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是當今世界的挑戰，但不是洪水猛獸。

很多人將日本、德國等國家的經濟低增長，歸咎於低生育和人口過度老齡化。這種擔心並非全無道理，但是容易混淆問題的本末。

勞動力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作為生產要素，勞動力與資本（機器）、土地一樣都存在自然衰竭和邊際遞減的不可逆之勢。

土地肥力隨著耕種而持續衰減，機器隨著運轉而持續磨損，人的骨骼、大腦及神經系統亦如此。

勞動力、土地、資本（機器）不可逆地衰減（邊際遞減），如何保持經濟持續增長？

技術迭代。

當土地肥力衰減時，我們研製化學肥料，改進耕種技術和育種技術，提高土地肥力和生產率。

當資本（機器）衰減時，我們研製新材料、新工藝、新設備取而代之，提高技術生產效率。

當人類面臨自然衰減時，我們同樣需要更新換代（包括同代和代際之間）。

讓自己或下一代學習更多的新知識，掌握更多的新科技，通過技術、知識及制度創新，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更少的人、更少的時間創造更多的財富。

芒格與巴菲特，兩人年齡加起來超過了180歲，依然管理著如此龐大的資產，馳騁全球資本市場，這在100多年前是很難想象的。

如今，父母不拼命生孩子，而是死命搞教育，讓孩子寫作業、學才藝，本質上也是在做代際技術迭代的工作。所謂養兒防老，讓孩子學習知識，是應對老齡化根本之策——人口紅利向人力資本轉變。

但能否降低制度成本是關鍵。

本文從生育、老齡化與教育之微觀視角，洞悉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之演進路徑。

本文邏輯：

一、人口紅利：中國製造的數量型增長

二、人力資本：中國智造的效率型增長

三、未富先老：中國經濟的制度性成本

人口紅利

中國製造的數量型增長

人口老齡化遵循要素邊際收益遞減規律。

人口老齡化，一方面是生育率持續走低，另一方面是壽命持續延長。

我們無法控制生命的終點，但可以控制生命的起點。當今人們用市場化思維安排生育之行為，決定了老齡化不可逆之大勢。根本上說，老齡化是市場行為選擇的結果。

1981年，美國經濟學家加里·斯坦利·貝克爾走上演講臺脫口來一句：“生兒育女是投資耐用品。”臺下鬨堂大笑【1】（詳見《婚姻經濟學 | 不婚、不生、出軌、離婚，家庭會消失嗎？》）。

在貝克爾看來，結婚生子都是一項精於計算的經濟行為。這不難理解，“高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便道出了生育經濟學的真諦。

但是，在避孕技術未改進之前，人們對待生育無法揮灑自如。

在避孕套發明之前，性愛的懷孕概率，是人類無法掌控的。人類無法將性愛與生育分開，難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控制生育兒女的數量。這就意味著這是一項不確定性的高風險運動。

每逢國泰民安、春潮湧動，人口便大規模繁殖，最終導致人地矛盾、糧食不足，頻頻發生饑荒、瘟疫和戰爭。世界不少地方都有記載，在人口繁殖高峰期，人們不得不選擇殺嬰的方式來緩解饑荒災害。

這就是人類社會的“馬爾薩斯陷阱”。

避孕套發明之後，避孕技術將性愛活動從生育本能中脫離出來。人類掌握了生育的“自主可控技術”，盡情享受歡愉效用的同時，還可以主動選擇不生娃，或何時生娃。

所以，避孕套實際上給人類帶來了一場人口及經濟革命。它將人口生育，從自然生物的本能領域，推進到社會經濟的主動選擇領域。如此，人口生育問題，變得更為清晰明瞭，人類更多地遵循成本與效用的經濟規律，做出效用最大化的選擇。

避孕套，將人類從“馬爾薩斯陷阱”中拯救出來。控制了人口的無序供給，按照市場原則供給人口數量和質量，人類經濟才真正避免失控之狀態。

從此，人類生育，演變為一項類市場行為，受市場規律的支配【2】（詳見《避孕簡史 | 一江春色，一片自由，一套邏輯》）。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當工資上漲時，人們願意生育更多的人口以增加勞動力供給。”

