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出版的《畢德顯》第184頁如是記載：1982年5月，他（畢德顯）應邀參加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建校30週年慶典入場時，全場3000餘人不約而同地熱烈鼓掌3分多鐘。

這一年，畢德顯走出西電校門，已經超過整整20年。

現場3000餘名西電人，用了整整3分鐘起碼100多次熱烈的掌聲，去迎接這個老西電人的歸來，可見畢德顯對於西電的影響，是多麼持久和深刻。

你離開了，人們依然記得你；你回來了，人們熱情歡迎你。這是一種莫大的榮耀！

如果從1952年2月29日離開大連前往張家口軍委工程學校算起，到1961年11月16日奉命調往重慶雷達工程學院擔任副院長為止，畢德顯作為一名西電人的時間，總共是3548天，也就是大約10年。

2018年，正好是畢德顯110週年誕辰，在這樣的時候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再次重讀了《畢德顯》一書。

翻開這本雖然只有254頁的小書，卻發現字裡行間隱藏著無窮的催人奮進的力量，以及老一輩科學家像星辰一般偉大而光輝的人格。

中國核事業的有功之臣

今天的人們，尤其是西電人，也許大概只能夠記起畢德顯創辦新中國第一個雷達工程專業，以及組建全國第一個信息論研討小組等事蹟，卻鮮有人聽說畢德顯對中國核事業也有過貢獻。

時間回到1946年夏天，博士畢業已兩年，正在美國RCA工作的畢德顯正準備回國。此時，後來被譽為中國原子能之父的老朋友趙忠堯突然找上門來，請他在美國再逗留一段時間，與他一道解決一個開展核物理研究的大難題。

趙忠堯比畢德顯大6歲，時年42歲。當年還在西南聯大時，畢德顯就和趙忠堯是舊相識，曾經一起合作開展過研究。

趙忠堯提到的這個大難題是什麼？作為第一個親眼看到核爆炸的中國物理學家，趙忠堯此刻已經悄悄從盟國參觀團“主動失蹤”了。

原來，這個時候的趙忠堯正身負重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物理學家薩本棟籌措了5萬美元，託趙忠堯一定要在美國購買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回國。

開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臺加速器。而訂購一臺完整的200萬電子伏的靜電加速器，起碼需要40萬美金以上。杯水車薪，怎麼辦？

趙忠堯找到了畢德顯，因為兩人此前在西南聯大時，就曾合作設計製造過加速器，限於條件自然是沒有成功。

7年前沒有圓的夢想，此時被趙忠堯一句話重新點燃。

就這樣，藉助美國的元器件為祖國設計、製造一臺靜電加速器的赤子之情，終於戰勝瞭如箭一般的歸心。畢德顯欣然應允，與趙忠堯一起投入到了加速器的研製中去。

按照這個計劃，他們首先在麻省理工學院電機系靜電加速器實驗室，學習了靜電加速器發電部分和加速器的製造，半年後又前往華盛頓卡內基地磁研究所訪問，重點學習了離子源技術。

1947年9月，中國核物理史上第一臺由炎黃子孫自己設計製造的加速器，終於在美國研製成功。3年後，這臺加速器被輾轉運送回國，併為新中國的核物理研究立下了汗馬功勞。當然，這都是後話。

參與加速器研製，面對如此重大的功績，可畢德顯後來卻從未向他人提起過。

1992年，趙忠堯在其出版的《我的科研生涯》中這樣回憶說：

“當時，畢德顯先生正準備回國，我挽留他多呆半年，一起繼續靜電加速器的設計，並採購電子學及其零星器材。畢德顯先生為人極為忠厚，工作踏實，又有電子技術方面的實踐經驗，對加速器的設計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實際上，趙忠堯和畢德顯還有另一層關係，那就是師出同門，他們都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國實驗物理學家羅伯特·安德魯·密立根的高徒。

1930年，28歲的趙忠堯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硬伽馬射線通過物質時的吸收係數》的系列成果，震驚了當時的物理界，一度曾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

1944年，36歲的畢德顯也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高強度質譜儀離子源》，被評為當年學校畢業論文中的金獎。

坑道埋地天線的研究先驅

抗美援朝戰爭對於西電的發展來說，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前文《抗美援朝戰爭對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影響到底有多深？》已有詳細介紹。

面對面、你死我活的朝鮮戰爭背後，是兩大陣營間科技實力的暗中較量，剛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自然比不上當時在科技方面已經遙遙領先的美國。但在通信領域，卻出現了一個奇蹟。

1952年5-6月間，敵人正在攻佔我190.8高地陣地，我軍一個班的戰鬥人員被圍困在坑道內。後面的部隊以為坑道內沒人了，不準備奪取該陣地。被困的全班人一時情緒十分低落。

