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 中年的出走:到倫敦去尋伍爾夫

中年的出走:到倫敦去尋伍爾夫

伍爾夫故居客廳裡的松石綠,與室外花園的綠連在一起,人好像站在湖中的軟沙之上,被淺浪推移。 (郭俏/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11月28日《南方週末》)

伍爾夫靠敏感的神經和豐富的閱讀,當然還有那時期最優質的清談,與自己的時代建立了廣闊的聯繫。去尋訪伍爾夫的足跡,她性格中明豔、犀利、充滿力量的一面,也許可以扶穩我們搖搖欲墜的生活。

路口

搬來瑞士的鄉間已有9年,詩與遠方早被時間風乾。遠方從一個點,變成了有長度的直線。又掐指一算,已然中年,真夠嚇人。中年是個節點,意義和存在感的問題凸顯。這裡的人警告你說:要是女的情緒陰晴不定,要是男的老琢磨買他年輕時喜歡的跑車,那可能是因為:中年危機了。

我也來到了一個奇怪的路口。身體裡的城市細胞開始瘋狂反撲。我想念大城市的夜店、車流、新鮮八卦。總之,不管城市還是鄉村,我現在需要另外一種打開方式了。

那天想到這個的時候,屏幕正放著電影《時時刻刻》。狂躁發作的伍爾夫再次從小鎮出走,來到火車站。倫納德隨後追來。伍爾夫茫然地對他說:“我們回倫敦去吧,待在這裡我快死了。”倫納德這次沒有讓步:“我沒記錯的話,原本是倫敦把你逼得情緒崩潰的。”

中年的出走:到伦敦去寻伍尔夫

電影《時時刻刻》裡,由妮可·基德曼飾演伍爾夫,並因此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南方週末資料圖/圖)

被伍爾夫真正抓住,還因為前不久在網上認識的設計師安吉拉。她一發出伍爾夫在鄉間住所的照片,我就馬上開始查機票了。會客廳整面牆迷人的松石綠;傢俱、壁爐都畫上了自由自在的顏色;暖黃色的燈罩上畫著輕盈的羽毛,處處提示著伍爾夫敏感性格的另一面:明豔、犀利、充滿力量。

她和布魯斯伯裡團體曾經在倫敦開了一扇奇異的窗。誰也不能定義她們。她們混亂,她們抽菸,她們拆掉了婚姻的規則而選擇“重置”關係,她們點著蠟燭討論人類和社會,直到半夜還在桌椅間不緊不慢地奉上茶點。

她靠敏感的神經和豐富的閱讀,當然還有那時期最優質的清談,與自己的時代建立了廣闊的聯繫。她不停地失去,又不停地重建。而抵抗背後,隨便一個註腳都使人摧毀:戰爭、躁鬱症、衰老、關係實驗。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年輕到年老的很多張照片上,卻看不出迷茫,反而放射出一種“英國女子所具有的平穩的光束”。

是的,我要去看她。

故居

到倫敦的第二天,我就出城前往南部的Monk's House。坐火車到了雷威斯車站後,時間尚早,於是決定放棄一小時一趟的公車,走另一條徒步路線。地圖上說,只要從小鎮中心走到烏斯河邊,就可以沿河向下遊方向,一直走到村旁的橋下。

橋下遇上一個叫蘇珊的大嬸,她說她家就住在Monk's House的下一個路口,可以載我。在車上,她一邊安撫狂吠的狗,一邊說:“那棟房子聽說很漂亮,你值得去看看。”我驚奇蘇珊大嬸竟然沒去過,她說街坊住著,反而沒有特別的興趣。我問她瞭解伍爾夫和布魯斯伯裡團體嗎,她如是說:“哦,他們那些人,關係好複雜。但那的確是挺有意思的生活,當然,前提是你也得來自伍爾夫那樣的上流人家。”

中年的出走:到伦敦去寻伍尔夫

沿著烏斯河徒步去Monks House, 頂著曠野上的陰雲,風很大,作者稱“簡直是我一個人的荒原”。 (郭俏/圖)

