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貿易包括了朝廷的漕運和民間商品經濟。本文由於文獻史料的限制，論述範疇以朝廷的漕運為主。
一、北宋時期
北宋都城之確立，京師及邊地物資之供應以及國勢之興衰，均懸繫於運河。
北宋建立後，為了徹底根除唐末五代以來的藩鎮跋扈之禍，採取了“奪權，制錢谷，收精兵”的措施，加強中央集權，其重點就是收奪兵權。宋初，一方面在收取武將兵權後，以樞密院和三衙分掌軍權；
另一方面，以文臣典兵權並充任地方行政長官。同時駐重兵於京師，但軍隊需要糧食維持，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對糧食的需求便急劇增加，只有汴京處於交通便利、四通八達之地，尤其是諸河匯聚，漕運十分方便。
清明上河圖，局部
此外，汴京四周並無屏障，為確保都城之安全，只有倚靠重兵以為屏障，自然增加了對軍隊衣食的需求和對漕運酌仰賴。可說北宋一朝國運實十分依靠運河系統之通暢。
北宋都城汴京是全國水陸交通中心，尤以水路最為發達，汴河西起孟州河陰縣，在汴口與黃河接通，中經開封，東南行至盱眙，又經淮河以達山陽（今江蘇淮安），實際上就是隋代的通濟渠，亦即大運河中的一段；東南諸路的租糴，皆由此運至京師情況。
黃河，陝西諸州菽粟經此沿流入汴，運至京師。惠民河從開封斜向西南，與洧水、潩水連接，陳、潁、許、蔡、光、壽六州之漕米，由此入京。廣濟河又叫五丈河，從開封向東北行，接梁山泊，再接通濟水，京東十七州之粟帛，即由此運至京師。
天津漕運
四條水道分別從東西南北向開封運送物資，其中以汴河最為重要，堪稱北宋立國之命脈。太宗淳化二年（991），太宗曰：“仰給在此一渠水。”神宗熙寧時，張方平亦曰：“以漕運為本。”
北宋透過運河，將東南地區的糧米不斷運往開封。太宗太平興國六年（981），共運四百萬石糧。至道（995～997）初年，“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真宗景德（1004～1007）時，每年運送六百萬石。大中祥符（1008～1016）初，增至七百萬石。到北宋中葉，“歲漕米至八百萬”。
除糧食外，運河每年北運的其他物資，如金、銀、錢、帛、茶等多種軍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數量也非常大。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今江西贛州市），而後水運至京師；川陝（峽）諸州金帛，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自嘉州（今四川樂山市）水運送江陵，自江陵遣綱吏運送京師。
通州漕運
南方這些物品在當時全國各地上供中央的同類物資中，佔有絕高的比例。據近人全漢升統計，北宋諸路上供錢物中金銀一項，北方地區京東、京西、河北、河東、秦鳳等路除黃金一項佔到百分之六十一，略較南方諸路為多外，其餘均不及南方。上貢白銀，南方地區佔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九點六。錢物，南方地區佔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
這些物資構成了北宋朝廷賴以為生的經濟基礎，而它們所以能夠由南方大量運至中央，運河實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由南方經運河向北輸送的糧食、錢帛等鉅額物資，不僅用來供養在汴京駐防的數十萬軍隊，及支付中央政府的行政費用，而且還有一部分又運往河北、河東及陝西等路，以滿足邊防之需要。因為北宋與北方的遼和西夏兩政權並存，邊釁時起，而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正當其衝，所以北宋在這幾個地方配置了重兵，而邊地重兵所需糧餉又非當地賦稅所能應付，宋廷不得不把一部分由運河北運的物資轉往三路。
江淮漕糧運往三路，以河北最多，常數為近百萬斛，有時多達二百萬斛，而將江淮物資轉輸河北的主要渠道則是汴河。江淮漕糧不僅用於邊路軍糧，還經常接濟山東、河北等地饑荒。