人類天然不是勞動力，人們生育的目的非常多，並不完全按照市場需要而生育。但是，當生育能夠帶來規模經濟時，人們更願意為生育付出努力。

在數量型增長模型（技術水平保持不變）中，當邊際成本小於平均成本時，則發生規模經濟。這時，投入勞動力越多，總產出越大，規模報酬遞增，經濟越繁榮。

例如，一條流水線（一畝地）：

投入2個勞動力，產出200單位，人均產值100；

投入3個勞動力，產出450單位，人均產值150；

投入4個勞動力，產出800單位，人均產值200；

投入5個勞動力，產出1500單位，人均產值300；

……

投入勞動力越多，產出越大，人均產值越高，即規模經濟。

這就是“人多力量大”的經濟邏輯。

圖：數量型增長：人口紅利、規模經濟與中國製造

這種增長模式，我們稱之為“數量型增長模式”。

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技術幾千年基本保持停滯，非常符合數量型增長模式下技術水平保持不變的前提。這幾千年，人類經濟增長完全依靠人口和土地的數量堆積。當人口、土地增長時，經濟開始增長。

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古中國以及古羅馬帝國，這些文明古國都是人口及疆域大國。在農耕時代，經濟增長率與人口增長率呈正相關。

所以，勞動力數量和土地規模是數量型增長的根本動力。在工業革命之後，勞動力依然是製造業增長的主要動力。

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及維多利亞時代（1760-1900年）、美國鍍金時代（1860-1920年代）、韓國江漢奇蹟（1962-2002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1978-2018年），二戰後的德國、日本、英國，都是人口及勞動力增長最快時期，工業經濟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紅利【3】。（詳見《低增長之謎 | 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增長？》）

以英國為例。在16世紀以前，英國人口和經濟增長率均低於西歐平均水平。18世紀前半個世紀英國人口增長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與農耕時代的低增長一樣。

但工業革命爆發後人口增長率開始上升，1755年到1775年，英國人口年均增長率超過0.5%。這個數據看似很低，但與過去及同期他國的零增長相比，已經非常突出。

布羅代爾的《文明史綱》記錄：“18世紀英國人口飛速增長，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充裕的廉價勞動力。”

工業革命大幅度提高醫療水平，改善了居住條件，提升了人口生育率、存活率，以及勞動人口的數量及年限。大量廉價的棉紡織品，讓英國人徹底擺脫了千年嚴寒，降低了風寒病及相關疾病的發生率。

同時，農村人口遷移，也是英國城市人口及工業勞動力增加的重要因素。

中國的情況類似。中國的人口紅利，主要來自1962-1976年的嬰兒潮以及浩浩蕩蕩的農民工遷移大軍。

圖：中國不同年齡段出生人數，勞動力數量和相對佔比隨時間變化趨勢，來源【5】

這波嬰兒潮的年出生率基本都在2%以上。這群人在20多年後（90年代開始），大規模進入勞動力市場，同時由於八九十年代執行嚴格的生育政策，這群青年育兒負擔相對較輕。

過去四十年，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向城市轉移。城市率從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8年58.52%，提高了40個百分點。

生育政策和人口遷移，是人口紅利的重要構成，中國數量型增長的關鍵要素。

所以，在工業時代早期，英國、美國、中國、德國、日本憑藉人口的規模經濟，帶來大規模的數量型增長，創造了早期工業文明。

但是，規模經濟並不會一直持續。

假如，一畝地上，投入1萬個勞動力，結果會怎樣？

產出可能不會增加，邊際收益率和人均產值會大幅度下降。這樣就不存在規模經濟了。

那麼，投入多少勞動力，產值最大？

當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成本時，規模經濟達到臨界點。再往裡面增加一個勞動力，意味著邊際成本要大於平均成本，也就是人加的越多，平均成本上升，人均產值下降。

所以，當規模經濟達到臨界點之前，存在大量的市場需求以及大量的生產要素（土地和資本），不斷往其中投入勞動力，經濟產值大幅度增加。

正如美國西部運動時期，廣袤的西部土地遼闊、資源豐富，大量新移民加入西部開發，觸發規模經濟。

過去四十年中國製造業亦如此，全球市場需求龐大，中國勞動力富餘，引進西方現成的流水線及技術，不斷往流水線及製造產業中投入勞動力，觸發了中國製造的規模經濟。

當越過規模經濟臨界點後，勞動力投入便遵循邊際收益遞減規律。

在農耕時代，人們無法控制生育，一旦越過規模經濟臨界點，人地矛盾就會出現，人們不得不選擇殺嬰來控制人口，饑荒、瘟疫和戰爭亦不可避免。

當規模不經濟時，人類反覆踏入無序生育、存量廝殺的歷史暗流中。

但是，避孕套發明之後，人類在規模經濟臨界點到來時，便可按市場原則做出利益最大化的生育及教育選擇。當製造業規模不經濟時，人們自然會降低生育的意願，或者勞動力不願意再投入到製造業中。

