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研究會準備出版湯一介個人紀念和湯一介思想研究兩個集子，作為湯先生的弟子，我很榮幸受邀撰文。但遺憾的是，直到2016年9月初接到催稿通知為止，我依然沒有決定是否要寫，因為我實在不知如何下筆。一者，我雖為湯門嫡系，但與湯先生接觸有限，對其印象也較模糊，因而似乎不足以拼湊出一篇還算過得去的湯先生個人紀念文章。再者，導師的著作和文章我雖大都讀過，但鑑於本人已久未涉足中哲領域，不敢對其具體貢獻忘加評判，因而想寫成一篇差強人意的湯先生學術成就研究文章也殊為不易。正在我猶豫彷徨之際，突然記起師兄胡仲平曾給我們發過一篇《湯一介先生在86週歲生日宴會上的講話》，其中談及的某些東西似乎可以讓我引申發揮一下。於是，我只好把該文的一丁點讀後感作為對湯先生的紀念文章了，還望湯先生在天有靈不要怪我。
一
開宗明義地說，我想談的核心是北大乃至當代中國沒有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或思想家）的問題。
湯先生說：
“我跟朱善璐、周其鳳他們都談過，我說北大解放後辦了這麼多年的哲學系，沒有出大思想家。我們確實出了一些專家，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沒有出大思想家，我說這樣發展下去是不行的。”
湯先生這段話說的是北大哲學系，但實際上可以擴及當代中國的整個哲學界乃至整個人文學界。首先，單就北大哲學系現狀而言，這段話也是一語中的的。2012年北大哲學系百年系慶的時候，我就產生過一種比較強烈衝動想專門談一下北大哲學系的衰落，後來因時過境遷便不了了之了。我當時想說的還不是湯先生所謂北大哲學系只出了些傑出專家而未出一個大思想家的問題，而是更下一層的意思：北大哲學系所出的專家在今日中國是否還足夠傑出，是否還能傲視全國高校（更別說全球高校）？在我看來，北大學生是全中國最優秀的學生，是名副其實的天之驕子，因而北大的老師也必須是全中國最優秀的老師，是配得上為中國最頂尖的人才上課的老師。過去，北大哲學系雖然很多老師很平庸，但每個專業總有一兩個真正傑出的;但如今連這一點似乎也難以為繼了。這是北大哲學系百年紀念時我真正為之感到悲哀的。沒有思想家還不要緊，但連足以傲視天下的頂尖專家都沒有了，你說悲哀不悲哀？隨著陳來的出走和湯先生的去世，北大哲學系的平庸化似乎徹底暴露無遺了。做一個學者，你在首師大可以平庸，但在北大卻不能平庸。如今的北大哲學系擁有了全世界哲學系也許都望塵莫及的辦公樓（連講師都有單獨辦公室），可惜這似乎恰好成了對梅貽琦“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句名言的刻意諷刺。（我要聲明的是，我在此只想陳述事實，沒有針對任何具體人員之意，真相有時是很傷人的，我的上述言論可能會傷害一些人;但我更希望他們從此奮起，要不然北大哲學系離國內二流大學哲學系不遠矣，遑論世界一流？！）
當然，我承認，我有點過度解釋了。湯先生真正憂心的並非北大哲學系平庸化的現狀，而是北大哲學系在當代中國“只能出專家不能出思想家”的狀況。更準確地說，他的意思是，北大哲學系在當代中國最多隻能出哲學史家卻出不了哲學家。要明白他的意思，需要事先明白這裡存在一些圈外人和外國人都不太瞭解的區分。圈外人，尤其是媒體人士，動不動就說某某人是“著名哲學家”，殊不知，在中國（至少在人文學家界，“家”這個字是不能像在西方那樣隨便用的。在西方，只要你是研究哲學的人，無論你成就多大都可以稱之為“哲學家”（philosopher）;但在中國，普通研究者是沒有資格稱為“家”的，只有達到頂尖水平的研究者才配享有“家”的封號。這便是湯一介先生曾明確聲明自己頂多算個“哲學史家”而拒絕媒體稱之為“哲學家”的原因。就哲學學者而言，存在三個基本檔次：普通哲學學者、哲學史家、哲學家。
