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元說史家應有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章實齋添上一個史德，併為四長。實齋此種補充，甚是。要想做一個史家，必須具備此四種資格。子元雖標出三種長處，但未加以解釋；如何才配稱史才、史學、史識，他不曾講到。實齋所著《文史通義》，雖有《史德》一篇，講到史家心術的重要，但亦說得不圓滿。今天所講，就是用劉章二人所說的話，予以新意義，加以新解釋。
子元、實齋二人所講，專為作史的人說法。史學家要想作一部好史，應具備上述三長或四長。同學諸君方在讀書時代，只是預備學問，說不上著作之林；但我們學歷史，其目的就在想將來有所貢獻；此刻雖不是著作家，但不可不有當著作家的志向。並且，著作家的標準亦很難說，即如太史公用畢生精力作了一部《史記》，後人不滿意的地方尚多，其餘諸書更不用說了。此刻我們雖不敢自稱著作家，但是著作家的訓練工作則不可少。所以史家四長之說，就不得不細細用一番功夫去研究，看要如何才能夠達到這種目的。 至於這幾種長處的排列法，各人主張不同：子元以才為先，學次之，識又次之；實齋又添德於才學識之後。今將次第稍為變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學，又次史識，最後才說到史才。
甲 史德
現在講史德：諸君有功夫，可參看《文史通義》的《史德篇》。實齋以為作史的人，心術應該端正。譬如《魏書》，大眾認為穢史，就是因魏收心術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劉歆批評他“是非不謬於聖人”，就是心術端正的原故。簡單說起來，實齋所謂史德，乃是對於過去毫不偏私，善惡褒貶，務求公正。
歷代史家對於心術端正一層，大都異常重視。這一點，吾人認為有相當的必要，但尚不足以盡史德的含義。我以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於忠實。如何才算忠實？即“對於所敘述的史蹟，純採客觀的態度，不絲毫參以自己意見”便是。例如畫一個人，要絕對像那個人。假使把灶下婢畫成美人，畫雖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又如做一個地方遊記。記的要確是那個地方。假使寫顏子的陋巷，說它陳設美麗，景緻清雅，便成了建築師的計劃，不是實地的事物了。
忠實一語，說起來似易，做起來實難。因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觀；這種主觀，蟠踞意識中甚深，不知不覺便發動起來。雖打主意力求忠實，但是心之所趨，筆之所動，很容易把信仰喪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養成。最常犯的毛病，有下列數種，應當時時注意，極力剷除。
（一）誇大 一個人做一部著作，無論所作的是傳記，是記事本末，是方誌，或是國史，總有他自己的特別關係。即如替一個人作特別傳記，必定對於這個人很信仰，時常想要如何才做得很好。中國人稱說孔子，總想像他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所以《孔子家語》及其他緯書竟把孔子說成一個神話中的人物了。例如說孔子與顏子在泰山頂上同看吳國城門中的一個人，顏子看得模糊，孔子看得極其清楚。諸如此類，其意思縱使本來不壞，但是絕非事實，只能作為一種神話看待。無論說好說壞，都是容易過分，正如子貢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又如地方誌，自己是那一省人，因為要發揮愛鄉心，往往把那一省說得很好。不過，過分的誇大，結果常引出些無聊的讚美，實際上毫無價值。再如講中國史，聽見外國人鄙視中國，心裡就老大不願意，總想設法把中國的優點表彰出來，一個比一個說得更好，結果只養成全國民的不忠實之誇大性。誇大心，人人都有；說好說壞，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難免。自問沒有，最好；萬一有了，應當設法去掉它。
（二）附會 自己有一種思想，或引古人以為重，或引過去事實以為重，皆是附會。這種方法，很帶宣傳意味，全不是事實性質。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個榜樣，便附會出完廩浚井等等事實來。想提倡夫婦情愛，便附會出杞梁哭夫的事實，一哭會把城牆哭崩了。愈到近代，附會愈多。關於政治方面，如提倡共和政體，就附會到堯舜禪讓，說他們的“詢於四嶽”，就是天下為公，因說我們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關於社會方面，如提倡共產制度，就附會周初井田，是以八家為井，井九百畝，每家百畝，公田百畝。因說我們古代也講土地國有，平均勞逸，這種附會，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錯了。即如堯舜禪讓，有沒有這回事，尚是問題；勉強牽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結果兩敗俱傷。從事實本身說，失卻歷史的忠實性：從宣傳效力說，容易使聽的人誤解。曹丕篡漢時，把那鬼混的禪讓禮行完之後，他對人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假使青年學子誤解了堯舜“詢於四嶽”，以為就是真正共和，也學曹丕一樣說，“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嗎？總之，我們若信仰一主義，用任何手段去宣傳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傳工具。非惟無益，而又害之。
（三）武斷 武斷的毛病，人人都知道不應該，可是人人都容易犯。因為歷史事實，散亡很多，無論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樣。對於一件事的說明，到了材料不夠時，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辭孤證，便很高興，勉強湊合起來，作為事實。因為材料困難，所以未加審擇，專憑主觀判斷，隨便了之。其結果就流為武斷了。固然，要作一部歷史，絕對不下斷案是不行的。斷案非論斷，乃歷史真相。即如堯、舜禪讓，究竟有沒有這回事，固極難定；但不能不蒐集各方面的意見，擇善而從，下一個“蓋然”的斷案。但是不要太愛下斷案了。有許多人愛下判斷，下得太容易，最易陷於武斷：資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採用；不合的，復刪除；甚至因為資料不足，從事偽造；晚明人犯此毛病最多。如王弇州、楊升庵等皆是。
忠實的史家對於過去事實，十之八九應取存疑的態度。即現代事實，亦大部分應當特別審慎，民國十五年來的事實，算是很容易知道了。但要事事都下斷案，我自己就常無把握，即如最近湖北的戰事，吳佩孚在漢口，究竟如何措施？為什麼失漢陽，為什麼失武勝關？若不謹慎，遽下斷案，或陷於完全錯誤，亦未可知。又如同學之間，彼此互作傳記，要把各人的真性格描寫出來，尚不容易；何況古人，何況古代事實呢？所以歷史事實，因為種種關係，絕對確實性很難求得的時候，便應採取懷疑態度，或將多方面的異同詳略羅列出來。從前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同時就作考異，或並列各說，或推重一家。這是很好的方法。
總而言之，史家道德，應如鑑空衡平，是什麼，照出來就是什麼，有多重，稱出來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觀意見剷除淨盡，把自己性格養成像鏡子和天平一樣。但這些話，說來雖易，做到真難。我自己會說，自己亦辦不到。我的著作，很希望諸君亦用鑑空衡平的態度來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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