我很快就站在有綠牆的客廳裡了。客廳低矮,棕色的地磚,木條屋頂幾乎就在眼睛上方。伍爾夫夫婦最初買下這棟房子的時候,原本非常簡陋,沒熱水,沒浴室,就算按照布魯斯伯裡主張質樸隨意的標準,也是極不舒服的。E.M.福斯特曾來此留宿,因為難敵寒冷,他乾脆點火燒著了一條褲子,以便在“舒適的爐子”旁取暖。屋子後來經過了多次整修,比如《普通讀者》和《達洛維夫人》的版稅,就分別支付了兩個新式抽水馬桶。

讓人挪不開眼睛的,是四面牆壁的綠。它幾乎時髦得過分,像少女的裙子舒展在風裡,就算在陰沉的天氣,也分外明媚。那綠還一直奔湧到室外,與草坪和樹葉相連,人站在流動的綠中,就好像站在湖中的軟沙之上,被淺浪推移。屋子裡到處是姐姐瓦妮薩的影子,她畫的花瓶和杯子,水罐和燈罩。在臥室壁爐的瓷磚上,她還畫上了戈德雷維海岸的燈塔和帆船,以便伍爾夫隨時會想起,童年時全家在聖艾夫斯海灘度假時寧靜的夏天。

童年時的伍爾夫,已經遭遇了大家庭幽深處的恐懼。同父異母哥哥的性侵和語言暴力,把她不斷推向姐姐身邊。她的一生,需要太多來自姐姐的親吻和擁抱,“她們有著姐妹之間所能擁有的最大程度的親近”。在客廳的桌子和椅背上作畫的,是姐姐的伴侶——畫家鄧肯。客廳不算大,隨處都有跳躍的色塊和線條,洋溢著維多利亞時代結束之後的坦蕩和無畏。椅子的扶手在色彩間努力伸出,彎了個迷人的弧度。雨傘和球具都放在門後,好像這家人剛剛出了門,傍晚就會回來一樣。

這間屋子很快成了布魯斯伯裡團體離開倫敦之後的中心。客廳的椅子上,曾經坐著她們姐妹永遠的座上客——舉止風雅的藝術評論家弗萊。與弗萊的智識對談以及結伴出遊,是伍爾夫生活中快樂的源泉。椅子上還有經濟學家凱恩斯。有詩人艾略特,他曾偕同他那偏執狂的妻子薇薇安到訪一次。他們站在草地上的那張合影實在入戲:艾略特與伍爾夫站在一起談笑風生,穿著白色塔夫綢連衣裙的薇薇安,像個警惕的孩子,低頭與他們分開站著,繃緊的臉埋在帽子的陰影裡。照片呈現的正是他們那可怕而鬧劇般的婚姻。

伍爾夫作品裡不少人物的原型,就在訪客當中。比如《達洛維夫人》就被認為是以莫瑞爾夫人為原型而寫。這位美豔出眾的貴族夫人,被伍爾夫稱作“布魯斯伯裡的妖婦”,她不但有過多位知名的戀人,如哲學家羅素,同時也是伍爾夫交往多年的密友。後來布魯斯伯裡團體的很多生活場景,也通過她的日記重現。

倫納德的肖像則掛在餐廳窗邊,瘦削而暗淡,一如他沉默的存在,但“他是她生活的錨”。倫納德專心園藝,他確保屋子裡始終有開花的盆栽——雙海棠、大巖桐和百合,是花開得正豔時,從加熱的暖房買來的。倫納德和鄧肯一樣,都是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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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鬆石綠的客廳窗戶凝望繁花盛開的花園。 (郭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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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裡除了鮮花,還有雕塑,帶著秩序的美。 (郭俏/圖)

繁花

安吉拉在網上說得沒錯。伍爾夫的花園實在美得超出了想象。一踏進園中,就有千百種芬芳迎面而來,花葉的搭配舒緩而淡雅,帶著秩序的美。我臨時查到了歐石南、接骨木花、大葉菊,但這一院子的花,簡直需要一本花木大全才能應付。伍爾夫常常在蘋果樹下散步,抬頭就看見教堂灰色的尖頂。這裡如今由“國民信託”照管,我猜這個組織裡肯定有不少優秀的園藝師。