有人或許會說，你講得不對。哲學分為史和論兩個方面，因而哲學史家和哲學家應該是相同層次的，一個在哲學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越，一個在哲學理論方面成就卓越，你為什麼要說二者之間存在高低之別呢？我的回答是，所謂史和論的區分是一個根本無法成立的區分，除了在某些本質上屬於宣傳性“哲學”的行當中之外，哲學研究實際上只有一個對象，那就是“論”（真理），“史”只是“論”的歷史化形態。你研究哲學就是研究哲學問題，研究哲學史只是做準備工作。因此，哲學史家的工作本質上只是一種過渡性工作，哲學家的工作才是最終目標。以馮友蘭為例。馮友蘭配得上稱為“哲學史家”，也配得上稱為“哲學家”，但馮友蘭提出著名的“照著講”和“接著講”的區分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他認為哲學史研究只是哲學研究的準備，哲學研究是哲學史研究的更高階段。所以，他寫完《中國哲學史》之後要寫《貞元六書》，從事真正的哲學創作。因為在他看來，哲學家高於哲學史家。
事實上，湯一介先生的意思也是如此。他謝絕媒體“哲學家”稱謂而自稱“哲學史家”，便是一種謙虛而又誠實地把自己定位於次級哲學研究者的表現。（要知道，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想想當今中國學界有多少為老不尊者恬不知恥地謀求著“著名哲學家”的稱謂？！）我曾在別處提到，我在北大唸書時聽湯一介先生說，他父親湯用彤曾跟他們講，不同人的天賦不一樣，像他（指湯用彤）只能做個哲學史家，馮友蘭天賦比他高可以做哲學家。這很明顯符合我們的直覺：研究別人的觀點和創造自己的觀點需要的天賦是不同的，因此哲學家必然高於哲學史家。
由此看來，湯先生所憂心的是北大哲學系實際上變成了哲學史系，成了沒有哲學家的哲學系。這也是一種悲哀，是比我前述悲哀更高一層的悲哀。
二
湯先生所謂哲學家就是“大思想家”，“思想家”和“哲學家”在他那裡是同義詞。湯先生說北大哲學系在當代沒有出大思想家，這話或許並不能為所有人認同。如果他指的是留在北大哲學系執教的人，那是毫無疑問的;但如果指的是從北大哲學系畢業的人，那麼有人就可能會有異議了。比如，有人會說，李澤厚就是個例外。李澤厚便是北大畢業且以思想家而聞名於世的。我還記得在我念本科的八十年代末，流傳著一種說法：當代中國沒有一個思想家，只有半個思想家，那人便是李澤厚。“半個思想家”這種說法耐人尋味，可做褒貶不一的理解。從貶義上說，它意指李澤厚還夠不上思想家的稱號;從褒義上說，它意指李澤厚是當代中國唯一勉強稱得上思想家的人。老實說，我至今認為，“中國當代只出了半個思想家或半個哲學家，那就是李澤厚”，是一種極為準確的說法。
有趣的是，那“半個思想家”最近正好對“專家”與“思想家”之別發表了一些看法。李澤厚把“專家”和“思想家”視為兩種平行並列的學術研究者，專家重在學問淵博，思想家重在思想影響，前者如王國維、錢鍾書、陳寅恪等，後者如魯迅、胡適、李大釗等。李澤厚反對王元化所謂“要做有學問的思想家和有思想的學問家”的提法，認為“學問家”和“思想家”明顯屬於兩類人。
李澤厚此說與湯先生所說表面上看差不多，實際上並不是一回事。李澤厚的說法屬於純社會學意義上的，意思是專家和思想家屬於兩種不同社會身份的學者，一種以學問為目標一種以思想為目標。李澤厚此說貌似有理，從社會學角度講，王國維、錢鍾書、陳寅恪的確與魯迅、胡適、李大釗不是一類人，他們的區別的確也常常被說成是學問家與思想家的區別。但是，仔細琢磨不難發現，當我們說胡適不同於陳寅恪之處在於胡是“思想家”陳只是“學問家”的時候，與我們說馮友蘭不同於湯用彤之處在於馮是“思想家”湯只是“專家”的時候，我們的意思是大不相同的。前者所謂“思想家”主要特徵在於其“思想”的社會影響而非發現或創造某種思想的能力，只有後者的所謂“思想家”才以發現或創造思想為主要特徵。考慮到李澤厚所提到的魯迅、胡適、李大釗，尤其是後兩人，他們的思想本身在今天看來並不具有太多的原創性，李澤厚所謂思想家大約相當於今日所謂“意見領袖”或意識形態家。在我看來，湯一介先生所謂“大思想家”顯然不屬於這樣的人。用柏拉圖的術語說，真正的思想不是“意見”而是“真理”。胡適實為二十世紀中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最有影響的代言人，但這並不足以說明胡適夠得上嚴格意義上的“思想家”稱號。就李澤厚本人來說，我們說他是當代中國的“半個思想家”，也不是在他的思想曾經深刻地影響了一代乃至數代中國學者的意義上講的（雖然這的確也是事實），而是就他在當代中國屬於唯一一個有著相當原創性思想的人的意義上講的。專家與思想家的根本區別不在於有沒有思想或思想影響有多大，而在於有沒有原創性的思想以及原創性思想有多大。因此，簡單地說，專家是“照著講”的人，講的是別的人觀點;思想家是“接著講”的人，講的是自己的觀點。
