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清王朝最後一位擁有實際統治權的帝王，初一登基的咸豐皇帝並沒有給自己的祖宗丟臉，像自己的高祖父——雍正皇帝一樣，除弊求治、任賢去邪，大力推行改革，重用漢臣官僚。只不過，在短暫的努力以後，眼見自己的努力並沒有給當時已經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之清王朝帶來任何改變，於是，咸豐皇帝放棄了！
咸豐元年，太平天國運動正式創立政府體制，和清王朝形成對立態勢；咸豐三年，著名的“捻軍起義”爆發，帶個清王朝一記重擊；與此同時，英、法兩國趁著清政府疲於應對內部叛亂的時機，再次染指中國，並於咸豐六年正式對清廷宣戰。
面對如此局面，咸豐皇帝決定放棄對雍正皇帝的效仿，開始將“戰國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無忌，當成自己的榜樣，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慢性自殺！
《史記》有載：
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也就是說，在秦國的挑撥下，魏王不再信任信陵君。信陵君索性不再過問政事，整日沉迷於酒色，並最終死於這種放縱的生活。
而咸豐皇帝面對清廷困境，採取的就是這種“自殺方式”——以醇酒婦人自戕。
《圓明園總管世家》有載：
文宗因東南太平軍起，中心憂焦，頗懷信陵君醇酒婦人意，常居園內，命宮監四出覓漢女充下陳。
對於咸豐皇帝“以醇酒婦人自戕”的記載，在清朝諸多歷史文獻中都能找到相關證據。例如《清代野記》記載之“咸豐季年，天下糜爛，幾於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婦人自戕”；《滿清外史》記載之“已而洪、楊之勢日熾，兵革遍天下，清兵屢戰北，警報日有所聞，奕詝置不顧，方寄情聲色以自娛”；《清稗類鈔》記載之“英、法兵船犯大沽，陷東西炮臺，入天津，逼通州，焚圓明園”；都明確證明了咸豐皇帝面對天下混亂局勢而做出的
“無可奈何”之舉。
圓明園遊樂（部分）
作為清朝皇帝，在皇宮之內有著嚴格的祖制約束和妃嬪制度限制，咸豐皇帝自然無法順利完成“以醇酒婦人自戕”的目的，為了實現自己的終極追求，咸豐皇帝長期居於圓明園，並“身體力行” ，以實際行動履行自己的“自戕”諾言，併為後世留下了諸多帝王豔事。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咸豐皇帝的“四春之寵”。
《清稗類鈔·文宗有五春之幸》有載：
文宗喜園居。年例正初入園，冬至始還宮。園中傳有五春之寵，所謂天地一家春者，乃孝欽後所居，其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皆漢女分居之。
除了慈禧太后的“天地一家春”外，“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即為咸豐皇帝所得“四春之寵”。
對於咸豐皇帝用以“自戕”的主要組成部分，“四春之寵”在諸多歷史文獻中，更是屢見不鮮。近代著名歷史學家蔡東藩先生所著《清史演義》中，對此就有過相關記載和說明：
咸豐帝撥號音明，當時稱為小堯舜，觀其聞選女之讜言，不加以罪，反褒獎之，其氣勢已可見一斑，然卒未能摒除肉慾，幸那拉，嬖四春，為主德累，四春尚未足亡清，那拉氏為亡清之張本，夫豈真遺碑成讖，非人力可以挽回者？
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共攻入北京，咸豐皇帝以“木蘭秋獮”為名，從圓明園逃往承德避暑山莊。英法兩國大軍壓境，讓咸豐皇帝越來越迫切地想要儘快實現“自戕”目的，以儘快到“那邊”給自己的祖宗請罪。
清代“木蘭秋獮”景象
於是咸豐皇帝在攜帶了諸多後宮妃嬪之外，還專門向近侍人員下令：“苟得可人兒，雖倡亦可”。
或許，這種“以醇酒婦人自戕”的方式太過緩慢，咸豐皇帝決定另闢蹊徑，逃亡之際“命率鹿以行，日命取血以進”，用鹿血來保證自己高頻率“自殺”行為的同時，將吸食鴉片的頻率、分量也逐步提高，加重對身體的傷害。
終於，咸豐皇帝“自戕”的目的於咸豐十一年七月實現了！這個年僅31歲，正值壯年的大清君主，在酒色、鴉片的逐步蠶食下，終於走到了崩逝的邊緣。
煙波致爽殿
咸豐皇帝崩逝所在寢殿——“煙波致爽殿”，被承德市政府於1997年懸掛上了“勿忘國恥”之銅匾，用以警示後人的同時，也讓人們記住了作為晚清政權最高統治者的咸豐皇帝，於內憂外患面前的無膽識、無遠略、無才能、無作為。
參考文獻：《清史稿·文宗本紀》、《清實錄·文宗實錄》、《史記》、《圓明園總管世家》、《清稗類鈔》、《清史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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