園中另有一棟獨立的方形屋子,窗玻璃反著光,那就是伍爾夫的寫作間了,名副其實的“一個人的屋子”,“隨時有關上鎖上的自由”。她坐在自己的書桌前可以看到窗外流動的四季,“自然這種荒涼和野蠻的狀態彷彿直接出自中世紀”,正因為“所有英格蘭的元素全都湊在一起了”,所以買下屋子那天,她就說“這裡要作為我們永遠的住址”。

中年的出走:到伦敦去寻伍尔夫

伍爾夫的寫作間——“一個人的屋子”。 (郭俏/圖)

有記載,1929年前後,伍爾夫因為太喜愛法國南部的陽光和Cassis小鎮的景色,而打算過搬離陰沉的英國。在從英國運來了部分傢俱之後,還是擱淺了這個計劃。原因是她始終說不慣法語,這對於病態般強調語言精準的她,是繞不過去的困窘。而她住在Monk's House的早晨,則一邊洗澡,一邊大聲讀出昨夜新寫的句子,藉著浴室裡的回聲,甄別每一個字句是否組合恰當。

沒有訪客的時候,她會傍晚去敲倫納德那小小的辦公間,問一句:老兄你在嗎?他們一起花很多時間在草地上玩板球。在伍爾夫病情加重的時候,倫納德要一次次送她到樓上的臥室,監督她喝完鎮定用的牛奶藥方。

安吉拉一直在網上跟進我的行程。她說過去兩年間,她朝聖般地去過Monk's House至少五次,每次站在那裡都靈感迸發,“誰都無法拒絕那片綠牆,還有園中的色彩搭配,你想不出有那麼多天造地設的可能性。”這使她不斷在室內設計時進行大膽的嘗試。她最喜歡黃昏時從倫敦開車過來,那時遊人離去,她可以坐在園中的椅子上,看人走之後的冷清,看院子慢慢恢復自己的體溫,“我今年新買了相機,幾乎拍下了每一種花的特寫。”我嫉妒她!

就在不遠處的烏斯河,我要小心翼翼按住想注視它的願望。直到後來我讀到一本書,一個叫奧莉維亞的英國姑娘寫了一本《沿河行》。迷戀水流的她,偶然來到這個河段,想探索伍爾夫作品中反覆出現的關於水和河岸的意象。她沿河獨自步行42英里,從氣象、土層甚至水草世界的變遷中,找到它沉入河底的歷史。迷失的意義一段段浮現,人與時間被放回到歷史的暗潮中悄悄地歸位。此後她反覆來此地漫步,游泳,再回到現實中,一次次扶穩搖搖欲墜的生活。

霧都

從鄉間回倫敦,一路在頭腦裡編織著伍爾夫的小電影。很奇特,一下火車,街上刺耳的警笛聲和疾走的人群都蒸發了,倫敦的另一層裡襯神秘地打開。伍爾夫成了引路者,帶你去找她認識的倫敦。

海德公園門22號,就是伍爾夫家的原址。白色樓身,房屋高瘦,小小的門廊裡鋪著黑白相間的地磚,外牆的藍色圓板上寫著這家的三個名人:父親史蒂芬和兩個女兒的名字。伍爾夫就降生在這個擁擠的大家庭中。家中有父母,以及他們各自從前一段婚姻帶來的小孩,加上伍爾夫姐弟,共有8個孩子以及7個僕人。

這裡和聖艾夫斯海灘一起,是伍爾夫的童年和一切故事的開端。13歲那年,在這裡,母親去世,她經歷了第一次精神崩潰。從此生活裡就穿插著一次次不可控制的崩潰。聖艾夫斯後來被她長久定格在《到燈塔去》裡。而這裡,父親去世那年,她們姐弟搬走,沒再回來。

中年的出走:到伦敦去寻伍尔夫

伍爾夫童年時常與姐弟們去家門口的海德公園玩耍。從公園南門進來一路散步,就會看見這個鍍金的紀念碑,是維多利亞女王為紀念她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而建。 (郭俏/圖)

