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小說怎樣成為歷史？
關於《紅樓夢》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毛澤東1956年在《論十大關係》中談到中國和外國的差距，不經意間說了一句話：“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評價之高，可以說是無以復加了。
《水滸傳》故事雅俗共賞，很適合民間流傳和運用。《紅樓夢》則更多地屬於知識分子讀物。毛澤東1964年9月7日同湖南省委負責人說，“《資治通鑑》《昭明文選》《紅樓夢》就是在一師學的”。所謂“學”，是一般的閱讀還是研究，不得而知。就目前看到的材料，在1913年冬的《講堂錄》筆記裡，毛澤東寫有關於《紅樓夢》研究的“意淫”之說，以及《紅樓夢》第五回“世事洞明皆學問”這樣的句子。
參加革命後，一路風雲，竟也時常談論《紅樓夢》。1928年在井岡山最艱苦的歲月裡，毛澤東同賀子珍討論《紅樓夢》的人物，說這是一本難得的好書，寫了賈母、王熙鳳、賈政和賈寶玉、林黛玉、丫環“兩派的鬥爭”。1935年九死一生的長征途中，他同劉英談到《紅樓夢》，說賈寶玉是“鄙視仕途經濟，反抗舊的一套，有叛逆精神，是革命家”。延安時期，同文化人交談時，他經常發表對《紅樓夢》的看法。據茅盾《延安行》回憶，1940年6月毛澤東和他暢談中國古典文學時，“對《紅樓夢》發表了許多精闢見解”。
至少到1954年，毛澤東便已讀了五遍《紅樓夢》。這是他當時在杭州同身邊工作人員聊天時說的。也正是在這一年，他聽說北京大學圖書館有一善本《紅樓夢》，據說是胡適來不及帶走的藏書，便讓田家英持介紹信去借。但圖書館館長向達不願意，理由是圖書館規定善本書可以抄，不可以外借。後經副校長湯用彤反覆斡旋，向達才同意破例，但要求一月內還書。毛澤東也很守信用，第28天就把書還了。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曾讓人抄寫過一部善本《紅樓夢》，有可能就是這部。
為毛澤東管理過圖書的徐中遠作過統計，從1958年7月1日到1973年5月26日，15年間，毛澤東共15次索要《紅樓夢》，有時一次就索要好幾種版本。他逝世時，在中南海豐澤園和游泳池兩處故居放置的圖書中，還有線裝木刻本、石刻本、影印本及各種平裝本的《紅樓夢》達20種。放在游泳池臥室和會客廳的好幾種版本，如影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木刻本《增評補圖石頭記》等，都用鉛筆作了圈畫，有的打開放著，有的摺疊起一個角，有的還夾著一些紙條。看來，毛澤東晚年不僅多次閱讀，還很可能把不同版本對照起來讀。
毛澤東讀《紅樓夢》，還隨手抄寫書中的一些詞曲，目前留存下來的有十幾首。前些年有消息稱，有一套毛澤東寫有不少批語的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流失到了個人手中。因未看到原件，不好作判斷。
《紅樓夢》主要描寫家庭故事和青年愛情，人物關係細膩生動，一問世即被稱為“奇書”。但青年時代即宣稱“我自欲為江海客”的革命家，一生叱吒風雲的政治家毛澤東，竟如此喜讀，遲暮之年還反覆研閱，無疑是樁奇事，似也讓人費解。
細細琢磨，這涉及毛澤東的欣賞旨趣，關乎他對《紅樓夢》文學成就的評價，更來自他的讀法。
《紅樓夢》的藝術風格，屬於兒女情長“婉約派”一路。從欣賞旨趣講，毛澤東喜歡豪放浪漫之作居多，但他的內心情感世界畢竟豐富細膩，隨著環境、心境、年齡的變化，完全有可能對相反風格的作品產生興趣。他曾說自己對《紅樓夢》，“開頭當故事讀”，和一般學子沒有什麼兩樣。但可能是因為讀細了，讀多了，便被其家庭瑣事背後的故事張力所吸引。毛澤東曾從這個角度談到過詩詞欣賞規律。1957年8月1日，他讀了范仲淹兩首具有婉約風格的詞後，給江青、李訥寫信坦言，“我的興趣偏於豪放，不廢婉約”，但“婉約派中的一味兒女情長，豪放派中的一味銅琶鐵板，讀久了，都令人厭倦的。人的心情是複雜的，有所偏但仍是複雜的。所謂複雜，就是對立統一。人的心情，經常有對立的成分，不是單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詞的婉約、豪放兩派，在一個人讀起來，有時喜歡前者，有時喜歡後者，就是一例”。說的是賞詞，閱讀《紅樓夢》這樣的小說，大體也是如此。
從文學成就上講，1973年5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評價說，“中國小說，藝術性、思想性最高的，還是《紅樓夢》”。人們常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他用“最”字給《紅樓夢》“定位”，足見對其文學成就的推崇。具體說來，毛澤東特別讚賞《紅樓夢》的語言。1964年同王海容談到，“可以學習《紅樓夢》的語言，這部小說的語言是所有古典小說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鳳姐都寫活了。”毛澤東在著作和談話中，也確實經常評論和引用《紅樓夢》的語言。1938年4月在“魯藝”的講話中說：“《紅樓夢》寫柳湘蓮痛打薛蟠以後便‘牽馬認鐙去了’，沒有實際經驗是寫不出這‘認鐙’二字的”。1957年他在莫斯科講的名言：“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便出自《紅樓夢》。1963年9月28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國際形勢，他說：“我總相信《紅樓夢》上王熙鳳說的那句話，‘大有大的難處’。現在，美、蘇兩國都很困難。”
