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Y偉偉
這個問題筆者想從當時日本所處的戰略形勢和方略具體去分析一下。
縱觀整個14年中日戰爭，因為軍事實力的懸殊，實際上但凡是日軍全力以赴要拿下的中國城市，基本上沒有不得手的，特別是在1940年之前的進攻階段。相持階段由於日軍戰線收縮，對待中國問題不再單純的以軍事打擊，同時是輔以政治誘降。
從全面抗戰開始直至武漢會戰結束，前後20個月，中日兩國兩軍可謂是拼盡全力，在華北、華東、華中連續展開數次大規模會戰，各自投入兵力均以數十萬計。日軍窮追猛打，志在必得。中國軍隊殊死相拼、前赴後繼。武漢會戰結束後，中國失去了幾乎涵蓋國內精華地區的25個大中城市，靠著蘇聯的軍援勉強在正面戰場第一線維持著300萬兵力與日軍對峙。
日本方面，雖然攻佔了大量中國城市，但是卻也付出了損失30餘萬兵力的代價，軍費投入總量超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總和的1倍以上。巨大的戰爭消耗令日本國民經濟迅速陷入了因原材料不足導致生產力下降，生產力下降導致出口下降，出口下降又導致原材料進口不足這樣一個惡性循環的狀態。經濟惡化導致日軍兵源不足，前線部隊兵員發生短缺。武漢會戰後，日軍在中國大陸的兵力約60餘萬，其中有20萬關東軍用於防禦蘇聯和對付東北抗聯，剩下40餘萬分別置於華中、華南的正面戰場和華北敵後戰場。除了固守現有的交通要道和主要城市，還要應對中國軍隊發動的局部反擊行動，特別是敵後戰場！再要發動一場類似淞滬會戰、武漢會戰的大規模進攻戰役顯然十分困難，即便得手也很難守住，基本上沒有多大的戰略意義。於是，日軍在中國的佔領區逐漸變得危機四伏！
所以，武漢會戰後，中日雙方都面臨著不同程度的困難，就看誰能撐下去！
日本要實現既定目標就必須迫使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政府投降，至少要將其從中央政府降格為一個二流的地方政府。但是令日本人沒有想到的是，在他們看來腐敗、軟弱無能的蔣介石政府雖然在軍事上一敗再敗、喪師失地，僅僅一年不到的時間裡就三易其都，從南京到武漢再到長江三峽後面的重慶。但是其抵抗力和抵抗意志卻異常頑強，戰爭之前一直與之分庭抗禮的中國國內各路軍閥紛紛摒棄前嫌，死心塌地的為之效命。從華東一徐州路轉戰至華中宜昌的第五戰區，就是一支由當年與蔣介石叫板叫的最厲害的桂系軍閥為主體的雜牌軍部隊，總兵力約30萬人，像門神一樣守護著重慶的東北面。與之相對的東南面則是由國民政府中央軍部隊為主組成的第九戰區，總兵力達40萬以上，綜合實力也算是中國軍隊首屈一指。
兩個戰區成功的將在中國戰場上的日軍分割開來，夾在兩戰區中間的日本陸軍第11軍擁有7個師團，總兵力達15萬以上，是華中日軍的主力，也是懸在重慶頭上的一把達摩克里斯劍。但是處境則十分尷尬，不僅南北兩翼各有一支中國大軍，身後還有一個正規軍與遊擊軍組成、兵力超過20萬的第三戰區。這就是當時武漢會戰後雙方在華中的形勢。
既然攻城略地不足以使國民政府屈服，反而會因為戰線拉長徒耗原本就有限的己方兵力。因此日本政府在政治上分化中國政府的同時，軍方則制定了打擊並中國軍隊骨幹力量——中央軍，瓦解其正面戰場，逼降國民政府。
所以說，能否迫使國民政府投降是日本人在武漢會戰後的主要策略，政治上誘降國民政府二號人物汪精衛，並在南京成立新的國民政府以對抗在重慶的蔣介石政府。軍事上則以第11軍這支鐵拳連續發動對周邊三個戰區的軍事行動，打擊中國軍隊主力。南昌會戰、隨棗會戰、上高會戰、三次長沙會戰都是奔著這一目的，每次都是日軍在發動進攻後無論勝負都是快打快撤，只求殲敵不求奪城。
但是此時的中國軍隊早已不再是武漢會戰前各自為戰、一潰千里的烏合之眾，第五、第九兩個戰區以及後來成立的第六戰區緊密配合，不僅不再一潰千里，而且敢於誘敵深入、死守要點，甚至是局部反突擊。從1938年下半年至1942年上半年，日軍第11軍先後同三個戰區輪番交手，狼奔豚突無數次，始終沒能掙破100多萬中國大軍在江湖河漢間紮成的天羅地網。因此，也就談不上去攻打被大巴山、巫山山脈崇山峻嶺和兇險莫測的長江三峽水道重重環繞起來的那座山城——重慶！從武漢會戰後直到豫湘桂會戰前，日軍從陸軍部直到各軍指揮官，沒人動過攻打重慶的念頭。
