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下墜》是否違法？
首先，該文算不算“汙穢色情”？
從現行法律來看，不是。
《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條明確了淫穢物品的範圍：“本法所稱淫穢物品，是指具體描繪性行為或者露骨宣揚色情的誨淫性的書刊、影片、錄像帶、錄音帶、圖片及其他淫穢物品。有關人體生理、醫學知識的科學著作不是淫穢物品。包含有色情內容的有藝術價值的文學、藝術作品不視為淫穢物品。”
也就是說，“具體描繪性行為”或“露骨宣揚色情”，至少要滿足其中一個，才能構成刑法上的“淫穢物品”。
除了《刑法》，還有《未成年人保護法》、《出版管理條例》、《關於認定淫穢及色情出版物的暫行規定》等法律法規，無不著眼於“具體”、“露骨”、“直接”等詞。
在2014年的“掃黃打非·淨網2014”專項行動中，國家互聯網信息辦有關負責人答記者問時，同樣強調了“具體描繪”和“露骨宣揚”，並且表示“包括有色情內容的有藝術價值的文學、藝術作品不視為淫穢物品。”（來源：中新網《國信辦談淫穢色情信息界定》）
因此，並不符合“傳播色情文學”的說法。
其二，該文有沒有侮辱、誹謗肖戰？
在法律上，什麼是“侮辱”“誹謗”？
《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規定，禁止用侮辱、誹謗的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權。
所謂侮辱誹謗，在法律上的判別標準並不只是行為方式，還要結合後果。
《下墜》一文，雖然使用了肖戰、王一博的姓名，但其本意並不會使讀者認為二人就是文中的角色（即肖戰是性工作者，王一博是未成年高中生）。顯然，該文也不會造成這樣的後果。
將二人作為演員的外在形象帶入角色，滿足作者和讀者的想象力，說白了，就是“意淫”。
法律不禁止“意淫”，法律禁止的是用淫穢色情、侮辱誹謗的方式傳播“意淫”。
因此，粉絲們所說的“侮辱誹謗”，站不住腳。
原則上來說，同人文學創作，無論涉及虛構人物或現實中的人物，同樣屬於文學創作工作，其思想創作和作品同樣受到法律的約束和保護。
具體到案例，如果創作不當，引起現實人物在現實生活中的社會評價降低，如惡意侮辱、誹謗、醜化，製造負面形象，涉及侵害藝人的名譽權的情形，有可能構成名譽權侵權，可以通過法律訴訟進行追責。
目前國內尚未有藝人訴訟同人文學的案例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
18年8月，國內首例同人作品案：作江南與金庸的《此間的少年》同人案件中，江南使用了金庸創作的虛擬人物進行同人創作。最後法院判定，《此間的少年》並沒有將情節建立在金庸作品的基礎上，人物關係與金庸作品截然不同，不構成侵犯著作權。
但《此間的少年》藉助金庸作品整體已經形成的市場號召力與吸引力提高新作的聲譽，出版發行獲得了版稅等收益，奪取了本該由金庸所享有的商業利益，所以構成不正當競爭，最終金庸獲賠168萬元。
對比此次事件，《下墜》作品並沒有用於商用。
2. 肖戰粉絲的舉報方式合法嗎？
轟炸式地舉報一部尚未定性為違法的作品，能否構成惡意舉報？我國法律有沒有相關的規定？
很遺憾，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可以進行譴責，但這些行為並不是現行法律所禁止的。
而其它處理方式，是我國國情和特殊政策共同作用的後果，難以用法律評價。
3. 抵制肖戰是否違法？
“快樂老家”淪陷後，同人愛好者之外的諸多網民也展開了反擊，反擊方式簡單而有效：抵制肖戰。網友們在肖戰參演的劇、尚未上映的新劇下刷差評、打低分，在各網購平臺向客服施壓要求換代言人……
這種抵制行為，違法了嗎？
很遺憾，還是沒有。
前文說到侮辱、誹謗的判定標準是既有行為，又有結果。
這裡劃重點：
抵制、呼籲抵制的行為最終可能會造成肖戰作為演員、明星的社會評價降低，結果上看符合侮辱、誹謗的構成要件。但同時，造成社會評價降低的行為並不是侮辱、誹謗。
抵制某種或某幾種產品是個人的自由，呼籲抵制的行為針對產品而不針對肖戰的人身，也沒有超出言論自由的邊界。
在豆瓣等平臺打低分的行為，更是屬於個人自由，與法律無關。
事件後，還有幾個問題值得探討。
1、粉絲的行為，是否可以上升為“正主”，偶像是否應該為粉絲行為買單？
從法律邏輯上來看，粉絲和偶像是兩個獨立的民事法律主體，各自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但要區分以下兩種情況：
另一個是沒有得到委託授權的自發行為。
如果粉絲的行為，得到了偶像經紀公司團隊的委託授權，那麼粉絲相當於就是其“代理人”，粉絲行為，由偶像團隊買單沒問題。
很多經紀公司的執行經紀人直接或間接與粉頭們保持著聯繫，很多情況下的公關也的確會先通過粉絲控評等方式達到目的，這在經紀行業內是公開的秘密。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委託代理行為可能缺乏法律上有效的直接證據，但在輿論場上難免被人詬病。這也是目前為什麼吃瓜群眾會將粉絲行為上升為偶像買單的原因。
如果粉絲的行為是完全自發的，那麼粉絲的行為就與偶像及其公司無關。但如前所述，如果偶像所在的經紀公司團隊長期縱容粉絲從事某種行為，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不置可否，也會被標榜上“失聲”的標籤。
2、網民集體“抵制肖戰”，品牌方是否能追究明星本人的責任？
明星形象至關重要，如果明星在代言期間涉嫌“黃賭毒”，甚至犯罪行為，也會使品牌形象大大受損，甚至很可能影響市場銷量。因此品牌方一定會對明星代言期間的行為進行合同約束，保證合同的正常履行。
但這次事件，是由粉絲造成的，明星本人沒有任何負面報道、不良言行，純粹由於粉絲的行為導致其他人遷怒抵制品牌，從嚴格意義上的法律邏輯來看，品牌方沒有理由和證據追究明星本人的責任。
那麼，今後的品牌方是否要把“防止粉絲過激行為影響品牌寫進合同條款”？
要知道品牌方之所以選擇明星，看中的就是明星背後的粉絲群體購買力。而如今這部分預期中的粉絲群體並沒有改變，購買力也依然還在，只是部分粉絲導致了其他路人的購買力下降。也就是說，這是屬於粉絲收益背後所潛在的風險。既然選擇了這份收益，就要承受其背後的風險。
此次事件之後，品牌方在選擇代言人時，不僅會考慮其強大的粉絲號召力，或許還會考察其粉絲團體的素質言行。動不動就在微博上互相撕架的粉絲，也會讓金主爸爸們有所顧慮吧。
總結：法律在調整社會行為中，是一種具有強制力的嚴厲評價，除此之外還有其它評價標準。拿這次事件來說，儘管以上行為難以認定違法，但泛起的水花一時半會還真難以平息，我們為失去“快樂老家”的創作者們感到心痛，同時也為部分粉絲提個醒，愛你家哥哥的方式，可不能是“舉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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