1973年11月17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喬冠華、王海容、章含之、沈若芸、唐聞生等分析國際形勢，討論基辛格訪華情況，便集中引用了《紅樓夢》中的一些生動語言。他說：
切忌不要忘記鳳姐說的話：大有大的難處。劉姥姥向她要錢，聽了這個話就冷了半截。後頭又轉彎，說皇帝也有三門子窮親戚，不要讓你空手回去了。給了她二十兩銀子。劉姥姥一聽，通身都發熱，說，“你老拔一根汗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呢！……“坐山觀虎鬥”也是鳳姐的話。“大有大的難處”，特別對我們有用。“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宴席”。美國，蘇聯就是“千里搭長棚”。“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出自林黛玉。沒有調和的餘地。這也是路線鬥爭呢！
毛澤東喜歡讀談《紅樓夢》，源於他的特殊讀法。
毛澤東在公開場合從不諱言自己對《紅樓夢》的特殊讀法。1938年4月在“魯藝”的講話中，他第一次明確提出《紅樓夢》“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1961年12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提法又進一步：“《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歷史看。他寫的是很細緻的、很精細的社會歷史。”1964年8月18日同哲學工作者的談話中，再次明確說：“我是把它當作歷史讀的。”
能不能把《紅樓夢》當歷史讀？閱讀本來就是一種再創造，即在原作中摻入自己的立場、觀點、思想、經驗，以及現實的需要。出發點不同，讀法和收穫自然不同。所以魯迅說，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作為改造舊世界的革命家和對歷史有深刻解剖的思想家，毛澤東把《紅樓夢》當作社會生活的反映，當作歷史來讀，甚至當作政治小說，當作寫階級鬥爭的作品來讀，自無不可，也屬一家之言。《紅樓夢》描述了賈家寧、榮二府由盛而衰的過程，揭示以賈寶玉、林黛玉為代表的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不被社會理解、與傳統格格不入的悲劇，刻畫了一群“小才微善”的青年女子被摧殘、被扭曲、被毀滅的遭遇，比較生動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關係，確實為毛澤東的讀法提供了依據，並使這部小說在他的閱讀視野裡，不再只是纏綿細膩、香軟濃豔一路，而是變得沉重起來。
那麼，毛澤東又是怎樣把《紅樓夢》當作歷史來讀的呢？
他對《紅樓夢》的評論不少，中央文獻研究室2002年編輯出版的《毛澤東文藝論集》，收入了他從1959年到1973年談論《紅樓夢》的八段文字，其他未收入的還有很多。把他的評論作一梳理，可看出所謂把《紅樓夢》當歷史讀，有以下幾層意思。
一是聯繫作者曹雪芹所處的時代背景來讀。
曹雪芹生活在18世紀上半期即清朝乾隆時代。毛澤東認為，那時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裡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接下來，他把《紅樓夢》裡的人物放在時代背景中來分析，由此提出：林黛玉、賈寶玉、晴雯是左派，是封建主義的叛逆者；賈政、王夫人、王熙鳳這些人是右派，是封建主義的維護者。再進一步，毛澤東還認為時代背景決定了曹雪芹的創作傾向，提出：“曹雪芹在《紅樓夢》裡還是想補天，想補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紅樓夢》裡寫的卻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說是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作發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裡衰落的。”
二是聯繫封建社會的宗法關係來讀。
