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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乾嘉年間，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藝術收藏的高潮時期。究其原因，首先是皇帝的推動，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似乎對書畫有著一種天生的佔有慾。在其祖康熙時代就以罰沒方式，收繳索額圖、明珠藏品；其父雍正抄年羹堯家，得到大批珍貴書畫。乾隆通過訪求、抄家罰沒、捐獻納貢、諭旨洽購等諸多方式，大批歷代流傳書畫名跡，被悉數網羅入藏宮中。到乾隆的兒子嘉慶皇帝，亦效法其父，他最著名的戰績就是給畢沅兄弟羅織罪名，使得著名的《清明上河圖》等名跡入宮。乾隆對藝術品的佔有慾還體現在喜歡在作品上題跋、蓋章，作品越珍貴，他就越興奮，撲上去就題詩，拽過來就蓋章，最後很多傳世名畫都被他塗抹的密不透風。但經過四代的努力，清宮所積累的書畫名跡盛極一時，對中國藝術的收藏積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還有像《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這樣的文獻典籍問世。《石渠寶笈》是乾隆與其子嘉慶皇帝，歷經兩朝努力編撰而成，是繼宋徽宗以後最重要的內府收藏著錄書籍，對藝術品的源流，起到了很好的整理、保護的作用。
今天世界各地博物館關於中國書畫的鎮館之寶，大多經過乾隆收藏的，如北京故宮“三希堂”的米芾臨王獻之的《中秋帖》、王珣《伯遠帖》、展子虔款的《遊春圖》等；臺北故宮鎮館三寶：范寬《溪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和李唐《萬壑松風圖》，以及下真跡一等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等；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郭熙《樹色平遠圖》、燕文貴《夏山圖》、黃庭堅《草書廉頗藺相如列傳》卷、米芾《吳江舟中詩》卷；波士頓美術館宋徽宗《五色鸚鵡圖》卷、趙令穰《湖莊清夏圖》卷等；日本京都有鄰博物館黃庭堅書李白詩《憶舊遊詩》卷、王庭筠《幽竹枯槎圖》卷等。
這種由皇帝引起的收藏熱潮，像宋代一樣是由上及下的。但乾嘉年間的收藏還有另外一股力量的推動，也就是在皇帝的愛好之外，還有民間商人階層的推動。清代長三角一帶鹽商的崛起，成為收藏熱的重要推手。其實，古今中外的大的收藏家，無外乎這幾類人：皇帝、文人、富豪，名門望族。富豪的收藏在清代就是鹽商群體的收藏。
鹽商好藝術，很多屬於附庸風雅，光有錢沒文化不行，那是土豪，要有錢有文化，一個捷徑就是收藏。但一些鉅商並非簡單的附庸風雅，他們已經不滿足於窮奢極欲的物質享受，蓄養歌妓、山珍海味，已經不是他們追求的重點，他們轉而追求豐富的文化生活。他們真的是按照文人、士大夫的面貌去塑造自己的，追求自我的提升，附庸風雅變成了一種文化追求。所以說文化層面的追求在當時已經蔚然成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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