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0 關於延安的十個故事

“捱罵”之後

【故事】

1941年6月3日，在延安的楊家嶺小禮堂，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在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徵糧工作和農民負擔問題。突然風雨大作，一個響雷擊斷了禮堂的一根木柱，坐在柱子旁邊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不幸觸電身亡。當天，延安一位農民飼養的一頭驢也被雷電擊死了。

噩耗傳開後，人們一時議論紛紛。這位失去驢子的農民也逢人就說:“老天爺不開眼，響雷把縣長劈死了，為什麼不劈死毛澤東?”

中央保衛部門的人聽說後，認為這是一個反革命事件，很快就逮捕了這個“竟敢如此咒罵毛主席”的農民，打算進行追查，並公開處理。

毛澤東知道此事後，立即阻止了保衛部門的行動。他說：“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聽到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毛澤東在延安還說過：“黨群關係好比魚水關係，共產黨是魚，老百姓是水；水裡可以沒有魚，魚可是永遠也離不開水啊！”並要求保衛部門立即把這個農民送回家。

從民怨罵聲中，毛澤東進行了深刻反思，舉一反三查找問題。通過深入調查，他發現確實公糧徵得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毛澤東下決心與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的領導同志一道，採取一系列措施改進工作。1941年11月18日，在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通過了精兵簡政的決議。在中央領導下，陝甘寧邊區帶頭行動，先後進行了3次精簡，在減輕人民負擔、減少消費支出等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感言】

毛澤東“捱罵”之後，首先想到的是從自身查找問題，而不是從群眾身上找問題，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體現，也是一種優秀的工作作風。在黨群幹群關係需要改進的今天，毛澤東的這種作風，對各級領導幹部具有重大現實指導意義。在群眾的罵聲中，舉一反三，深入調查，掌握情況，體現了共產黨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作風與學風。

“最高原則”

【故事】

抗戰初期，大批愛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來到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其中相當數量的人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於新黨員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各不相同，目的和動機也不盡相同，導致黨內存在著諸多不正確的思想認識。對於他們的教育，他們自身的修養和鍛鍊，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劉少奇對黨員幹部的作風和修養非常重視。有一次他遇到一個為爭待遇、爭個人榮譽而糾纏不休的人。劉少奇滿懷感觸地說，所謂大公無私、秉公、奉公等等的意思，就是要求在考慮和處理問題時，不要把個人的利益摻雜進去，不要把自己的利害得失擺在第一位。

帶著對加強共產黨員修養問題的思考，劉少奇夜以繼日地學習和寫作，在艱苦的條件下寫出了《共產黨員的修養》演講提綱和部分初稿。1939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就加強黨員修養問題作專題輔導報告，在此基礎上整理形成《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第一次全面闡述了共產黨員在理想信念、思想理論、道德品質、組織觀念、工作作風等方面的修養問題。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中寫道：“一個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應該首先想到黨的整體利益，都要把黨的利益擺在前面，把個人問題、個人利益擺在服從的地位。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我們黨員思想和行動的最高原則。”劉少奇用這一“最高原則”去教育別人，也時刻嚴格要求自己，“把自己鍛鍊成為一個忠誠純潔的進步的模範黨員和幹部”。

【感言】

黨性修養是黨的建設的重大課題，也是每一名共產黨員的終身必修課。“最高原則”是每名黨員的修養方向和自覺行動。今天，結合“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和“兩學一做”學習教育，重溫劉少奇的這篇著作，有助於我們不斷錘鍊黨性、提高修養，永葆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三用”大衣

【故事】

周恩來的“三用”大衣

這件翻領、有腰帶可繫結的深褐色皮大衣靜靜地陳列在延安革命紀念館中，它的主人是周恩來。這件製作精良的大衣，在革命戰爭年代，功能遠遠超出了簡單的避寒與美觀，被稱為“三用”大衣，彰顯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艱苦創業、勤儉節約的優良作風。