豫湘桂會戰後，中國軍隊的正面戰場從豫中經江湖再到粵桂全線崩潰，日本本土又被美軍步步緊逼，危在旦夕。時任侵華日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突發奇想，集中侵華日軍的主力全力以赴的向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地區突擊，孤注一擲奪佔重慶，摧毀國民政府以及美軍設在中國大陸的空軍基地，以此迫使美軍在中國登陸以解除對日本本土的威脅。
這一計劃令日本大本營和各級各級指揮官都大吃一驚，一旦美軍在中國登陸，且不說國民政府仍然掌握著一支400萬以上且半數是美械化武器裝備的部隊，單就是敵後戰場上那100萬英勇頑強的八路軍、新四軍就會緊密配合作戰，與美軍的強大火力相結合，日軍如何能抵擋兩面夾攻？
於是，岡村寧次這個異想天開的策略很快被日本大本營否決。但是岡村寧次這個窮兇極惡的狂徒依然賊心不死，既然無法實施全面作戰，那就單線突擊。1945年1月28日，岡村寧次指揮兩個方面軍從湖北的老河口和湖南芷江同時向四川發動進攻。此時的中國軍隊不是再被動防禦，而是以進攻對進攻，特別是針對從湖南來的這股日軍，中國軍隊集中了絕對的優勢兵力火力。窮途末路的日軍最終被仇深似海的中國軍隊徹底打垮，從鄂西至湘西，日軍全線潰退，被中國軍隊以及民風彪悍的湘鄂西群眾漫山遍野的追殺。
大將軍威武K
首先要說明一下，日本人並不是沒有進攻重慶。
從1938年2月開始，截止到1943年8月，日本對當時的陪都重慶進行了持續5年半之久的戰略轟炸。在這期間，日軍對重慶轟炸次數超過200次，出動戰機9000多架次，造成人員傷亡10000以上。
長達5年半的空中轟炸，這難道不算是進攻嗎？題目想表達的意思應該是日本人的地面部隊為什麼沒有進攻重慶。
日本人的野心是滅亡中國，最快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攻佔國都，削弱國人抵抗的意志。日本人做夢都想攻入重慶，但是去不了！
全面抗戰大體上分為3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戰略防禦階段；
第二階段：從1939年11月到1943年12月，戰略相持階段；
第三階段：從1944年1月到1945年8月，戰略反攻階段。
這是對於中國方面來說的，對於日本來說，這三個階段應該就是反過來的：第一階段是日本主動進攻；第二階段是僵持不下；第三個階段是敗局已定。
戰略防禦階段:日本人瘋狂進攻，卻到不了重慶
在這個階段中，日本人確實是一直壓著國軍在打。淞滬會戰、忻口會戰、徐州會戰、太原會戰、武漢會戰等重要戰役都在這個階段爆發。
國軍在這一階段中總體而言是呈現出潰敗的姿勢，基本上是屬於節節敗退。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國軍以付出上百萬戰士傷亡為代價，還是成功的拖住日軍前進的步伐，消耗了日軍的有生力量。
淞滬會戰，國軍投入80萬軍隊，日軍投入20多萬軍隊，最終國軍以傷亡30萬將士的代價，拖住了日軍3個月時間，並消耗了日軍4萬的兵力；
徐州會戰，國軍投入兵力60萬，日軍投入兵力24萬，最終國軍以傷亡10多萬將士的代價，拖住了日軍4個月的時間，並消耗了日軍2.6萬的兵力。
武漢會戰，國軍投入兵力110萬，日軍投入兵力30萬，最終國軍以傷亡40多萬將士的代價，拖住了日軍4個半月的時間，並消耗了日軍25萬的兵力。
可以說，每一次大規模的會戰，都是中國軍人以血肉之軀在扛著日本人飛機大炮，硬生生的拖住了日本人前進的腳步。武漢會戰過後，日本人雖然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卻也元氣大傷。
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人想打，卻又猶豫了一下，再想打的時候已經打不進了