不得不說,真正要讀懂伍爾夫是舉步維艱的。她的父親萊斯里·史蒂芬爵士,是出身於劍橋的學者和傳記家。童年的伍爾夫就在大書房裡開始了閱讀。她的閱讀系統而廣泛,她還以希臘語閱讀古希臘羅馬文學原著。以《奧蘭多》舉例,要想弄明白她作品裡遍佈的詞條、隱喻和意象,幾乎要倒逼你回讀一遍英國文學史。相比之下,我更願意讀她的短篇和書信日記,那裡有她四下伸出的敏感的觸角。

伍爾夫的大量作品發表在35歲以後。那是一戰前後,一個陌生而新奇的世界被推到眼前。工業發展迅猛,街上塞滿了汽車,飛機出現在城市上空,淑女們能獨自出門了。新鮮的嗅覺和感知讓她迅速摸到了城市的骨骼。她去看牛津街上琳琅滿目的商品,她去看碼頭上卸貨的船隻,她繞著路去買鉛筆,她遙望現代辦公樓裡“父兄們謀生的地方”,她仔細聽傍晚街道上房門相繼落鎖的聲音。與艾略特看到工業化帶來使人驚悚的同質化面孔不同,伍爾夫表現的是有點兒張愛玲式的接納:現代的東西縱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們的,於我們親。

胡蘭成表達過對張愛玲作品的一種小景仰:愛玲與陽臺外的全上海即是這樣的相望相識,叫一聲都會來到房裡似的。讀伍爾夫的短文,就有這樣喜見了倫敦真身的樂趣。她於1931年給《好管家》雜誌寫過《倫敦風景》系列隨筆。裡面寫她探訪名人故居,尤其俏皮。她來到歷史學家卡萊爾夫婦居住過的切恩街5號,一眼看穿這對神仙佳偶的真實生活有多艱辛——這裡沒有自來水。想要在他們的錫制浴缸裡洗個熱水澡,女僕就得吃盡苦頭,從井裡打水,燒開,再從地下室提著水桶爬上三段樓梯。伺候這對最刺兒頭的夫婦,女僕的雙腳早把樓梯踩得面目全非。神經質的卡萊爾太太,除了咳嗽,就是起來後不停地擦拭、清洗、捉臭蟲,與女僕大打口水戰。伍爾夫寫道:“與其說這裡是個寓所,不如說是個戰場。”有趣的是,後來的房產經紀人說:只要這棟寓所能裝上浴盆、自來水等現代設施,他們的爭吵就能減少一半。而伍爾夫認為,如果卡萊爾有熱水可用,如果他太太沒有臭蟲可捉,他們的故事就不會那麼不拘一格了。

在《達洛維夫人》裡,伍爾夫毫不客氣地把倫敦當成了舞臺劇的背景,讓達洛維夫人不慌不忙地在裡面轉場:女人從年輕來到了中年,頹然發覺自己得“在中午脫去華麗的衣服”;地面有汽車和不看路亂闖的行人;晚宴仍需要鮮花、金銀器、絲綢禮服。伍爾夫說自己是局外人,而她的眼神隨便一撩,就把失落中年的本質看個透,“人類既沒有善心,也沒有信念,有的只能是增加眼前快樂的東西”。

2019年對倫敦來說,最“腥風血雨”的事件當然是脫歐大戰。頂著謎一樣金髮的鮑里斯,操倫敦高知口音登場,正在廝殺英倫三島的未來。在考文特花園的Balthazar餐廳,一對愛爾蘭夫婦在餐桌邊飛快地討論時局。仰頭看著屏幕,我忽然想,若布魯斯伯裡團體仍在,直播一場他們的辯論秀,那肯定是人仰馬翻的交手。