如果有人注意到湯一介先生談的是“大思想家”而非“思想家”，那麼我覺得有必要補充說明的是：真正的思想家一定是大思想家，因為必須有足夠多的原創性思想才配得上稱為思想家。即使作為普通人，我們也不乏思想的火花，但我們顯然不是思想家。學者也一樣，很多專家型學者也有一定數量的原創性思想，但他們仍然只是專家而非思想家，因為思想家必須有遠遠超出一般學者的原創性思想。湯一介先生也有一些原創性思想，但他之所以不敢自命為思想家，顯然是因為他自覺自己的原創性思想沒有達到應有的規模。思想家總是讓人聯想到“思想體系”，就因為有體系意味著其思想包羅萬象，給人宏大無比之感，顯示出當事人思想原創能力的強大。當然，事實上思想家不一定都是嚴格意義上的體系性的，存在無體系乃至反體系的思想家。但即使某個思想家的思想並不構成一個體系，其思想也必須達到相當的規模，這是確鑿無疑的。
其實，這種意義上的有關專家與思想家的區分不只是在中國才有，在西方也存在。比如，列奧·斯特勞斯曾非常讚賞地提到海德格爾對學者和思想家的嚴格區分，學者或者沒有自己的思想或者有自己的思想但必須依傍他人，而思想家不僅有自己思想而且其思想還是無所依傍的原創。這豈不是非常接近於馮友蘭“照著講”和“接著講”的區分？斯特勞斯認為，他與海德格爾之間的區別便是這種意義上的學者與思想家的區別。
所以，李澤厚關於學問家與思想家的區分因為太過注重社會影響，混淆了思想家與意識形態家，因而沒有觸及湯先生所憂之問題的根本。湯先生憂慮的是：北大乃至全中國在當代沒有出一個具有獨創性的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家。
三
如此說來，所謂缺少思想家的問題仍然是那個老大難問題：原創性的缺乏。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山寨能力舉世無雙，創新能力卻低得可憐。這不獨在經濟領域如此，學術領域亦然。我們的專家型學者其實基本上屬於一些搬運工，做得最好的也不過是把外國的或老祖宗留下的東西不那麼走樣地搬到當代讀者跟前而已。本人當年學中哲的時候最大的體會之一便是，整個中國哲學史界過於僵化刻板，往往只會用所謂“宇宙論”“本體論”“認識論”之類公式生搬硬套中國古代哲學材料。我們的學者能夠把“照著講”做好已經不易了，哪裡還談得上“接著講”？
不僅如此，在我看來，今日中國人文學界最大的問題不僅僅是原創性缺乏的事實，而是對何謂原創性、如何獲得原創性十分茫然。
如今，中國人文學界“偽原創”屢見不鮮，儼然成了一種現象。由於中國人文學界的確需要原創，原創過於稀缺;又由於對人文學術原創真偽的辨別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容易，人文學術更便於裝神弄鬼;學術投機者便趁虛而入，以“學術天才”自居，搞出一些假原創的學術產品來。我曾批評過的美學領域某“學者”便是一例，其人自稱要對康德“接著講”，還著實炮製了好多本所謂“原創性著作”，但其實都是胡編濫造。又如清華某著名學者，為獲得原創思想家的名聲，不惜大肆剽竊他人，胡亂拼湊“鴻篇鉅著”，以圖瞞天過海，丟人都丟到國際上去了。還有一些滑稽色彩稍弱一點的人物，他們或者當了一輩子專家，老了卻一下子“才情大發”，做起思想家的美夢來了;或者本身資質平平，卻不甘一輩子做專家，一本正經地做起思想家的事情來了。
中國有句諺語：畫虎不成反類犬。一個沒有原創能力的人“創造”出來的東西顯然是毫無價值的東西，它們連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成果都算不上，只能歸入李澤厚正確地談到的“學術垃圾”之列。我認為，清晰地辨認和嚴格地拒斥偽創新對於當今中國人文學界是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的。