武漢會戰之後，抗日戰爭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武漢會戰，日軍雖然獲得勝利，卻傷亡了近30萬的士兵，所以這個時候的日本人也需要緩一口氣，西進的腳步稍微停滯了一下。等到日本人在想打的時候，他們已經打不進去了。
一方面，在經歷數次大規模會戰之後，遠離本土作戰的日本消耗也是非常大；
一方面，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遠征軍入緬作戰，牽扯了日本人大量的兵力；
一方面，在抗日的敵後戰場上，有一支力量開始崛起，讓日本人忙得焦頭爛額。
這這三方面因素的綜合下，國軍在正面戰場已經開始了和日本人一戰的資本，開始打得又來又回。
日本人也試圖一舉攻入重慶。
日本人於1940年5月發動了棗宜會戰，最終以日軍佔領了宜昌而告終，但日軍也傷亡慘重，加之重慶地形複雜，日軍無力西進。此役，張自忠將軍以身殉國。
1943年，日本人再次策動了鄂西會戰，結果卻以失敗告終。
戰略反攻階段:日本人就算想打，也已經打不了
在這個階段，日本人已經是窮途末路了。太平洋戰場上，日軍被美軍打得節節敗退；東南亞戰場上，日軍被盟軍打得暈頭轉向；在中國戰場上，日本已經是疲於奔命！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掀起了最後的瘋狂，發動了“1號作戰”（豫湘桂會戰），試圖打通南北交通線。在歷時八個月的時間裡，日軍瘋狂的進攻，佔領了中國146個城市，造成了國軍的豫湘桂大潰敗！
日本人雖然達成了自己目標，但是也將戰線拉得過長，兵力過於分散，為接下來國軍的反攻創造了條件。而敵後戰場的紅色力量，已經是愈發強大！
豫湘桂會戰之後，日本人已經強弩之末了，在想進攻重慶，已經是痴人說夢！
小鎮月明
對於這種歷史的分析，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觀點。說下本人的思路，第一兵力問題，日本在淞滬會戰武漢會戰乃至損失較多的臺兒莊戰役，客觀的來說損失不算很大，從1937年七月到1938年十二月日軍損失應該不會超過十萬人，湖北和重慶接壤，很多人會認為日軍是沒力量對重慶繼續發動進攻從而終止，從地圖上看，只要國民政府不投降，那麼要佔領中國必須要打下除西藏和新疆以外的省份，所以退一步講即便打下重慶，也不能覆滅國民政府，政府可以再次遷都。所以從戰略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其實可以轉換為日軍是否有能力完全佔領整個中國，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即便打下重慶也不意味著中國覆滅。從日本的構思來看它是希望通過戰爭打服中國建立一個偽政府，所以在打下武漢以後，日本憑藉著前期戰爭優勢威脅國民政府投降，可惜國民政府或者說老蔣沒投降，日本陷入了尷尬的地位。打不完結束不了，形成對峙局面。第二個從地形來看淞滬徐州武漢甚至更早的長城會戰，日軍的機械化裝備都帶來了巨大優勢，這些地形適合。反觀長沙會戰，湖南多水路，進攻受挫戰損比急劇上升，重慶呢只投過炸彈並沒有發生戰役。從一個假設的角度來看，按照當然的軍工科技，日本想攻克重慶肯定很難，重慶不比南京，南京無險可守，日軍的後續補給也沒問題。很多戰略要和當時的技術掛鉤。綜合來說，日本如果沒有打通整個中國的實力，打下重慶意義也就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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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在佔領武漢後，已經是強弩之末，處於國軍戰略包圍之中，武漢就是脆弱的突出部。所以日軍開始對武漢周邊作戰，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豫南會戰，棗宜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上高會戰後，日軍穩定了江北及周邊形勢；之後日軍開始對重慶的準備作戰，諸如三次長沙、石牌、常德會戰，在之後的桂柳會戰中，日軍也從東南方進攻重慶，國軍在獨山擋住了日軍攻擊。