1940年，周恩來將這件皮大衣從蘇聯帶回，在延安時期一直隨身攜帶，時常穿著。1946年，周恩來就是穿著這件皮大衣赴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在會上迫使蔣介石簽訂了《關於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和平建國綱領》等五項協議，確定了民主改革的總方向，見證了黨的統一戰線的勝利。1947年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轉戰陝北，途中，周恩來夏天把大衣作雨衣來擋雨，晚上將大衣作被子來保暖，冬天再讓大衣迴歸“本色”來禦寒，“三用”大衣之名由此得來。

1949年“進京趕考”後，皮大衣結束了它陪伴主人征戰南北的任務，周恩來先把它送給鄧穎超穿到1956年，後又交給衛士長成元功保存。1964年8月5日，這件跟隨周恩來24年的皮大衣終於完成使命，贈送給了延安革命紀念館，並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周恩來的這件“三用”大衣，體現著中國共產黨人艱苦樸素的革命精神和勤儉節約的生活作風。

【感言】

周恩來的“三用”大衣，體現了他勤儉節約、艱苦樸素的作風。今天，這種優良傳統不能忘、不能丟。習近平總書記在給新華社《網民呼籲遏制餐飲環節“舌尖上的浪費”》材料上的批示中指出：“要採取針對性、操作性、指導性強的舉措，加強監督檢查，鼓勵節約，整治浪費。”體現了黨中央狠剎鋪張浪費之風的堅定決心，有助於黨內勤儉節約作風的繼承與發揚。

“傷痕累累”的毛毯

【故事】

朱德的毛毯

這條毛毯，原本的棗紅色早已褪去鮮亮，顯現出歲月的滄桑，大大小小的補丁如同皺紋爬滿全身。這條曾三易其主的毛毯，見證了長征等中國重大革命歷史事件，更體現了老一輩共產黨人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

這條毛毯起初的主人是寧都起義領導人之一董振堂。1931年，時任中革軍委主席的朱德來到董振堂所在的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團看望慰問官兵，慰問結束要離開時，天上飄起了雪花，董振堂見朱德衣衫單薄，便將自己的毛毯送給他取暖。

1934年10月，紅一方面軍開始長征，這條毛毯一路陪伴著朱德翻雪山、過草地，直到紅軍勝利會師。紅軍到達陝北後，朱德見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日理萬機，在寒冷的屋裡常常要通宵達旦地工作，便將自己一直隨身攜帶的毛毯送給他禦寒。

1937年4月，周恩來把這條毛毯作靠墊，從延安乘卡車赴西安與國民黨談判，途中遭遇了國民黨部隊的襲擊。周恩來在指揮部隊還擊與轉移時，仍不忘叮囑警衛員一定要把毛毯收好。脫險後，毛毯身上留下了十餘處“傷痕”，周恩來見後立即派人去織補店修補。

抗日戰爭爆發後，朱德出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奔赴前線前，周恩來趕來為朱德送行，並將這條仔細織補好的毛毯送還給他，說這條毛毯又能禦寒，又能防身。朱德欣然收下，帶著它又開始征戰南北。期間因火燒和磨損，毛毯再添新“傷”，但經反覆縫補，毛毯始終伴他左右。

【感言】

朱德這條綴滿補丁的毛毯，是他一生勤儉節約、艱苦奮鬥的生動寫照，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黨的十八大以來，“八項規定”出臺，“三嚴三實”等專題教育開展，是對老一輩共產黨人形成的黨的優良生活作風的繼承與弘揚，有助於遏制“四風”反彈，建設清廉政治，促進黨的作風建設全面深化。

黨的“駱駝”

【故事】

任弼時在延安用過的眼鏡

任弼時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之一，在其46年的人生歲月裡，他披肝瀝膽、鞠躬盡瘁。葉劍英稱“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

敢於同錯誤思想作鬥爭，是我黨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任弼時在黨內之所以長期受到普遍敬重，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勇於同各種不良傾向作鬥爭。在大革命瀕臨失敗的緊急關頭，他挺身而出，與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作堅決鬥爭。紅軍長征路上，他和朱德、賀龍、劉伯承等一起與張國燾分裂紅軍行為作堅決的鬥爭，挽救了紅軍主力。