當然，偽創新的出現雖然可惡，但也很有啟示意義。它至少提醒我們：單單發現我們缺乏原創性是不夠的，更重要的也許是弄清如何才能真正獲得原創性。
四
在這裡，我想把自己關於如何產生哲學原創性的問題簡略說一下。
首先，學術原創必須遵循特定的理路。學術原創不是胡思亂想，不是拍拍腦袋就可以產生出來的。嚴羽談詩有所謂“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說，轉用來指學術非常合適。要成為哲學家固然需要有大志向、大抱負，但最重要的也許是要走在正道上，此即“入門須正”。我在別處說過，學術的所謂門路便是港臺學者所謂“理路”。哲學家所遵循的理路可以是已經被發現的，也可以是未被發現的，但真正的哲學家都必須遵循某種基本理路。海德格爾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歐洲大陸最具原創性的哲學家，但其哲學無論多麼古怪新奇都還是運行在當代西方哲學的“問題框架”（阿爾都塞語）之中的。比如，要想理解他那個神秘的“存在”，你不從超越唯心唯物二元論（即超越主觀論哲學和客觀論哲學）的基本立場出發是不可能的。
其次，有必要再次重複我一貫的觀點，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有真正的原創。一方面，哲學家的確如李澤厚所說採用的不是“我注六經”的方法而是“六經注我”的方法。黑格爾、海德格爾也講哲學史，但他們所講的哲學史全都只是作為他們自己哲學註腳的哲學史。但另一方面，至少在今天，哲學家必須充分了解哲學史。黑格爾、海德格爾之所以能提出自己的哲學思想，顯然是建立在他們對以前的哲學有精深的瞭解基礎上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如果某人的哲學思想是合乎哲學理路的，它是否具有原創性就直接表現為是否完全有別於先前的各種哲學思想，那麼這就意味著哲學家已經深入瞭解了先前各種哲學思想。有這樣一種觀點，以為對別人的哲學瞭解得越多越不利於創造自己的哲學，認為中國當代哲學界缺乏原創性就因為對西方哲學瞭解得太多，這純屬謬見。哲學早已是一種專門學問，閉門造車顯然是不可能的了。
在我看來，在當今哲學界（不只是在中國哲學界），先要能夠“照著講”，然後才能“接著講”。北大哲學系的問題也許不只是沒人能夠真正“接著講”，而是連很好地（比如像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那樣）“照著講”都有些勉為其難了。
牛頓“站在巨人肩上”的名言，不僅適用於自然科學，而且適用於所有的學術研究。要具有真正的學術原創，在任何學科領域，我們都不得不直面哈羅德·布羅姆所謂“影響的焦慮”，因為我們都是後來者，後來者都很容易被前面的巨人遮擋住，很容易一輩子生活在巨人的陰影裡。原創者必須站到巨人的肩上去，瞭解巨人進而超越巨人，除此別無他法。北大哲學系乃至整個當代中國哲學界出不了哲學家，其根源就在於無人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在改革開放之前主要是環境原因，在改革開放之後則不單純是環境原因了。就拿北大來說，你在北大老師和學生裡能夠找到一個天賦異稟而又能幾十年如一日地鑽研哲學的人嗎？不是天賦平平，便是太過“聰明”，前者怎麼努力也無濟於事，後者縱然有天賦也全都浪費在對眼前名利的追逐上了。
五
最後，關於北大乃至整個當代中國出不了“大思想家”的問題，如果限定為“北大乃至整個當代中國出不了哲學家”的問題的話，我還有更深一層的疑惑：人類還能出現像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那樣的大哲學家嗎？也許，正如理查·羅蒂所說，哲學已經終結了，此後不需要也無法再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了。也許，哲學領域今後最多隻能出現一些對已有哲學瞭如指掌的淵博學者（即專家型哲學學者）了。也許今後在哲學領域只能“照著講”，“接著講”已經不可能了。我如今不再從事純哲學研究，因而當我聽說某些中國學者以“研究康德最厲害”“研究胡塞爾最厲害”“研究海德格爾最厲害”等自居的時候，總覺得相當可笑：你把康德、胡塞爾、海德格爾搞得一清二楚也不等於你就是康德、胡塞爾、海德格爾！但現在我靜下心來想想，也許這便是“哲學終結”之後的現實吧：只剩下哲學史家，不再有哲學家。不獨北大如此，不獨中國如此，全世界皆然。