歷史的天氣曾經壞得更離譜。1940年間,站在坍塌街頭的伍爾夫,眼看著自己的房屋被炮彈炸燬,來不及辯論,內心已堆滿了傾城的瓦礫。

我後來看了下時間表。Monk's House購於1919年,但起初那些年是用來過節和消暑的。後來戰事緊張,她才在最後幾年滯留鄉間。從時間維度上,她不但沒有真正離開過倫敦,反而是與這座城市一起走到了儘量遠。事實上,戰爭期間,每個倫敦人都沒法擁有自己的城市吧。

香氣

我住的是西區一間公寓酒店。我猜屋子的女主人是個對香氛極敏感的人。洗浴間裡的毛巾、香皂、浴液都有各自細緻的香味,能讓人想到亞馬遜雨林、希臘小島上的橄欖樹、烈日下的鼠尾草。在這遊絲般的香氣裡,我讀完了伍爾夫文字極講究的《奧蘭多》。

維塔,是伍爾夫故事裡另一個主角。她留鬍鬚、穿男裝、喜歡牽狗,來自聲名顯赫的貴族之家。這部想象力馳騁到天際的《奧蘭多》正是為她而寫。裡面大量的宮廷花園的細節,在位於肯特郡的諾爾城堡都能找到,那曾是維塔家族的領地。伍爾夫在書裡探討了男女在同一身體裡的對立和模糊,也探討了文學和時代精神的相愛相殺。她將此書的手稿贈予維塔。維塔的後人說:這本書,是他見過的世上最長最美的情書。

屋子的香氣實在太配《奧蘭多》。某個時刻,它和《奧蘭多》中的天色纏繞在一起,在空氣裡搭出一條小徑。那小徑帶你在焦慮的年齡折返,穿過沙沙作響的小樹林,來到一個寬敞的地方。你忽然認出你童年時的鞦韆,和夕陽裡鄰居小孩們的笑聲。你能感覺到,肌肉和骨骼正從身體裡一寸一寸地長出。

時至今日,詩歌已經不是偉大時代秘密的交流,文學也被敲成碎片,在手指頭劃過電子屏幕時,見縫插針地閃過。“閱讀”都成了一件勉為其難的事情。如果伍爾夫隔窗看到了今天,恐怕也不會驚奇,她可能鎮定地翻到《奧蘭多》那一頁:就在我們對人類的交流失去信心之時,穀倉與大樹、糧垛與馬車的隨意搭配,會給我們一個如此完美的象徵,象徵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東西,於是我們又開始了追求。

重返

我的英語老師卡米拉,在蘇黎世教了幾年書以後回到了英國,“原來的工作是好的,但那裡時刻提醒你是個外來者”。

到她家時,書架上擺著大開本的《荒原》,我笑出聲來。馬上想到艾略特這個古怪的小青年,先是獲得伍爾夫的賞識,在她的霍加斯出版社推出了這部使他聲名鵲起的大作。隨後竟然沒打招呼,他就把再版權交給了他們的競爭對手費伯與費伯出版社,伍爾夫忍不住在日記中揶揄他“卑鄙”。

“你擔心脫歐以後的情形嗎?”我問卡米拉。

“每個人都看到了經濟危機的烏雲。可畢竟我回到了家鄉。生活反正要重建。”

我最後去了Daunt Books書店,牆上的拱形彩釉大窗美得驚心。店主聽我說完伍爾夫,抽身上了二樓,取下一本《波西米亞者》。他說書的作者弗吉尼亞“擁有這個家庭及團體的大量一手資料”,她是瓦妮薩的孫女,也做過BBC的研究員。書裡以詞條的方式詳細梳理了1900年到1930間波西米亞者們的觀念和生活,是瞭解那個時期生活體驗的極好補充。

中年的出走:到伦敦去寻伍尔夫

倫敦的DauntBooks旅行書店,位於一座愛德華時期的老建築內,被稱為倫敦最美的書店之一。 (郭俏/圖)

我在回家路上就預訂了明年6月的行程。我要在伍爾夫最津津樂道的季節,回到河邊的堤壩上,重新吹一次原野上的風。《沿河行》的作者在書中引用波蘭詩人琴斯洛·米沃什的句子:傷心欲絕時,我們就重返某處河岸。是的,重返,是我認為中年旅行最穩重而詩意的形式。

郭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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