以家長制為核心的宗法關係，是維繫封建社會的基礎。封建社會走向沒落，自然要反映在宗法關係上的鬆動。把《紅樓夢》當作歷史讀，毛澤東從中看出“家長制度是在不斷分裂中”這個趨勢。他說：“賈璉是賈赦的兒子，不聽賈赦的話。王夫人把鳳姐籠絡過去，可是鳳姐想各種辦法來積攢自己的私房。榮國府的最高家長是賈母，可是賈赦、賈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又說：“賈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實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
三是聯繫封建社會的經濟關係來讀。
在毛澤東看來，宗法關係的鬆動，乃至封建社會的衰落，最終反映在經濟關係的變化上面。因為經濟利益的分化和調整，是促使封建社會中各種關係發生變化的根本因素。他從這個角度讀《紅樓夢》，也有所發現。比如，他認為，“第二回上，冷子興講賈府‘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劃者無一’，講得太過。探春也當過家，不過她是代理。但是賈家也就是那麼垮下來的。”這裡說的是家族內部的經營失敗。放開視野，毛澤東還看到《紅樓夢》反映了“土地買賣”給封建社會關係帶來的變化。實例之一，就是小說裡說的，“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樑，綠紗今又在篷窗上。”毛澤東講，“這段話說明了在封建社會里，社會關係的興衰變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潰。這種變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權的不斷轉移”。經濟關係的變化，既表明統治者的腐敗無能，也動搖了封建制度。
四是聯繫封建社會的政治關係來讀。
毛澤東讀《紅樓夢》，特別看重第四回，多次講那是理解這部小說的“總綱”。原因是這一回通過“葫蘆僧亂判葫蘆案”，講出一套封建社會的“護官符”，反映了小說中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政治關係。他還說，從康熙到乾隆年間，有兩大派，一派勝利者即雍正皇帝抄另一派失敗者的家，曹雪芹生在康熙、雍正之後，“他是受整的，抄家了的”。由此，曹雪芹寫四大家族的興衰，不能說作者沒有政治上的考慮，只不過，“他那是把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寫出來，所以有兩個人，一名叫甄士隱，一名叫賈雨村。真事不能講，就是政治鬥爭。吊膀子這些是掩蓋它的”。結論是：《紅樓夢》是“一部頂好的社會政治小說”。
五是聯繫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來讀。
毛澤東一向主張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理解人類歷史。把《紅樓夢》當歷史讀，自然會把它當作反映階級關係乃至階級鬥爭的作品來讀。1950年代在浙江同譚啟龍談話時，他乾脆把《紅樓夢》視為“一部形象的階級鬥爭史”。1961年和1964年又先後談到：“書中寫了幾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統治階級，約佔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壓迫的。犧牲的、死的很多，如鴛鴦、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釧、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個丫環。”“《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統治者二十幾人（有人算了說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隸，三百多個，鴛鴦、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講歷史不拿階級鬥爭觀點講，就講不通。”毛澤東經常講，讀《紅樓夢》，不讀五遍，就根本沒有發言權。許多人不理解，為什麼要讀那麼多遍才能懂得《紅樓夢》。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有過一句解釋：“讀《紅樓夢》，不讀五遍，根本不要發言。因為你不能把它的階級關係弄清楚。”
毛澤東把《紅樓夢》當歷史讀，所思所感，確實別具一格。在某種程度上，他甚至把這部小說視為了解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幾次對青年人講，“不讀一點《紅樓夢》，你怎麼知道什麼叫封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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