中國製造業便是越過了規模經濟臨界點，勞動力的邊際成本大於平均成本，製造業成本上升，收益率下降，產能過剩，更多的勞動力不願意加入製造行業。

生育率下降，老齡化增加，成本高企，邊際收益遞減，數量型增長失速，中國製造進入規模不經濟期，該如何突破呢？

人力資本

中國智造的效率型增長

避孕套的發明，最直接的結果是促使人類的生育率下降。在1800年，一個典型的美國白人婦女通常會生育7次，但是1900年的平均水平降到了3.5次，如今這個數據下降到1.8以下。

但是，這一下降過程並非盲目的，而是“精於計算”的。

當製造業越過規模經濟臨界點時，人們會降低生育意願，然後將更多的時間精力，投入到自我學習以及孩子的教育上。

當然，從生育養育，到培養成為一個合格的勞動力，是一個十幾二十年的長週期。人們未必完全按照理性預期選擇生育，但大體上遵循有限理性行事。

中國的情況可能有些特殊。如今製造業產能，勞動力價格上漲，但是人們還是不願意更多的生育或加入製造業大軍。

主要原因是，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大幅度上漲，而養育的邊際效用卻呈現遞減【4】（詳見《人口經濟學 | 生娃這事，經濟學家都搞錯了》）。

一是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

直接成本容易理解，生兒育女需要的直接費用，包括孩子的衣食住行、醫療、教育以及父母陪伴的時間，等等。

當然，有人可能提出，收入越高的家庭，生育成本的支付能力越強，生育率應該越高。其實，結果恰恰相反。為什麼呢？

因為生育還存在一個關鍵影響因素，那就是機會成本。

當你的收入增加時，生育的機會成本也會增加。假如月收入3萬元，若要放棄工作、休息或學習的時間去生娃，這個生育的機會成本要大於月收入是3000元時。收入較低時，生育的機會成本偏低。

所以，很多職業女性包括部分男性，在職業上升期，在高收入時期，不願意生娃，或將生育計劃推後。

隨著收入的增加，生育機會成本遞增，反過來降低了生育的邊際效用。

很多高收入職業女性，在職場上獲得的收入、榮譽、地位、成就感、滿足感等綜合效用，要大於生育帶來的效用。如此，她們就會選擇暫時不生育或少生育。

經濟條件好的女性即使不用上班，也會有其它需求，比如說休閒、學習、娛樂、詩與遠方等，這些都是生育的機會成本。

相反，對於低收入者來說，生育兒女帶來的快樂和滿足感，可能要大於職業上的收入快感和成就感。

二是養育邊際效用遞減。

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用在育兒上也是成立的。

多生育、長期帶娃，是一件熬人的事，生育的邊際效用會出現明顯的遞減。若二胎遞減不夠，則再生幾個，邊際效用會明顯下滑。

生育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不受家庭條件影響。只要技術水平（主要是影響生育相關的革命性技術，下同）保持穩定，隨著經濟穩定增長，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生育邊際效用都會呈現遞減。

一邊是生育邊際效用遞減，一邊是生育機會成本上升，經濟發展，收入增加，生育率會逐漸下降，如此，人口老齡化似乎就不可避免了。

圖：2017年世界主要國家或組織人均GDP與總和生育率，來源【5】

所以，低生育、人口老齡化，是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

人老了，幹活的人少了，一個人養多個老人，經濟怎麼發展呢？

圖：撫養比隨時間變化情況（無調整與調整後），來源【5】

我們先從家庭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而不是國家層面。

當製造業越過了規模經濟臨界點，假如你是父母，會怎麼選擇：多生育，還是少生育？生五個工人，還是隻生一個孩子，將其培養成為一名工程師（或知識工作者）？

在製造業的規模經濟期，大多數人會選擇多生育工人，如此可以獲得更多的回報。可能現在人體會不到這種感覺，認為怎麼也是培養工程師啊。

回到二三十年前，很多家庭選擇讓孩子中學畢業即進入社會，而不是像現在一樣從小就讓其刻苦學習，好好培養其成才。為什麼？

因為在當時培養一個孩子成才（工程師）的成本是極高的，大多數家庭都承擔不起。而中學畢業即讓孩子進入工廠打工，便可為家庭增收。顯然，後者對大多數家庭來說是一種更加理性、划算的選擇。