1938年2月回到延安後，為了排除王明錯誤路線的干擾，任弼時受中央委派赴蘇聯向共產國際說明情況。1937年11月王明回到延安後，以“國際路線”代表自居，對中共中央的工作橫加指責，反對毛澤東和黨中央制定的抗日戰爭方針，對統一戰線政策提出批評，認為中國的抗戰要依靠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1938年4月14日，任弼時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主席團遞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報告，他的發言生動、翔實，說服了大多數委員。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強調“毛澤東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這對當時共產國際表態支持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6月11日，主席團做出了《關於中國代表團報告的決議案》，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從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此後，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約請任弼時、王稼祥談話，明確強調在領導機關中，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從組織上支持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任弼時出色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給的任務，有力地排除了王明錯誤路線的嚴重干擾。

【感言】

任弼時勇於同錯誤路線作鬥爭，體現了延安時期共產黨人追求真理、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四種危險”是長期的、複雜的、尖銳的，全體黨員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要繼續弘揚這一優良作風，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在大是大非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敢於發聲、勇於亮劍，積極構建堅持真理、明辨是非、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

“六條標準”

【故事】

陳雲《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

陳雲在延安期間擔任了8年的中央組織部部長，把大量精力放在抓黨性教育和形成黨性教育文件上。

當時，我黨在黨員條件方面有原則規定，體現在延安時期及之前的入黨誓詞中。但是，入黨誓詞畢竟較為簡單，不能全面體現一個黨員應該具備的條件。鑑於此，陳雲仔細研究了黨組織各時期的文件，總結了此前黨在長期奮鬥中形成的黨建經驗，從中發掘出共產黨員應該具有的信念、精神、品格，於1939年5月30日寫出《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文，發表在機關刊物《解放》第72期。文中，陳雲提出了一名好的共產黨員的“六條標準”：終身為共產主義奮鬥；革命的利益高於一切；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百折不撓地執行決議；做群眾模範；學習。這具有獨創性的“六條標準”，是我黨歷史上首次對黨員標準作出的最完整、最準確的表達。

1939年5月，延安發生了一件開除劉力功黨籍，通報全黨的事件。劉力功是1938年入黨的幹部，抗大畢業，在黨的短訓班學習畢業後，按照分配原則，組織決定讓他到基層鍛鍊工作，但劉力功卻堅持要進馬列學院學習或回原籍工作，否則就退黨。陳雲和黨組織先後七次找他談話，但他仍執迷不悟，拒絕接受黨的決定。面對如此目無組織、目無紀律的黨員，陳雲十分生氣。他把這件事上報中央黨務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部務會議。最後組織決定，開除劉力功的黨籍。陳雲就這個事件，專門撰寫了《為什麼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一文。文章發表後，陳雲與大家交流時強調：“如果不是有鐵的紀律隊伍，就不能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廣大機關幹部通過劉力功事件，從思想上認識到一個合格共產黨員要把嚴守紀律、執行黨的決議作為義不容辭的責任。

【感言】

陳雲關於共產黨員的“六條標準”，是延安時期發展黨員、進行黨性教育的重要依據，對於我們今天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進程中，要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每位共產黨員要切實增強“四個意識”，自覺做到“四個服從”，爭做“四講四有”合格黨員。

“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故事】

毛澤東給習仲勳的題詞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召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會上表彰了王震、習仲勳等22位在群眾中有威望的模範幹部和生產英雄，毛澤東親筆為習仲勳書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題詞。

1945年2月11日，延安《解放日報》第2版刊登一則報道：《要改變分區與縣級領導作風　多想問題根據五情辦事》。時任綏德地委書記的習仲勳召集分區各機關及綏德縣幹部開會，習仲勳的發言著重檢討機關工作作風中存在的問題，他說，我們的工作本來都是為人民的，但因為一些同志不顧老百姓需要、不顧實際條件，所以產生了缺點，出現了不少問題。因此，改變分區與縣級領導作風的中心一環，就是要多用腦筋，多想問題，根據“五情”（民情、下情、己情、上情、知情）辦事。

