地說，蔣錫培的建議並無出奇之處。類似的主張不僅蔣錫培過去幾年中多次表達，其他企業家也曾以不同的方式公開喊話。福耀玻璃掌門人曹德旺曾聲稱 “中國除了人便宜，什麼都比美國貴”。在別讓曹德旺“跑了”的喧擾中，更直言“我們應該思考，曹德旺為什麼要跑？”宗慶後也曾以自家企業娃哈哈為例，表示“稅負確實是高了”。應該說，這些企業家的聲音都得到了決策者的重視和呼應。這幾年降成本減負擔一直是政策主線之一可以為證。根據國家發改委幾天前公佈的數據，各項政策落地後，今年全年預計可為實體經濟降成本1.1萬億元以上。按照官方口徑，過去幾年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在這種情形下，為何蔣錫培的建議還能引起那麼多的共鳴？企業家這種接力式的減稅降費追問告訴我們什麼？在一項網絡投票中，贊成蔣錫培的網友佔了大半。就我們的理解，實體經濟仍面臨較大壓力，降成本減負擔的效用當然有，但就單個企業來說，跟它們感受到的成本壓力和稅費痛苦相比，企業實際的獲得感或許並沒有那麼大。同期公佈的財稅數據顯示，1-7月主要稅種收入同比增幅仍然在兩位數，是當期GDP增幅的一倍以上，個稅同比增幅達到20.6%，這和公眾認知中的減稅預期形成了某種反差。
不能不問的是，蔣錫培的建議是否有實操性，或者說減稅降負的空間還有多大？蔣錫培的建議的確足夠大膽，不過有學者粗略測算，如果按照蔣錫培的減稅方案，稅收收入將減少20%，因此“蔣錫培方案”並無操作空間——支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不少。
我們不知道蔣錫培是否做過嚴密測算，或者只是拍腦袋給出的數字。即使如此，我們認為，減稅究竟有沒有空間，不能只做靜態分析，而要做動態觀察。簡單地說，降成本減負擔是供給側改革的一部分。沒有與之匹配的政府改革，即使幫助企業減輕了財務負擔，企業家也很難充分發揮其創造力和能動性。
正因如此，過去幾年間，政府一直以釐清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的關係為根本，力推行政審批改革和商事登記制度改革，目的在於為企業“鬆綁”，弘揚企業家精神，讓企業沒有束縛地自由成長。若非如此，即使減稅，企業被捆住了手腳，日子也未必過得好，遑論培育稅源擴大稅基進而實現增收了。
現在很多地方叫苦不迭，覺得手頭的錢都不夠花，繼續減稅就揭不開鍋了，很可能損及一方安定。照地方政府開列的名目算筆賬，這還真是個問題。仔細一想可也未必。我們削減了那麼多行政審批事項，如果地方的“衙門”數量沒減下來，如果一個部門裡帶“長”的幹部還是一串，簡政而不精兵，財政供養的人口壓不下來，減稅自然是沒有空間的。
有人說經濟好財力足的時候更有條件減稅，而今經濟下行壓力仍存，再談減稅恐成無米之炊。事實上大部分改革都是倒逼出來的。減稅並無例外。我們有很多年為每年逾萬億的財政超收歡欣鼓舞，但減稅降費力度的持續加大，卻是經濟增速連年放緩之後的事情。更何況，經濟好的時候，企業利潤比較厚，即使同樣的稅費負擔，企業耐受力也會強一些。如此一來，企業減稅降負的聲量可能沒有那麼高，卻絕非企業沒有這樣的訴求。
蔣錫培的方案可能缺乏嚴謹科學的論證，但如果大的方向合理，有關部門何妨做進一步的論證，拿出更切合現實的方案呢？如果說現在需要共克時艱，這個時候不通過降成本減負擔給企業更大的支持，不通過有力的政府改革為企業鬆綁，激發企業內生動力，更待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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