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綜合國力的較量，強大的財政是支撐戰局的關鍵，漢武帝對匈奴用兵，無不是調用國家全部資源，而準備期長達十五年。所以諸葛亮的北伐，給曹魏的經濟帶來了巨大壓力，從一個方面也可以看出諸葛亮威武自強，上兵伐謀的大戰略成果。
諸葛亮一伐中原時，曹叡命大將張郃帥馬步精兵五萬出長安，同時命大將軍曹真總督關右諸軍十幾萬，前後用兵者達二十萬。二十萬，什麼概念？我們以司馬懿徵遼東來算。當初司馬懿討伐自立燕王的公孫淵，出兵四萬人。而就這四萬兵馬，朝廷負責內務的大臣“皆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行四萬之眾尚遭非議，動用二十萬則不可想象。
諸葛亮撤軍後，曹叡詔告天下，並特地發佈到益州說：“自朕即位，三邊無事（注，獨諸葛亮那一邊有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而（諸葛）亮驅略吏民，盜利祁山。…..（諸葛）亮也小子，震驚朕師。”這段文字雖然是昭示皇恩，貶低西蜀以王化之，但行文之處不難看出，曹叡其實想境內安寧，可諸葛亮的北伐又確實是其心頭之患，所以曹叡出兵抵抗非其所願。也許大家會認為保家衛國不是有邊疆大吏嗎，而且軍隊數量遠在蜀軍之上，何必屢屢出動中央軍？其實不行，這可通看《晉書.宗室傳》。司馬孚曾上表朝廷說：“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司馬孚一語道破天機，其實是諸葛亮每次進攻關中，當地駐軍抵抗不住，不得不調用中央軍，這和張郃、司馬懿每次救火的情景相吻合，有一次曹叡還親口對司馬懿說隴西之局勢，非卿不可當之。
因此，魏朝廷出兵抵抗諸葛亮北伐確實是國庫開支的大頭。
張郃一伐時救援人馬是五萬，二伐時達三萬，而且天子曹叡也是屢出王師，第一次抵達長安，第二次駐守河南郡，可見諸葛亮對其威脅。而另一方面，王師屢出，耗費糜廢！沿途蹕道、驛站、行宮開支可謂鋪張，而張郃人馬的減少也可部分體現實際負擔的沉重。
同樣以司馬懿四萬人馬徵遼東而言，曹叡曾解釋道：“四千裡征伐，雖雲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可見當時朝廷軍費的捉襟見肘。曹叡徵遼東是把寶壓在了司馬懿身上，但當四萬人到遼東後，遭逢大雨，而且一時半刻沒有軍事成效，朝廷又有大臣認為朝廷開支拖不下去，應該詔還司馬懿。朝廷內部意見如此反覆不是單一歷史現象，如果貫穿前後，可見諸葛亮北伐之作用的顯現。從公元二三四年秋諸葛亮病死到公元二三八年春司馬懿出長安征討，相隔僅三年，當初動軌便發五萬中央軍加上十幾萬邊軍的朝廷連出四萬兵還要反覆討論，何以差距如此之大？可見曹魏的經濟或朝廷財政收支在與諸葛亮的長期軍事鬥爭中背上了沉重包袱。
三伐時，曹魏朝廷因種種因素（當然很大原因是因為經濟因素，以下有論）未動中央軍，結果邊軍雍州刺史郭淮便丟失了武都、陰平二郡，而諸葛亮也見好就收。
諸葛亮在四出祁山時，對於是否調動中央軍，曹魏大臣中開始有意見了，認為“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為勞兵”，還有的說建議先割“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但無論哪種意見，大臣都是反對朝廷動用中央軍的，原因很簡單，負擔太重！可這次，皇帝一句也不採納，再次抽調中央軍增援前線。“前後遣兵增宣王（司馬懿）軍，又敕使護麥”。
在減輕朝廷負擔時，司馬孚的計劃是“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這就是祭出兵屯的殺手鐧！目的是以邊軍力量自給自足，而不動用中央財政。這時，關中大飢，司馬懿也上表調冀州農丁移屯上邽。可此番計劃，又被諸葛亮打破，不但丟了上邽左右的熟麥，而且損失近萬人，那五千冀州農丁全部泡湯，而且糧食還被蜀軍割了去。
