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出版的《毕德显》第184页如是记载：1982年5月，他（毕德显）应邀参加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建校30周年庆典入场时，全场3000余人不约而同地热烈鼓掌3分多钟。

这一年，毕德显走出西电校门，已经超过整整20年。

现场3000余名西电人，用了整整3分钟起码100多次热烈的掌声，去迎接这个老西电人的归来，可见毕德显对于西电的影响，是多么持久和深刻。

你离开了，人们依然记得你；你回来了，人们热情欢迎你。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如果从1952年2月29日离开大连前往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算起，到1961年11月16日奉命调往重庆雷达工程学院担任副院长为止，毕德显作为一名西电人的时间，总共是3548天，也就是大约10年。

2018年，正好是毕德显110周年诞辰，在这样的时候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再次重读了《毕德显》一书。

翻开这本虽然只有254页的小书，却发现字里行间隐藏着无穷的催人奋进的力量，以及老一辈科学家像星辰一般伟大而光辉的人格。

中国核事业的有功之臣

今天的人们，尤其是西电人，也许大概只能够记起毕德显创办新中国第一个雷达工程专业，以及组建全国第一个信息论研讨小组等事迹，却鲜有人听说毕德显对中国核事业也有过贡献。

时间回到1946年夏天，博士毕业已两年，正在美国RCA工作的毕德显正准备回国。此时，后来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之父的老朋友赵忠尧突然找上门来，请他在美国再逗留一段时间，与他一道解决一个开展核物理研究的大难题。

赵忠尧比毕德显大6岁，时年42岁。当年还在西南联大时，毕德显就和赵忠尧是旧相识，曾经一起合作开展过研究。

赵忠尧提到的这个大难题是什么？作为第一个亲眼看到核爆炸的中国物理学家，赵忠尧此刻已经悄悄从盟国参观团“主动失踪”了。

原来，这个时候的赵忠尧正身负重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物理学家萨本栋筹措了5万美元，托赵忠尧一定要在美国购买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回国。

开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加速器。而订购一台完整的200万电子伏的静电加速器，起码需要40万美金以上。杯水车薪，怎么办？

赵忠尧找到了毕德显，因为两人此前在西南联大时，就曾合作设计制造过加速器，限于条件自然是没有成功。

7年前没有圆的梦想，此时被赵忠尧一句话重新点燃。

就这样，借助美国的元器件为祖国设计、制造一台静电加速器的赤子之情，终于战胜了如箭一般的归心。毕德显欣然应允，与赵忠尧一起投入到了加速器的研制中去。

按照这个计划，他们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学习了静电加速器发电部分和加速器的制造，半年后又前往华盛顿卡内基地磁研究所访问，重点学习了离子源技术。

1947年9月，中国核物理史上第一台由炎黄子孙自己设计制造的加速器，终于在美国研制成功。3年后，这台加速器被辗转运送回国，并为新中国的核物理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这都是后话。

参与加速器研制，面对如此重大的功绩，可毕德显后来却从未向他人提起过。

1992年，赵忠尧在其出版的《我的科研生涯》中这样回忆说：

“当时，毕德显先生正准备回国，我挽留他多呆半年，一起继续静电加速器的设计，并采购电子学及其零星器材。毕德显先生为人极为忠厚，工作踏实，又有电子技术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加速器的设计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实际上，赵忠尧和毕德显还有另一层关系，那就是师出同门，他们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实验物理学家罗伯特·安德鲁·密立根的高徒。

1930年，28岁的赵忠尧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硬伽马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的系列成果，震惊了当时的物理界，一度曾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1944年，36岁的毕德显也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高强度质谱仪离子源》，被评为当年学校毕业论文中的金奖。

坑道埋地天线的研究先驱

抗美援朝战争对于西电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前文《抗美援朝战争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影响到底有多深？》已有详细介绍。

面对面、你死我活的朝鲜战争背后，是两大阵营间科技实力的暗中较量，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自然比不上当时在科技方面已经遥遥领先的美国。但在通信领域，却出现了一个奇迹。

1952年5-6月间，敌人正在攻占我190.8高地阵地，我军一个班的战斗人员被围困在坑道内。后面的部队以为坑道内没人了，不准备夺取该阵地。被困的全班人一时情绪十分低落。