但是，當製造業進入規模不經濟期時，更多家庭願意少生孩子，一方面是將更多時間和精力用於提升自我，另一方面是將更多時間和金錢用於單個孩子的教育——希望培養成為工程師、設計師亦或是知識工作者。

這就是通過少生優生來增加邊際效用。

不少父母會在二胎（三胎）和一孩（二孩）優育之間做認真或不經意的權衡。如果二胎帶來的效用大，則會選擇生育二胎。

但是，隨著收入的增加，生育機會成本增加，更多的父母會傾向於少生。他們會選擇培養好現有的孩子，從現有孩子的教育、成長、陪伴中獲得更高的幸福感和滿足感，從而彌補少生的效用損失。

在中國，如果多生一個孩子，需要多一個房間、多一份教育培訓費、多一份精力，養育費用很高。養娃的規模效應很低，很難標準化生產、養育，邊際成本極高。這些費用如果用在一孩身上，或許可以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旅行和更好的成長。

父母為何會選擇少生育，而將精力和金錢集中在現有孩子的培養上？主要是考慮到，讓現有的孩子更具有生存能力——比如，成為工程師，競爭力更強，家庭收入更高，為“養兒防老”加碼。

生育選擇從多生轉向少生優生優育，從而推動職業競爭力和家庭收益增加，進而推動國家人力資本及技術水平的進步。

所謂“一葉知秋”，從這一微觀的變化中，我們可以洞察到經濟轉型的軌跡以及突破老齡化困局的力量。

這一軌跡便是：數量型增長（製造業）遭遇規模不經濟，家庭選擇少生優生，培養技術型、知識型人才，從而推動經濟技術升級及經濟結構轉型。

家庭生育的意願及邊際效用改變人口結構（老齡化）及人口質量（人力資本）。從人口紅利到人力資本紅利，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技術水平發生改變，從而打破了規模報酬遞減困境，經濟從數量型增長向效率型增長轉變。

圖：效率型增長：優生優育、人力資本與中國智造

數量型增長有一個前提條件，即技術水平保持不變。在這個前提之下，隨著勞動力的投入，經濟定然會出現邊際報酬遞減，也就是規模不經濟、增長低迷。

而優生優育，提高了人口素質、知識及技術水平，改變了數量型增長的前提條件，經濟突破了邊際報酬遞減，重新恢復到了規模遞增的狀態。

這一過程被經濟學家熊彼特定義為“創造性破壞”。經濟增長遵循熊彼特創新週期，當邊際報酬遞減時，一部分家庭提升孩子的知識文化，一部分企業家提高工人的技術水平，最終依靠新知識、新技術實現突破。

老齡化其實在倒逼人口迭代，培養更高技術及知識的人才，創造更高的邊際收益率，以養活更多的老人。

未富先老

中國經濟的制度性成本

家庭從生育五個工人，到培養一個工程師，這一微觀角度揭示了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邏輯。

美國經濟學家索洛在1957年提出著名的“索洛模型”，他用勞動力與資本之間的替代性來解釋這一轉型。

按照索羅模型，勞動力的減少會對經濟產出產生直接影響，影響的程度取決於生產函數中資本與勞動力之間替代率的大小。

比如，一家工廠因工資水平上漲而減少僱傭，企業家可能會改進機器設備（資本），提高效率，以應對勞動力不足及高工資。

又如，當製造業進入規模不經濟期，家庭可能會選擇少生育（勞動力），而多花金錢和精力將孩子培養成為“人才”（人力資本）。

索洛對經濟增長的模型分析還發現，在勞動、資本之外，還發現了“索洛殘餘”，即技術之於經濟增長的價值。索洛認為，87.5%的經濟增長，都與技術有關，即“全要素生產率”（TFP）。

但是，可惜的是，索洛堅持古典主義技術外生的觀點，沒有從資本和勞動中找到技術進步的內生因素。

經濟學大師阿羅認為，索洛將大部分的增長歸因於外生的不確定性的技術，這顯然是難以令人信服的。阿羅提出“幹中學”理論，強調技術的累積性。經濟學家舒爾茨則開創了人力資本理論，強調內在的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到了1980年代，保羅·羅默在阿羅的基礎上論證了技術的內生性，開創了內生增長理論；小羅伯特·盧卡斯在舒爾茨的基礎上，提出了盧卡斯模型，也就是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增長模式。