大體形勢如此，具體原因也得考慮。
1、三峽地形問題
三峽地區地形狹窄，江流急湍，兩岸地勢險要，易守難攻。
從宜昌到重慶有千里之遙，道路不通暢，對日軍的後勤線壓力很大。
（武漢形勢）
2、國軍重視防禦
在宜昌失陷後，為拱衛陪都，國軍設立第六戰區。轄區為鄂西、鄂中、鄂南、湘北及湘西、川東、黔東，陳誠為司令長官。對三峽地帶層層佈防。
幾十萬部隊，大量火炮安置。日軍如果深入，將會遭到層層抵抗，每一步必須付出很大代價。
3、日軍攻擊能力有限
豫湘桂會戰，五十萬日軍從南到北沿著交通線長驅直入，國軍一潰千里。
但要是走上游路線，日軍被牽制在三峽地帶，則後方空虛，五九戰區正好可以攻擊日軍後方，則攻守之勢逆轉。
總結：
日軍不是沒有攻擊過陪都的打算，是實力與形勢不具備，沒有西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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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個問題本身有問題。
重慶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陪都，在南京和武漢相繼淪陷後，重慶承擔起首都的作用，為抗戰的勝利立下了巨大功勞。重慶既有三峽之險，又有蜀道之難，地形極為有利。但不能說因為地形的關係，日本就沒有進攻重慶的計劃和行動。筆者目力所及，日本至少有兩次行動是衝著四川和重慶的去的。
第一次是1942年，日軍想從南亞方向殺入中國，包抄重慶後方。
這一年4月底，日軍連續攻佔緬甸棠吉、八莫、臘戍、密支那等地，切斷了中國遠征軍的後路，滇緬公路中國段陷入空前混亂之中。後撤的遠征軍官兵，逃亡的難民，疏散的政府機關，會合成浩蕩人流向東轉移。5月初，日軍第56師團以裝甲車為先導，百餘輛汽車載兵組成快速縱隊，沿滇緬公路挺進滇西，3日攻佔畹町、芒市，4日佔領龍陵，5日到達惠通橋西岸。
當時，遠征軍已經徹底失敗，中國雲南境內的正規軍只剩下宋希濂第11集團軍，而真正能打的部隊只有該集團軍下屬的第36師。當時，第36師遠在大理的祥雲，離惠通橋還有不少路程。緊急的是，日軍第56師團已經兵臨惠通橋邊，打算渡過怒江，直取昆明，進而拿下四川，奪取重慶。
也就是說，能阻攔日軍的只剩下這個惠通橋了，必須趕在日軍之前炸掉。
5月5日10時左右，遠征軍工兵總指揮馬崇六和參謀團團長林蔚、參謀團處長蕭毅肅來到橋東橋頭。馬崇六詢問惠通橋實際指揮官工兵第24營營長張祖武攜帶爆破器材情況，並寫下一紙手令，要求張祖武在敵人強佔惠通橋時立即爆破該橋。
當天中午，由於橋上的難民之間發生了一些小衝突，守橋的憲兵開槍彈壓，化妝成難民的日軍以為暴露了，不得不提前發起進攻。好險，守軍這才提前發現日軍的計劃，在日軍登上橋頭的一瞬間，引爆了炸藥，炸燬了惠通橋，粉粹了日軍奪橋的計劃。
由於沒了橋，日軍無法第一時間渡過怒江，這為第36師趕到怒江贏得了時間。該師終於趕在日軍划船強渡怒江之前趕到，擋住了日軍先頭部隊，破壞了日軍從緬甸進攻雲南，進而攻擊四川，拿下重慶的計劃，挽救了中國。因此，後人說惠通橋上的一分鐘挽救了中華民族。今天，在大理到騰衝的高速服務區，還有1:1仿製的惠通橋，供大家參觀，勿忘國恥。
第二次是1943年，日軍企圖沿長江攻入重慶。
日軍從南面對重慶進行戰略進攻失敗，不甘心，第二年又想從東面進攻重慶。1943年5月到6月，日本企圖從東面進攻重慶，必須先打通長江防線，而長江防線上的石牌要塞成為雙方必爭之地。
