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艾哈迈德达巴德市，达利特种姓民众，即处于印度种姓制度最底层的“不可接触的贱民”阶层，抗议达利特民众遭“护牛者”毒打。新华社发）
一些西方人士推崇印度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以此来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按照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议会民主加私有化将促进经济发展，印度将比中国发展得好。可是，中印两国的建国时间几乎一样，到2018年3月底，印度经济规模为2.6万亿美元，而中国是12.4万亿美元，相差几乎5倍。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并不是单纯地套用西方模式就能解决的。
印度独立后，西式民主并不能有效协调其中央、地方关系，反而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异化的不稳定因素。虽然印度名义上是联邦，地方实行多党制选举，但是印度宪法有总统治理条款，如果地方上选出领导人不是与执政党一派的，总理可以申请总统治理，再从总统手里接过管辖权。因此当印度一党或党中一派上台后，总是把另一党（派）的地方领导人统统赶下台。本来是压制地方主义的条款，却导致印度中央政治和地方政治都很不稳定。
在西式体制之下，印度的基础教育水平也面临很多问题，导致相关产业的发展缺少相应的人力资源支持。虽然印度宪法规定6-14岁的小孩必须上学，但由于印度拥有4亿多的贫困人口（占全球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为温饱挣扎的家庭自然谈不上正常上学。而对于上得起学的家庭，印度的教学资源也显得非常紧张，平均每70个学生才拥有一名老师。另外，印度严重的性别歧视令女性中途退学的现象较为常见。如，女生的比例在小学阶段尽管可以占到40%，但大部分女孩都会因为辍学而无法完成法定的8年教育，女性识字率不足50%。据2010年的数据，印度人均接受教育的年限是4.4年。因此，常有投资者抱怨在印度找不到具备合适技能和能力的员工。《印度经济时报》在《印度需要成为下一个中国》一文中也承认，如果印度不能在教育方面向中国学习，将无法建立一个中产阶级，而其成为下一个中国的努力也无法成功。
最后，种姓制度、宗教分歧、贫富差距等并不是套用西方模式就能得以改善的，而是需要靠漫长岁月的进步来慢慢磨平。尽管自印度独立以后，废除了种姓制度，印度宪法明文规定不准阶级歧视，但是种姓制度对今天的印度社会，特别是印度农村仍然保留着巨大的影响。种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不及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可以说，种姓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职务、地位、上升机会和障碍。
实际上，西方也并不是不知道印度的实际情况，他们只是太需要树立一个新兴“民主国家”样本。
（参见：《中印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大国博弈，从来不只是在沙场！》《印度的教育现状如何？》《印度的穷人和富人生活现状对比，差距让人不忍直视》《印度式民主导致中央和地方政治的动荡》《印媒反思：这问题不改变，印度无法“成为下一个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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