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殺害空姐的嫌疑人劉某的屍體被打撈出來，經過比對DNA，警方確定他就是兇手。他棄車跳河，也許是逃跑，也許是知道自己犯下的罪惡逃無可逃，跳河就是自殺。
就案情來說，劉某的死亡意味著某種終結。但是有關此事的思考卻不應該停止：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們是更安全了，還是面臨著新的風險。
作為一個順風車司機，劉某知道自己的信息在警方的掌握之中。女孩的手機會提供最後的乘車信息，城市的攝像頭會捕捉到劉某的車輛。他如果棄車逃跑，警方也可以通過追蹤手機對他進行定位。
這就是新的安全形勢。整體上看，技術的進步至少讓破案變得容易。在幾年前，傳統出租車的時代，乘客如果沒有索要發票，將很難證明自己的合同關係，也很難查找到車輛信息。因此，對那些圖謀不軌的人來說，新的技術手段會提供一種震懾。但是，發生在鄭州的悲劇告訴我們，網約車並不一定比傳統出租車更安全。
當然，這個世界上並沒有絕對的安全。儘管滴滴公司有身份篩查，甚至和公安部門合作，獲得更多的個人信息，能夠拒絕有犯罪前科、吸毒和嚴重精神疾病患者進入司機行列，仍然不能“篩查”出像劉某這樣的人。
我們必須承認，有相當一部分犯罪，都是偶然發生的。任何一個“有前科“的人，也都曾經是一張白紙。寄希望於靠資格審查來篩選、排除掉風險，只能是一種幻想。
網上流行很多安全知識，在這種極端情況下並沒有太大用處。遇害的空姐李某，其實有基本的安全常識：她坐在後排，發現司機異常後還和朋友交流過，而且也裝作“丈夫會來接”。當然，“晚上10點以後別出門”這一條沒做到，不過這已經不是“安全提醒”，而是反應過度了。
類似的案件，在互聯網時代之前也時有發生。過去有，將來也會有；中國有，外國也有。它是人類普遍存在的困境，美國人可以合法持槍，遇到危險的時候可以開槍自保，但是槍本身也帶來新的危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真的可以避免此類風險的辦法。
這次空姐遇害案的特殊性，其實在輿論方面：在新媒體時代，人們看待不幸的方式發生變化了。案件發生後，無數自媒體強調遇害人李某的空姐身份，強調她1米74的身高以及她的美貌，有自媒體很快獲得百萬流量而沾沾自喜，發帖慶祝。也有自媒體為了追求流量，慌不擇言，寫下不堪的文字。
人們可以全方位討論這個案子。滴滴是否有責任（是一個有公共價值的問題），滴滴的公關水平是否很爛（一個行業問題），女孩應該怎麼保護自己（偽關懷，真恐慌），女孩只愛美不愛看社會新聞（秀智商優勢），最極端的，就是來自“二更食堂”的那篇充滿色情幻想的胡言亂語，茲不引述。
相比於我們面臨的安全境況，這種輿論更讓人擔憂。如今，一個人非正常死亡，他（她）在社交媒體上留下的所有信息，都會被人拿來分析，揭示出一種所謂的“自我”形象。對受害人李某個人微博的掌握、分析與揭秘，為了得出自己的結論，而有選擇地誇大某種內容，事實上構成了對她家人的二次傷害。可以說，李某遭遇了“兩次死亡”，一次是作為實體的人，一次是社交媒體中的“自我”。第一次死亡的兇手是李某，第二次死亡的兇手則是一些缺乏基本同情心的自媒體。
這些對受害者缺乏基本尊重的輿論，事實上營造了一種新的有關安全的氛圍：打著安全的名義，製造更大的恐慌，並最終把這種恐慌情緒變成自己的流量。每一次這樣的事件，都會在公眾心中留下一種不安，在下一個熱點來臨時，又把這種不安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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