石牌是長江南岸平善壩和黃陵廟之間的一個小村落，因南北均為斷崖絕壁，江面僅寬百餘米，從而成為一道天然屏障。進攻重慶必須打通長江，而打通長江必須佔領石牌，於是石牌這個當時不足百戶的小村，成為廣闊的中國戰區最關鍵的要塞。
國民政府當然知道石牌的重要性，所以把守衛石牌的任務交給了五大主力之一的第18軍。5月22日，蔣介石發來電令：“石牌要塞應指定一師死守。”第18軍軍長方天得令後，把這個任務交給了該軍的王牌第11師，該師師長正是大名鼎鼎的胡璉。
胡璉與日寇決戰前，祭天誓詞，其中有這樣一句：“今賊來犯，決予痛殲力盡，以身殉之。”據說，開戰前，戰區總司令陳誠給胡璉打過電話詢問：“守住要塞有無把握？”胡璉回了一句名言：“成功雖無把握，成仁確有決心。”
5月28日，日軍第3、39師團進攻石牌。胡璉將軍率領第11師奮勇抵抗，死戰不退。從28日開始，一直打到5月31日晚上，四天四夜血戰，進犯石牌的日軍終於扛不住了，紛紛掉頭東逃。石牌要塞屹立不倒，如同一座銅牆鐵壁，擋住了日軍的去路。此次石牌大戰，我軍在日軍兩個師團的攻擊下，打死打傷日軍達3500人之多，粉碎了日軍打通長江、攻佔重慶的計劃。石牌保衛戰的意義極其重大，是抗戰的重大軍事轉折點，西方軍事家譽之為“東方斯大林格勒保衛戰”。
很顯然，日本其實並不是沒有進攻重慶的計劃，而是中國軍人英勇頑強，粉碎了其兩次企圖進攻重慶的計劃，保住了陪都，使抗戰事業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1. 鄧賢：《大國之魂》
2. 陳正國：《胡璉全傳》
“許述工作室”核心成員查佳峰主答
腦洞大開的歷史
日軍並不是不想進攻，而是進攻過，只是最終以失敗告終，至於為何失敗，原因主要是以下方面：
第一，日本佔領武漢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重慶成為抗戰大後方，國軍為了防止日軍進攻重慶，在武漢外圍部署了精銳的軍隊，北有第六戰區牽制，南有第九戰區虎將薛嶽的牽制，都是國民政府最精銳的部隊。
第二，進入重慶的要塞門戶石牌，地形險要，易守難攻，日軍發動進攻重慶的戰爭，國軍戰將胡璉在石牌要塞部署防守，藉著險要的地形，日軍猛攻不下，最後以失敗告終。
第三，日軍佔領武漢後，戰線過長，兵力不足，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作戰，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第四，八路軍新四軍進入敵後抗戰，日軍後方不穩，為了鞏固後方，不得抽調兵力圍剿八路軍，把主要重點作戰由對國軍的正面戰轉入對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作戰。
第五，日軍後來發動太平洋戰爭，兵力更加不足，難以再組織有效的進攻。
因此，日軍雖然想攻下陪都重慶，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最終都沒有進佔重慶。
津城沐雨
抗日戰爭期間日本本想一舉拿下中國陪都重慶，因縱多因素未果。主要原因有:一是國際形勢變化。歐洲戰場前蘇聯己經反手進攻德國，美英在諾曼登陸成功，使得法西斯陣線要求日本進攻美國，開闢太平洋戰場牽制美國。日本國內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一派決心與美國一戰，擴大太平洋戰爭成果，將中國境內駐軍調往東南亞和太平洋作戰。二是當時的國軍拼死保衛宜昌和衡陽，切斷日軍進攻重慶的路線，宜昌笫一次保衛戰被日軍部份攻佔，但國軍迅速組織力量，將失出陣地奪回來。當時國軍宜昌、衡陽、長沙、常德的幾次保衛戰還是打得艱苦，還佔有地理憂勢，讓日軍對重慶只能用飛機轟炸，始終未能得手。八路軍、新四軍在日本佔領區展開游擊戰、破襲戰，也牽制了日軍不能抽調南下作戰，有力支持全面抗日戰場。三是中國戰略縱深是日本準備不足的，日本內閣認為只要一開打，會和滿清末年一樣投降，所有日軍只准備五個月的物質儲備，後來戰爭時間拖長，日本實施三光政策搶奪生活資源，日本國內生活資源不足，只好打東南亞搶奪戰略物質，那裡還有物質裝備去攻佔蜀道難於上青天的重慶。日本的戰線不斷拉長拉大，己經難於應付，妄想進攻美國從而控制世界，也看到倭寇人心不足蛇吞象的醜惡嘴面。
