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和林
19日，我愛我家前副總裁胡景暉召開個人離職發佈會，就外界關注熱點問題作出回應。日前，他曾因為炮轟鏈家等中介哄抬北京房租而被推向風口浪尖，隨後這位2001年起就投身我愛我家的房地產中介行業資深人士選擇離職，稱會投身私募投資等其他業務。
這兩天，由於胡景暉的“炮轟”，比房租上漲更為熱鬧的是，鏈家與我愛我家之間的“公司鬥”，胡景暉也在“祥林嫂”式喋喋不休的是，鏈家董事長左暉如何打電話給我愛我家CEO謝勇施壓，“忠臣”被切割因此主動辭職，但左暉予以否認。
以至於到19日進一步發酵，胡景暉舉行個人離職發佈會，這是在近年來高管離職與東家一團和氣截然不同的。其背後不在於，胡景暉的離職，更有共性價值的思考是，公司高管該如何恪守言論的邊界，假如說之前胡景暉炮轟鏈家等中介哄抬北京房租，還有公共利益的成分，那麼離職後的喋喋不休多少背離了作為一名高管的基本職業倫理道德，一個公司高管恪守職業倫理道德其實也是一種公共利益，這事關我國職業經理人制度建設的大事。
在現代社會中，各種媒介異常發達，一個公司高管的不當言論甚至引發公司價值，尤其是上市公司股價的巨幅波動。2008年5月12日，在為四川地震災區捐款200萬元之後，萬科前董事長王石表示，“萬科捐出200萬是合適的”，並規定“普通員工限捐10元，不要讓慈善成為負擔”，引發一場危機。其實這樣的事例屢見不鮮。
公司高管的言論在輿論場上，其實是很難區別究竟是代表個人還是代表公司的。例如，胡景暉時任我愛我家副總裁公然點名競爭對手鍊家等房產中介哄抬北京房價，即便是聲稱代表個人言論（胡景暉在發言之初沒有聲明與供職單位無關，至今都沒有類似聲明），但公眾與鏈家很難把胡景暉的言論與東家我愛我家切割開來，所以，這涉及到胡景暉對我愛我家的職業道德問題。可以肯定地說，假如不涉及到更高一層道德公共利益的話，個人言論必須遵從職業道德等公司利益或者說企業倫理。
不過，假如哄抬房租是屬實的話，那麼胡景暉的“炮轟”，就涉及到職業道德的“小我”與公共利益（房租）的“大我“利益”之間的取捨了。這樣的倫理道德衝突其實在美國公司治理中也比較常見，中西方企業倫理的一個共識就是，“小我”服從“大我”。
但這並不意味著，胡景暉的炮轟就是對的了。很顯然，胡景暉作為公司高管，我們完全可以推測，之所以他有鏈家的這些數據，很可能與供職單位有很大的關係。即便沒有關聯，胡景暉在炮轟時是否盡到了必要的“注意”呢？說的直接一點，在揭露中介哄抬房租的時候，是否儘量避免引發東家我愛我家與競爭對手的矛盾衝突，這很可能不必要地損害我愛我家的公司利益。
中西方企業倫理提倡，公司高管作為天然擁有公司核心機密的特殊人，遇到類似的倫理道德衝突的時候，要恪守職業道德（企業利益）與公共利益的邊界。以胡景暉為例，除了炮轟是否有更好的維護公共利益（房租）的渠道，比如向監管部門反映等，即便炮轟是唯一維護公共利益的渠道時，能否儘量降低企業倫理受到損害的程度，比如說不點名或者以匿名接受採訪？顯然，胡景暉離職並非完全委屈。
那麼，胡景暉個人離職新聞發佈會則是開了一個很不好的惡例，胡景暉的言論已經引發東家與鏈家不必要的猜疑，進而以新聞發佈會形式大家渲染，多少有點以悲情換流量的味道，是為不義。
當前，我國大量家族企業不肯交給職業經理人，這與我國未形成良好的職業經理人道德約束機制不無關係，按照胡景暉的說法，有5家上市公司老闆打電話給他，他覺得離開我愛我家是正確的選擇。這在具備完善的職業經理人道德約束的歐美是難以想象的，因此，美國的職業經理人不敢以個人私利來傷害東家的。
其實，這與房租一樣，未嘗不是一種更大的公共利益。這恐怕也是胡景暉事件給我們提得最大醒，留下的最大思考，或許與控房租上漲一樣，任重而道選。（作者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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