曹魏西線戰局愈加被動，戰區已經陷入“關中連遭賊（諸葛亮的蜀軍）寇，谷帛不足”（《晉書列傳二十六卷》，同上）的局面。司馬懿被迫嚴防死守，這時蜀漢大臣李平（即李嚴）因運糧不濟，矯詔召回諸葛亮。暫緩了國家危機。
最後一次，諸葛亮將軍隊推到距長安僅六十公里的渭水南岸的河灘平原——五丈原，諸葛亮招呼東吳出兵策應並致信給東吳丞相顧雍談五丈原地勢，其處河濱之上，地勢平坦可屯田（語出《水注經·渭水》），也採取兵屯方式，竟然和魏國當地百姓，利用魏國土地聯合屯田，準備持久戰。這一對魏作戰新思路讓曹叡更加震恐，特派大臣辛毗下詔不讓魏軍出戰，司馬懿也是深諳聖意，和諸葛亮對峙於渭水，同時在一次外交來使的洽談中得知諸葛亮“食少事繁”，認為諸葛亮“不能久”。於是堅定了死守之心，哪怕受婦人巾幗。
秋，天薄蜀漢，諸葛亮果死，曹魏去一心腹大患！蜀漢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終止北伐，只到姜維掌權。
諸葛亮死後，曹魏君臣全部長舒一口氣，三個月後曹叡大修宮室，開始了後半生的驕奢的生活。
其實當初曹操給曹魏留下了充足的軍需，當他推行屯田制，效果明顯，“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晉書食貨志》，下同），在平定袁氏後，能做到徵收田租和戶絹“藏強賦弱”。可到了文帝曹丕時，物價開始飛漲，黃初二年，曹丕便因為穀子價格貴，罷除了五銖錢（漢幣），竟然倒退到“使百姓以谷帛為市”，也就是以貨易貨的狀態，這表明國家金融徹底失去信譽。
明帝曹叡時物價繼續攀升，而且由於以貨易貨的狀態時間長久，人間巧偽漸多：有人把穀子泡水，再來換布匹賺黑心利潤，而賣布匹的也不含糊，拿很薄的絹來賣換當年的谷，可見國家經濟混亂的地步！也就是說即金融失控後，國家經濟秩序也徹底混亂！曹叡被迫進行市場整頓，可結果卻無效，“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國家經濟繼續失控。加上“每大軍徵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為此“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也就是全部有資格上朝的大臣來嚴肅的探討國家經濟問題）決定是否重新啟用五銖錢。以上的反覆原因很簡單，因為“於時天下未並，戎車歲動。”這“戎車歲動”表明了諸葛亮的北伐給曹魏經濟帶來的重創。
將曹魏的經濟的受搓完全歸於諸葛亮北伐的功勞似乎牽強，但吳蜀兩國頻繁襲擾，確實給曹魏經濟發展蒙上陰影。
相反，諸葛亮理政時期，蜀漢的經濟狀況卻好於曹魏和東吳。
諸葛亮將蜀錦出口（對魏、吳、越南、羅馬出口）作為軍費來源大頭，而蜀錦的生產卻是國營，不累及百姓。同時他還大力發展鹽鐵業，將武器裝備精良化，步兵、弩兵戰鬥力獨步三國，也因此有了決敵之資。而諸葛亮在傳統賦稅大項如田租、口算、更賦類未見有增加，因此沒有激起民變，緩和了階級衝突。而當初，曹操徵關中馬超，導致河間蘇伯、田銀起義，引發幽、冀州響應；徵漢中時，南陽百姓因為攤派的徭役太重而宛城及其周圍大別山山區、郡縣起義等。這類情況在諸葛亮時期卻沒有出現。
因此，從經濟發麵，弱小的蜀漢以威武自強的姿態對曹魏關中經濟區實行了毀滅性打擊，迫使曹真、司馬懿盲動滅蜀計劃覆滅。關中經濟區是曹魏傳統經濟強區，一旦關中受累，則動發全身，最終放緩了曹魏全國經濟復甦的走勢，諸葛亮北伐實是上兵伐謀之策。
諸葛亮死後，蜀漢一度自守，使曹魏陸續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屯田恢復國力，終於至正始年間實現了經濟復甦，在淮南經濟區一帶形成了規模宏大的軍事集結以及戰時軍需生產的集中地，為統一天下奠定了物資基礎。但就在這時，“高平陵政變”引發了“淮南三叛”，曹魏統一步調再次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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