感悟77741162
日軍佔領武漢，在國軍的頑強抵抗下，付出了沉重的傷亡代價，已成“強弩之末勢不能穿 魯稿者也”，加之長江三峽地勢險峻，國軍在各隘口嚴密佈防，日軍曾多次嘗試進攻未果，始終未能突破長江天險。這期間，薛伯陵組織長沙會戰，把華中的日本佔領軍穩穩地摁在了長沙周圍，使日軍抽不出身來奔襲重慶。長沙會戰後，戰敗的日軍像退潮的海水一樣，退守華東地區，這時日本在華南戰場和東南亞戰場吃緊，兵員補充不足，需要在東北、華北、華中戰區，抽調大部分兵員奔赴華南、緬越和菲律賓，這樣在中國境內就形成了抗日的戰略相持階段，雙方打起了拉鋸戰，日本對我重慶大後方只能是隔空打拳，沒有能力突入，部隊始終進入不了。國際方面，中國先後參加了開羅宣言、德黑蘭會議，被確定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亞洲戰場的戰略核心國，得到國際同盟國的有力支持，西方戰場上，席特勒的德國軍隊在俄羅斯和非洲戰場節節敗退，世界反法西斯形勢向好的方面扭轉，極大地鼓舞了中國戰場的廣大抗日軍民，抗日戰爭也從戰略相持轉入戰略反攻，直至最後取得抗戰勝利。這期間，重慶除了遭受日軍的空中轟炸外，始終掌握在中國軍民的手中。
周曉軍29
我知道一定會有人說所謂的鄂西會戰中的石牌大戰中國軍英勇的擋住了日軍，保住了重慶雲雲。這個謠言從當年開始一直流傳到今天。其實去看一下日本當年留下的記錄，就會發現1943年的鄂西會戰根本沒有攻佔重慶的企圖。而且也沒有在石牌附近發生大規模戰鬥的記載。當年炮製“石牌大捷”這個謠言的當事人趙秀昆也已經發表過文章，陳述自己當年炮製這個謠言的經過。
日軍當年是否曾經計劃攻佔重慶？有的，即日軍戰史中留下過一筆的“5號作戰計劃”，但是後來因為考慮到幾方面因素，沒有實施這個計劃。原因總的來說就是兩點：第一成本太高，第二收益太小。
成本太高是因為攻佔重慶以及確保新的佔領區，需要大量兵力，但當時的日軍實在很難調出更多兵力實施此項作戰。一方面是因為太平洋戰場上日軍兵力已經捉襟見肘，中國戰場上本來就已經有不少師團被調走。另一方面是因為敵後游擊隊活動愈演愈烈，日軍不得不用大量兵力駐紮在自己後方維持“治安”。
收益太小，是因為攻佔重慶未必能達到戰略目標。國民政府可以繼續向西退到成都，退到西康，甚至流亡到印度。而且一旦國民政府流亡到國外，則國內抗日的主導權可能被共產黨拿走，這就意味著外國援助將直接提供給共產黨軍隊——這對日軍來說是更可怕的後果。所以保留重慶政府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反而對日本有利。
唐律疏議
首先日本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如果日本人有能力的話，它可能連勸降都懶得勸降，直接“踏破支那四百州”，然而它沒有能力啊，中國當時雖然仍然積貧積弱，但畢竟不是軟弱無能的清政府，而是一個民族國家（經歷了辛亥革命後，加之梁啟超等學者的宣傳，中國人的心智某些程度已經開花，不再麻木不仁），中國抗戰的時候可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這種全民動員使得日本是受盡了苦頭，打完武漢之後，日本對華戰爭已經傷亡數十萬人，大大出乎日本政府的預料，日本從整體上已經沒有能力繼續開拓了。
打淞滬會戰的時候日本就已經進行了全民動員，打完武漢，日本人是實在沒有能力再大規模開拓了，所以抗日戰爭就進入了毛澤東《論持久戰》中描述的——相持階段。
其次，日本人當然想打重慶，而且進行了多次努力，隨棗會戰，長沙會戰，棗宜會戰不都是為了入川西進做準備嗎？然而日本人銳氣已盡，打不贏啊，石牌戰役更是打成了“二戰最大規模的白刃戰”，但是都被堵了回去，即使是後期打了一場豫湘桂戰役大勝，但大局也已經無力迴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