為了保證漕運所需，宋代官營船場每年打造大量漕船。太宗至道末年（997），一年內共打造漕船三千二百三十七隻。真宗天禧末（1021），年產二千九百一十六隻。英宗治平二年（1065），“諸路創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
徽宗政和四年（1114），吉州一年打造漕船一千三百隻，明州、溫州各打造六百隻。僅此三地所造就多達二千五百隻。
其實，別地船場也在大量造船。就在同一年內，浙東路與浙西路各造三百料平底船三百隻；江南東路和西路、荊湖南路與北路各造五百料平底船三百隻。該年，賈偉節任江淮發運副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逋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加上這些，宋徽宗政和四年的一年產量是六千七百隻。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雖然政權初建、戰事頻繁、社會動盪不安，但淮西四路打造的漕船仍有二千七百六十七艘。如此大量造船正是大量運糧的保證。至於北宋漕船的形制，從〈清明上河圖〉中可以看到，天津靜海出土者亦是北宋漕船；如前所述。
漕船
二、南宋時期
北宋滅亡後，金國佔領了北方地區，紹興十一年（1141）和議，確定了南宋與金以淮河為界的對峙形勢。宋金兩國的對立，遂使大運河被切成兩段，不再作為連接長江與黃河的水道，淮河以北的水道，便逐漸湮塞廢棄。但從杭州到潤州的江南運河仍然保持其繁榮，也成為南宋政權賴以存在的生命線。同時，浙東運河也越來越發揮出其重要作用，淮南運河也時常使用。
南宋政權建立後，經過幾年的顛沛流離，於紹興八年（1138），定都臨安。
杭州之所以能成為南宋的都城，原因很多。一方面，宋金戰爭中，宋軍處於被動的防金，而杭州地處後方，又居水網地帶，縱橫交錯的江河湖泊，不利於騎兵作戰。因此高宗趙構說：“朕以為金人所恃者騎兵耳。浙西水鄉，騎雖眾不能騁也。”對於不想進取，只求偏安的高宗來說，杭州的地理優勢甚為理想。
另一方面，杭州處於杭嘉湖平原與寧紹平原兩大魚米之鄉的連接處，物產豐盈。尤其是唐代以來杭州迅速崛起，一躍為富庶的東南大州，其城市規模和物質基礎，皆具備作為國都所必要的條件。所以，在建炎三年（1129）高宗初到杭州時，便對它起了極大的興趣，而發出“吾舍此何適”之慨嘆，並升格為臨安府，為往後定都杭州建立了基礎。
最後還有一重要原因，往往被忽略，就是杭州位於大運河南端，又處江南運河、浙東運河和錢塘江三條水路之交匯點，交通十分便利。尤其是運輸條件良好的江南運河，是杭州連接全國各地的重要交通線，諸路上供財賦，大都可以經過這條水路運至杭州。這一交通條件亦是南宋定都杭州的重要因素之一。江南運河對於杭州如同汴河對於汴京之重要。
南宋能偏安達一百五十年之久，而其間政局又相對穩定，即是發達的南方經濟奠定了其物質基礎，而運河轉漕各地財賦的作用，又是其物質基礎發揮功用的重要關鍵。運河不僅維繫了南宋政府財賦的需求，且也是布達政令、軍旅遣發和物資流通的重要管道。這一觀點，從宋人的著述中即可看出。
漕糧絕大部分靠船運送，長江、運河南段、江南可通航的水道以及近海都成為糧運之路。因此，運河可說是南宋政權得以偏安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官船不足便僱民船，則造成“僱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自廢其田者”之現象。
明代漕運畫
事實證明，兩宋系以運河維繫國運，雖在維持漕路暢通和漕運秩序方面頗多艱難，但畢竟是成功的。運河漕運基本保證了兩宋中央及邊路對各類物資的需求，使其保持安定與繁榮達三百二十年，也使中國古代漕運達到鼎盛時期。然龐大的漕運體系，對船舶需求量相對也大，因此，直接促進宋代造船業的發展。發達的造船業，也維持了兩宋漕運貿易暢通，使宋代朝廷能正常運作，可見宋代造船業與漕運貿易是一體兩面，密不可分。
參考文獻：
- 《長編》
- 《淮海集》
- 《宋史》
- 《宋會要》
- 《唐宋帝國與運河》
- 《潞公文集》
- 《要錄》
- 《四朝見聞錄》
- 《渭南文集》
- 《淳祐臨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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