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不讓地方債成為風險的代名詞？
近日，北京、廣東、雲南、陝西、湖北等多個省份的2018年省級財政預算調整方案的報告獲得當地人大常委會批准。值得關注的是，各地對防範高風險地區債務風險保持高度重視。比如，廣東省人大財經委建議，列入債務高風險地區的市縣原則上不新增債務限額。
防範化解債務風險，是未來一段時間需要重點抓好的一項工作。其中，化解地方債務風險，是重中之重。那麼，如何才能有效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將地方債化解到完全可控的範圍之內，使其不再對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產生影響呢？對地方債實行剛性管理，把地方債控制在一定的限額之內，是最為重是緊迫的任務。如果不把地方債限額當作一項剛性指標、硬指標來處理，要想全面化解地方債風險，難度極大。
事實也是，從近年來地方對待政府債務的態度來看，表面上，都是老老實實、本本分分、認認真真，實際上，擴大地方債務的漏洞到處都是。別的不說，以PPP為藉口，形成的新的地方債缺口，就是最典型的手段之一。不僅如此，在形式上脫鉤的政府融資平臺，也繼續扮演著融資的工具，債務規模不斷擴大。用積重難返來形容一些地方債的規模和負擔，可能一點也不為過。原因就在於，對地方債的限額控制，沒有真正納入到規範管理的通道，沒有能夠做到剛性有力。更多情況下，仍然是形式大於內容。明面上沒有突破債務限額，暗地裡卻大突破限額。不然，債務規模不會擴大這麼多。
也正因為如此，對地方債風險化解，必須真正引起高度重視，將其納入到政府管理的範疇之內，與政府工作人員的選拔任用緊密掛鉤，且實行終身追究，而不是人走責落。否則，就不可能引起政府官員的警覺，就真的會沒有退路。沒有退路的應當是各級政府及其工作人員，而不是地方債。只有官員們沒有了退路，債務才有出路。如果負債的官員出路很好，債務就沒有退路了。
根據2018年中央與地方預算草案，今年新增地方債總額為2.18萬億。其中，一般債券8300億元，專項債券1.35萬億。那麼，債務限額下達到地方之後，能不能嚴格按照這一限額執行呢？會不會再出現突破限額的問題呢？顯然，這裡最需要追問的就是，如果突破了，怎麼辦？如果這個問題回答不好，債務限額就很難成為剛性指標，成為地方必須不折不扣執行的硬指標。
我們說，發展免不了投入，要投入，就要資金。但是，投入不等於不切實際、不顧財力可能、不顧財政風險地亂投入。投入必須因地制宜、實事求是，必須量入為出，有多大的財力，做多大的投入。能夠以最少的財力，實施最有效的投入，把急需解決的問題解決好，才是水平和能力的體現。不惜一切代價地投入，不顧子孫地籌集資金，即便建設的項目再多再好，也不值得高興，更不值得讚賞。
毫無疑問，一些地方已經完全突破了地方可承受的能力，突破了債務上限。對這些地方，如果再不對債務問題實現“零容忍”，將債務限額嚴格控制在地方可承受的範圍之內，就真的可能要發生債務風險了。一旦某一地區發生債務風險，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連鎖反應，甚至是多米諾骨效應。
而從目前地方債的實際情況來看，所謂的債務限額，實際就是給地方準備的“轉貸準備金”，而不是新增建設資金。相當一部分地區，如果沒有新增債務，可能就無法轉貸，無法償還利息。這也預示著，只要地方不下決心採取措施，縮減債務規模，每年的利息支出將“吃”完所有的新增限額債務。這與中央提出的補短板，也是不相符的。新增債務限額，按理是必須用於補短板的，而不是付利息。如果不同意地方支付利息，轉貸又怎麼辦？
防範和化解債務風險，已到了必須“殺無赦”的時刻。下達的債務限額，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且轉貸利息不能佔用新增限額，而必須地方自籌。也只有這樣，債務總額才能真正得到控制。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把債務規模控制和風險防範作為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政治責任交代給地方政府，層層落實責任、層層研究化解債務風險的措施、層層減少債務規模。做到其他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好，只要債務問題沒有處理好，債務規模沒有控制好，就一票否決，並列入官員政績檔案，影響選拔任用。也許，只有把官帽與債務結合起來，才能真正驚醒官員，尤其是那些好大喜功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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