1947年冬，在陝北綏德義合鎮舉行的陝甘寧晉綏邊區土改會議上颳起一股極左歪風。在所謂堅持“貧僱農路線”反對“中農路線”的口號下，發生少數人起來亂鬥、亂扣、亂打、亂拷、亂沒收財產、亂掃地出門的極端混亂現象。更甚者，有的烈士家屬被掃地出門，有的勞動英雄因有餘糧被當成鬥爭對象。習仲勳一個多月內，向黨中央、毛澤東三次函電，反對“左”傾情緒。毛澤東閱後指示：“完全同意習仲勳同志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不久，中央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老區半老區土改問題的決定》頒發各個解放區。

【感言】

始終把黨的利益擺在最高位置，始終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看問題、想問題、開展工作，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這不僅是習仲勳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也是廣大共產黨員應有的價值追求。今天，每一名共產黨員都應該牢記黨章要求，把黨和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高度自覺地為黨工作，為人民而奉獻。

什麼叫做對黨抱無限忠心

【故事】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當時的《解放日報》報道了大量各地整風的情況。

1942年4月6日、7日的報紙刊登了軍事學院的黨性檢查，其中寫道：“忠實坦白，經濟手續清楚，一是一，二是二，一點不打埋伏，不貪汙，不浪費，不腐化。”

4月14日刊登了保安處黨支部怎樣討論增強黨性的決定，說道：“有些同志黨組織調動了他，他本來不願意，但是他去了。他對別的同志說：嚇，過去，打死我也不幹這種事……可是，現在我不這麼想了，我覺得在哪裡都是幹革命，做什麼也都是為黨工作，組織認為那裡需要我，我就到那兒去……”

6月20日的《解放日報》上刊登了韓作黎的文章《我是怎樣的反省自己的》，文中他對自己進行了深刻地剖析：“本來我家裡是有個舊式老婆的，來延安後，在自傳上、在黨員登記表上，也都寫上了；但當不知道的同志問我時，我總是不肯說出的。心裡一直埋藏著一種私心，企圖再找一個愛人。這樣的想頭，是否具備合乎共產黨員應具備的‘誠懇、坦白’與‘慎獨’的態度呢？自然是不符合的。”同一天還刊登了謝正浩的文章《什麼叫做對黨抱無限忠心》，他在文章中說：“無限忠心的考驗，必須經過更多的革命鬥爭，在鬥爭中不管生命如何危險，皆不喪失自己的立場，不屈不撓的與敵進行鬥爭，這才算是對革命對黨真正抱著無限的忠心。”

這些發自內心深處的表白，展示了延安時期共產黨人的一顆顆赤誠之心。

【感言】

對黨忠誠是共產黨員最重要的政治品格。上面幾篇文章以小見大，可以一窺延安時期的黨風建設。能否做到對黨忠誠老實、言行一致，關係到黨內政治生態的健康發展。做合格黨員，首先要做到對黨忠誠，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幹老實事，做到在黨愛黨、在黨言黨、在黨憂黨、在黨為黨。

三個案件

【故事】

《解放日報》刊登肖玉壁案處理情況

1941年1月延安出版的一份《解放日報》上有這樣一則時評，其中說道：“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

延安能拔掉這些“莠草”，成為當時國內外廉政的典範，靠的是黨員的黨性修養、群眾的監督，更靠的是全黨的反腐決心和制度力量。邊區政府不但制定了多個懲貪反腐的規定，而且違法必究、有責必問。1940年陝甘寧邊區黨委在《關於開除黨員黨籍問題的決定》中鄭重承諾：違紀黨員，不論出身如何，黨齡長短，貢獻大小，一律依紀嚴懲不貸。

