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除了岳飛，鮮有朝廷官員被皇帝殺害。一直與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對著幹的蘇東坡，從朝廷貶到黃州，再貶到惠州，最後被趕到“天涯海角”的儋州，貶來謫去，卻始終活得好好的。宋朝的士大夫們享受了中國歷史上最好的官員待遇。
為什麼會如此呢？原因是因為宋朝的皇權被關進了“籠子”。
早在陳橋兵變時，趙匡胤就約束部下：進城不得殺害舊朝皇帝和大臣，不得擾民。太祖死後，立一塊石碑於密室，碑文上有一條便是：不得殺害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之人。後代皇帝即位時，必須跪於石碑前，背誦碑文，併發下重誓，恪守祖訓。
這便是宋朝皇帝權力的“籠子”。
太祖在立碑之前，常常以身作則。“杯酒釋兵權”雖說是歷史在詬病趙匡胤，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何嘗不是太祖在把雙手套在“籠子”裡來行使皇權呢？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是直接“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趙匡胤卻能和功臣們坐在酒桌上，好言好酒，用良田美姬來交換功臣們手裡的兵權。
另一個事例就是善待老東家—柴家，以至於《水滸傳》裡小旋風柴進那麼肆無忌憚地屢屢對抗朝廷，救濟罪犯。
還有一次，太祖在御花園中打鳥雀，一位御史不顧士兵阻攔硬闖進來，太祖聽完彙報，盡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生氣地說：“火急火燎地見朕，就為這點事？”御史說：“總比打鳥雀要緊。”太祖拿起斧頭，用斧柄擊打御史的嘴，敲落兩顆牙齒，御史彎腰撿起，放入衣袖，太祖冷笑道：“怎麼著，要告朕？”御史道：“告不了，但史官會記錄。”太祖哈哈一笑，只好站起身向御史道歉。
宋太祖知道，天下是趙家的，但是治天下得靠大家。自己的子孫後代賢愚不等，能否一如既往地善待士大夫就很難說了，所以立碑樹訓，令後代發誓恪守。從史實來看，這個“籠子”是一直生效的。
宋神宗時代，陝西一官吏因作戰不力，神宗下旨誅殺。宰相勸諫：不可壞了祖宗規矩。神宗：那就刺字，流放。宰相：士可殺不可辱。神宗只好從輕處理。
《楊家將》演義中的八賢王，手執金鐧，“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凜凜威風從何而來？還不是太祖傳下來的“籠子”。
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可謂家喻戶曉。宋仁宗曾經想給自己的叔岳父提個官，結果被包拯給硬頂回去了，仁宗沒法，回到後宮跟老婆發脾氣：你就知道給你的家人要官，全國都知道有個“包黑子”難道你不知道嗎？為了抵制那個官，包黑子竭力爭辯，滿口吐沫星子都快噴到我臉上了。如果沒有“籠子”，皇帝的叔岳父直接頂替包拯的官職都有可能，還容得了你包拯多管閒事。
宋徽宗在金國幽閉身故，高宗趙構服喪，把朱漆椅換成了沒上漆的木椅，一個外地來的公主見了，問：這張御椅是不是檀香木做的？妃嬪們都笑了：我們平時用胭脂、皂莢用多了，宰相們都要管，即便陛下，也不敢奢侈浪費，哪裡敢用檀香做椅子？
被關進“籠子”的不僅僅是皇權，還有官吏的權力。
宋朝的宰相人數常常有好幾個，比唐代還要多，正的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副的叫參知政事。大凡決策，需要眾宰相集體討論通過，宰相不能“進退人物，隨意在手”，如此就不容易產生像李林甫楊國忠那樣一手遮天的權相了。當然，這又帶來另外一個問題：行政效率低。這是世界範圍內也是古今長存的問題，民主和專制，各有千秋。但總的來說，顯然低效率的民主比高效率的專制更受地球人歡迎。
熱播電視劇《大宋提刑官》根據南宋法醫專家宋慈的《洗冤錄》改編，劇中的宋慈通過自己精深的法醫理學破獲了一樁樁的疑案，使若干的沉冤得以昭雪。別看熱鬧，要看門道，這個門道就是大宋的法制“籠子”。
宋朝的司法制度，特別強調證據，不僅講究物證的收集、甄別和運用，還建立了犯罪現場勘察制度和嚴密的檢驗制度。正是由於這些司法制度的建立，使得宋慈有了大展身手的機會，歷年的破案經歷形成了《洗冤錄》，並出版發表，隨後朝廷要求辦理刑案的官吏人手一冊，成為當時的法醫檢驗指南，該書比歐洲的法醫著作早了三百多年。
如果沒有這些司法制度為基礎，宋慈的《洗冤錄》寫不出來。而有了這些法制權力的“籠子”，法官們就不能為所欲為，否則只要有像宋慈這樣懂法理的人，就很容易去偽存真，揭露真相，使元兇無處躲藏。
相對明清兩朝暗無天日的專制獨裁，大宋是溫和的，大宋的權力始終被裝在“籠子”裡。正因為如此，人們才敢說敢做，才有作為，才共同創造了一個經濟繁榮、科技進步、文化昌盛的溫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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