这时候，这个班的步谈机机员徐福才急中生智地说：“你们不要急，我再想办法与地面联系。”于是，他将天线埋在坑道内，不出洞与地面进行了联络沟通。最终，被困人员全部获救。

时任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长的崔伦得知此事后，总结坑道通信经验，却无法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只好把它看作是偶然发生的奇迹。

在坑道内天线埋地能发送信号是不是普遍规律？其机理何在？志愿军司令部打电话向国内技术专家请教，通信兵部领导首先想到了毕德显。

这时候的毕德显，刚刚从大连工学院来到军委工程学校不久。他听说这是前线遇到的难题，便立即开始日以继夜地查资料、搞计算，仅用了3天时间就向上级递交了报告。

这份报告用科学、浅显的语言，阐述了天线埋地传播信号的机理，给天线埋在地下能够实施通信联络的实践，找到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为朝鲜战场志愿军推广坑道通信经验做出了贡献。

《正义与强权的较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专辑》一书记载：

西电离退休老同志、时为沈阳军区司令部代表的朱礼远，曾经参加了1953年初志愿军司令部召开的“埋地天线”总结大会，他描述说“这一创举在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电波研究简史》记载：直到1963年3月，IEEE Trans.on AP 杂志上才专辑发表美国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关于埋地天线和坑道通信传播的研究，我们领先于美国。至少也应该说是各自独立进行研究的。

这一切，习惯了低调从不张扬个人业绩的毕德显，在搞清楚埋地天线的原理后并没有再告诉别人，当时知道此事的人并不多。

直到3个月以后，毕德显才将他的研究成果说出来，并为教员们开了一个讲座。因为他考虑再三，觉得通过讲座可以倡导一个良好的学风：理论与实际结合。

这个理由，足够充分，也充满了毕德显范儿。

图书资料室里的“无名扫地僧”

1969年底，“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重庆林园，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技术学院的图书资料室里，分配来了一个61岁的老人。

老人的工作是打杂活，虽然毫无分量，但他却干得一丝不苟。每一天，老人都步履蹒跚地把每一份劫后余存的图书资料，小心翼翼地抱起来，像怀抱着一个与自己同命运的小宝宝。

这一时期，经历了文革冲击的老人刚刚从“囚室”中被放出来。而一年多前，他刚刚经历了相敬如宾的妻子在家中自缢身亡，中风卧床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老父亲含恨而去等人间磨难。

从一楼爬上三楼，把图书细心地分门别类、小心地码上书架，凡是有学员来借书，老人都会详细地问明年级、专业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找出最需要的书给对方。

有一天，一位个子高高的一年级新生，怯生生地向他请教了这样一个问题：

紧耦合变压器次级的电抗等效到初级，电抗性质不变；松耦合互感电路次级电抗等效到初级，电抗性质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紧耦合等效到初级和初级是并联关系；松耦合等效输入端和输入回路是并联关系；在串并联互换的时候就有一个负号。”

老人三言两语，切中要害地回答了这个小伙子的问题。然后，他深情地望着年轻人说道：“你是我任教以后遇到的第二个钻得比较深的同学。”

随后，老人顺手借给他一本美国人编著的《电路学基本原理》英文原版书，说看完以后就更清楚了。

这不是一个编造的传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图书馆资料室里的那名老人，他就是毕德显；而那名请教问题的年轻人，30年后晋升为了共和国的少将，他就是后来担任重庆通信学院院长的曹建儒。

1987年，恩师毕德显院士（图右）与弟子保铮院士在临潼华清池旁

为什么说多年以后，我们重读毕德显，还让人觉得这么有力量？因为毕德显是这样一种人：

家国情怀，以大义为重——虽然牵肠挂肚想着归国省亲，见见家中阔别多年的妻儿老小，却可以为了更重要的事，静下心来在举足轻重的高难度课题上“走钢丝”。

习惯低调，不张扬业绩——虽然破解弄通了一个通信奇迹的技术原理，但并不想着如何扩大自己的学术声誉，思考的却是要让更多人从这件事中学会理论联系实际。

忍辱负重，潜心做学问——虽然只有图书资料室这一块小小的天地可以发挥，却始终不忘初心，与同处逆境的朱曾赏教授一起，翻译整理了共计19册近百万字的《电信技术译丛》。

致敬，毕德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