“莠草”肖玉璧是1933年參加革命的紅軍戰鬥英雄，全身有90多處傷疤，住院時，毛澤東還把自己每天的半斤牛奶讓給他喝。傷愈後擔任甘泉縣張家畔稅務局局長，曾經的戰鬥英雄沒有頂住“糖衣炮彈”，貪汙公款3050元。要知道，當時中央領導一個月的補貼也僅有幾元錢。根據法律，貪汙1000元以上應處死刑。行刑前，肖玉璧向毛澤東寫信求情，毛澤東表示“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1941年12月，肖玉璧被執行死刑。

延安時期與之類似的案件還有黃克功案和劉振球案。1937年10月，26歲的老革命、抗大大隊長黃克功因逼婚未遂，槍殺陝北公學學員劉茜，經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被處以死刑。還有參加過五次反“圍剿”戰鬥和長征的某團政委劉振球，逐漸居功自傲，目無黨紀，大行官僚主義作風，漠視上級命令，欺凌下級幹部，手槍恫嚇是常事，導致其團內4個月逃跑了8名幹部，還貪汙公款數百元，1939年被開除黨籍並受到法律制裁。◎

【感言】

這些案件是延安時期黨的廉政建設的一個側面，對貪汙腐敗、觸犯法律、違反黨紀等行為的嚴厲問責，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從嚴治黨的法紀威嚴。當前，我們黨在新時期領導國家建設所面臨的挑戰，絲毫不遜於延安時期。打鐵還需自身硬，黨的十八大以來鐵腕反腐、“打虎拍蠅”，黨規黨紀密集出臺，把權力牢牢關進制度的籠子，落實全面從嚴治黨，既是繼承黨的優良傳統，更是我們每個黨員抵制腐化變質危險、加強作風修養的鏡鑑。

兄妹開荒

【故事】

《兄妹開荒》演出場景

在延安革命紀念館裡有這樣一幅照片：黃土高原的寒冬，廣場上人山人海，舞臺上只有兩個演員在扭秧歌。什麼秧歌有這麼大魅力？故事還要說回到1942年的延安。

當時的延安，是全國進步青年心中的聖地，但文藝方面存在許多問題。比如魯藝演大戲成風，一演就是《日出》《雷雨》及外國戲，老百姓根本看不懂；有人以為作家可以不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甚至主張“暴露黑暗”。朱德曾說：“好多戰士英勇犧牲在戰場，還不知道姓張姓李，這是我們的罪過，而且還是你們文藝的罪過。”

針對這些問題，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會上，毛澤東強調，“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號召“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繫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

當時邊區的大生產運動中有一對“父女勞動英雄”馬丕恩、馬杏兒，他們每日開荒十多個小時，成為勞動模範。在文藝座談會精神的引領下，魯藝的王大化等決定把這個故事改為“兄妹開荒”，以秧歌劇的形式搬上舞臺。為做到逼真可信，演員們扛起钁頭上山，邊開荒邊排練。

1943年春節，延安城南門外廣場，軍民兩萬多人集會，《兄妹開荒》登臺，演“哥哥”的王大化肩扛钁頭和扮演來送飯的“妹妹”的李波逗樂，濃郁的泥土氣息，昂揚的精神面貌，定格成了這張永恆的照片。毛澤東當時也在臺下觀看，讚道：“這還像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

這臺僅有兩百多字的小戲，轟動了整個邊區。秧歌隊走到哪裡，老百姓就跟到哪裡。軍民一起扭秧歌成為邊區特有的風俗，許多老革命回憶起當年，都自豪地說“我們是扭著陝北大秧歌走向全國，迎接勝利的”。時至今日，《兄妹開荒》仍是陝北秧歌的主打劇目。●

【感言】

小小秧歌劇，凝聚萬眾心。《兄妹開荒》的成功，是作者深入生活、密切聯繫群眾的碩果。這是文藝工作者應有的作風，更是從延安直至今天每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工作作風。2014年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提出了“虛心向人民學習”的要求。以人民為中心，踐行群眾路線，一刻都不能停步。(記者　劉文韜　郭慧　陳蓉　王碧薇　賀綠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