這時候，這個班的步談機機員徐福才急中生智地說：“你們不要急，我再想辦法與地面聯繫。”於是，他將天線埋在坑道內，不出洞與地面進行了聯絡溝通。最終，被困人員全部獲救。

時任志願軍司令部通信處長的崔倫得知此事後，總結坑道通信經驗，卻無法從理論上加以解釋，只好把它看作是偶然發生的奇蹟。

在坑道內天線埋地能發送信號是不是普遍規律？其機理何在？志願軍司令部打電話向國內技術專家請教，通信兵部領導首先想到了畢德顯。

這時候的畢德顯，剛剛從大連工學院來到軍委工程學校不久。他聽說這是前線遇到的難題，便立即開始日以繼夜地查資料、搞計算，僅用了3天時間就向上級遞交了報告。

這份報告用科學、淺顯的語言，闡述了天線埋地傳播信號的機理，給天線埋在地下能夠實施通信聯絡的實踐，找到了科學的理論依據，為朝鮮戰場志願軍推廣坑道通信經驗做出了貢獻。

《正義與強權的較量——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紀念抗美援朝50週年專輯》一書記載：

西電離退休老同志、時為瀋陽軍區司令部代表的朱禮遠，曾經參加了1953年初志願軍司令部召開的“埋地天線”總結大會，他描述說“這一創舉在戰鬥中起了很大作用”。

《中國電波研究簡史》記載：直到1963年3月，IEEE Trans.on AP 雜誌上才專輯發表美國的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說，關於埋地天線和坑道通信傳播的研究，我們領先於美國。至少也應該說是各自獨立進行研究的。

這一切，習慣了低調從不張揚個人業績的畢德顯，在搞清楚埋地天線的原理後並沒有再告訴別人，當時知道此事的人並不多。

直到3個月以後，畢德顯才將他的研究成果說出來，併為教員們開了一個講座。因為他考慮再三，覺得通過講座可以倡導一個良好的學風：理論與實際結合。

這個理由，足夠充分，也充滿了畢德顯範兒。

圖書資料室裡的“無名掃地僧”

1969年底，“文化大革命”還在進行中。重慶林園，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工程技術學院的圖書資料室裡，分配來了一個61歲的老人。

老人的工作是打雜活，雖然毫無分量，但他卻幹得一絲不苟。每一天，老人都步履蹣跚地把每一份劫後餘存的圖書資料，小心翼翼地抱起來，像懷抱著一個與自己同命運的小寶寶。

這一時期，經歷了文革衝擊的老人剛剛從“囚室”中被放出來。而一年多前，他剛剛經歷了相敬如賓的妻子在家中自縊身亡，中風臥床得不到及時治療的老父親含恨而去等人間磨難。

從一樓爬上三樓，把圖書細心地分門別類、小心地碼上書架，凡是有學員來借書，老人都會詳細地問明年級、專業和所要解決的問題，找出最需要的書給對方。

有一天，一位個子高高的一年級新生，怯生生地向他請教了這樣一個問題：

緊耦合變壓器次級的電抗等效到初級，電抗性質不變；松耦合互感電路次級電抗等效到初級，電抗性質為什麼會發生變化？

“緊耦合等效到初級和初級是並聯關係；松耦合等效輸入端和輸入迴路是並聯關係；在串並聯互換的時候就有一個負號。”

老人三言兩語，切中要害地回答了這個小夥子的問題。然後，他深情地望著年輕人說道：“你是我任教以後遇到的第二個鑽得比較深的同學。”

隨後，老人順手借給他一本美國人編著的《電路學基本原理》英文原版書，說看完以後就更清楚了。

這不是一個編造的傳說，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圖書館資料室裡的那名老人，他就是畢德顯；而那名請教問題的年輕人，30年後晉升為了共和國的少將，他就是後來擔任重慶通信學院院長的曹建儒。

1987年，恩師畢德顯院士（圖右）與弟子保錚院士在臨潼華清池旁

為什麼說多年以後，我們重讀畢德顯，還讓人覺得這麼有力量？因為畢德顯是這樣一種人：

家國情懷，以大義為重——雖然牽腸掛肚想著歸國省親，見見家中闊別多年的妻兒老小，卻可以為了更重要的事，靜下心來在舉足輕重的高難度課題上“走鋼絲”。

習慣低調，不張揚業績——雖然破解弄通了一個通信奇蹟的技術原理，但並不想著如何擴大自己的學術聲譽，思考的卻是要讓更多人從這件事中學會理論聯繫實際。

忍辱負重，潛心做學問——雖然只有圖書資料室這一塊小小的天地可以發揮，卻始終不忘初心，與同處逆境的朱曾賞教授一起，翻譯整理了共計19冊近百萬字的《電信技術譯叢》。

致敬，畢德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