實際上，“終結”感不只是專業哲學領域的現象，它遍及幾乎所有人文社科領域。比如，在文學理論領域，首先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理論被一種更寬泛的名叫“理論”的東西所取代，然後到二十一世紀又出現了所謂“理論的終結”。如今在全球範圍內，如果有誰敢說他提出了一種足以與諸如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等屬於同等級別的文學理論，一定會成為笑柄的。（前些年中國某些人提出的所謂“新理性精神”文論便是如此。）終結感產生的原因，我覺得主要在於：基本理路已被窮盡。很多事情可能的確存在“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況。比如，十九世紀中期理論物理學覺得自己已經走到盡頭，要終結了，結果卻迎來了一場大變革，誕生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打開了全新的境界。但是，這種情形是否適合哲學、文論這樣的人文社科領域，卻不得而知。哲學（和文論）已到無路可走的地步，但開闢新天地的可能性卻似乎並不存在。
如果哲學都終結了，再做哲學家之夢豈不太過荒唐？如果說北大在當代中國沒有出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是中國的特殊環境使然，那麼遺憾的是，如今不僅中國的環境而且全世界的環境似乎都成了扼殺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的土壤。這意味著，中國將來也不再能夠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了。從現在起，搞哲學只能成為專家，別再妄想做哲學家了。今日中國那些正在做哲學家夢的老老少少們其所作所為之所以顯得滑稽可笑，也許與此不無關係：當今時代已經不再能夠產生哲學家了。
當然，有人會說，“終結”感也好，“終結”論也罷，畢竟不一定是正確的。在人類歷史上有很多時代，人們感覺某種東西已經處於終結狀態，最終卻被證明不過是一種幻覺。中國詩歌到了晚唐人們或許覺得詩歌已經終結，後人再也無法寫出真正有意義的詩歌來;但接著不照樣出現了宋詩，雖說宋詩從唐人角度看或許不是詩。前述十九世紀經典物理學的例子更典型：當時物理學界瀰漫著一種物理學已經終結的感覺，但隨後卻被證明這不過是大變革的前奏，以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為代表的現代物理學徹底更新了人們的視野。誰敢擔保哲學就不會是這樣呢？也許如今在哲學界頗有市場的終結感不過是另一種全新哲學模式降臨的前兆而已？也許哲學的好夢就在前方？
但我自己屬於悲觀派（至少在目前），我覺得一種全新哲學模式降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哲學註定要走向沒落。因此，我對湯先生問題的感覺是相對複雜的。一方面我覺得他說得非常正確，另一方面我又覺得他說的似乎已經沒有意義了。就歷史事實而言，說北大乃至整個中國在當代沒有產生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這是一種深刻的觀察。但如果說出這一點是為了敦促北大乃至整個中國哲學界奮起直追，為產生出一些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創造條件，我卻有些猶豫：真的還有這種可能性和必要性嗎？也許哲學研究還將繼續，但哲學家卻永遠不會再有了！
但願我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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