盧卡斯和羅默，實際上從勞動力和資本中內生出科技、知識與人力資本，從而解釋了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以及延續性。

新技術內生於勞動力和資本，這一點不難理解。

家庭強化對小孩的教育，讓孩子讀大學，成為一名機械工程師。工廠則加大資本投入，引進機械工程師，改進技術，使用新工藝，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假如一條流水線上50個工人，便達到最優產能。若再往裡加入工人，則會出現邊際報酬遞減，人均產值下降。這時，如果加入一名機械工程師而不是普通工人，這名工程師改進了流水線工藝，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那麼這條流水線又湧現了規模經濟。

這就是技術改變邊際報酬遞減的邏輯。

但是，從人口紅利到人力資本，從數量型增長到效率型增長，並不是理所當然的。

這一轉型升級，是一個艱難的歷史性跨越。二戰之後，絕大多數國家都無法完成這一跨越，而轉入“人口負債”，被低生育、老齡化、低增長拖累。

上面我們將生育視為一種市場行為，這一市場行為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交易費用很低，甚至趨於零。

換言之，個人選擇生育多少子女，完全取決於自由選擇。個人獲取教育的機會是平等的，且公共教育資源是充足的。人才自由流通，企業引進人才的交易費用很低。

但是，現實經濟中，市場的交易費用，尤其是制度費用極高。

圖：1950年、2015年、2050年中國人口結構，來源【5】

受生育政策的限制，人口生育並非完全按照市場原則進行自由選擇，這導致一國的年齡結構及教育結構並非是平滑的，往往是非連續性的、陡峭的。

可能某個年齡段適齡勞動力很多，而下一個年齡段則出現斷層。這就容易破壞市場的正常預期及選擇，導致勞動力及人才與經濟轉型升級不相匹配。

當經濟完成數量型增長，進入規模不經濟時，往往需要改革制度，加大公共用品投入，提供更多的教育資源，以幫助家庭、企業提升教育水平，培養人力資本。

圖：低生育、老齡化、低增長與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很多國家在經濟完成數量型增長的積累後，便失去了改革制度的動力，然後陷入存量鬥爭的困境。

如此，制度成本極高，公共用品如住房、醫療及教育資源不足且不均衡，很多家庭無法接受公平的教育機會，低收入家庭缺乏醫療和住房保障，降低了孩子的教育水平。

極高的制度成本，可能導致一些家庭既放棄多生育，又沒有能力和資源做到優生優育。最終的結果是，一個國家既失去了人口紅利的優勢，又不具備人力資本、技術創新的優勢，陷入低生育、老齡化、低增長的“未富先老”之泥潭。

若公共教育建設不足，尤其是基礎科學嚴重缺失，企業無法在本國找到傑出的技術人才及管理人才，打破技術瓶頸。由於人才的國際流通受限，如此企業僱傭人才的交易費用極高，無法提高技術水平，將邊際收益曲線右移。

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都存在這一共性問題。本質上，低生育陷阱、老齡化陷阱、低增長陷阱與中等收入陷阱，都是制度陷阱。

保羅·羅默認為，政府的干預是有必要的。不過，羅默的理由是知識的溢出效應和專利的壟斷性。

他認為，知識外溢導致私人成本大於社會成本，私人不願意在知識和技術創新上投入太多。因此，政府可通過向研究者、中間產品的購買者、最終產品的生產者提供補貼的政策以提高經濟增長率和社會福利水平。

現實中，打破公共用品的壟斷，尤其是教育資源的壟斷，比專利壟斷和知識外溢更為迫切。

張五常先生說，經濟學有一個缺環，那就是自由競爭缺少合約（制度）的約束。其實，不管是破壞自由競爭的私人壟斷勢力，還是交易費用極高的公共權力，都需要合約的約束。

只有降低制度成本，提供更多的醫療、教育及住房公共用品，尤其是在公共教育、基礎科學方面投入更多的資源，才能保障家庭在生育、教育方面遵循市場原則，做到優生優育，培養人力資本，應對老齡化之困。

中國經濟能否跨越低生育、老齡化陷阱，能否實現經濟轉型升級，能否從數量型增長升級為效率型增長，能否拿到發達經濟體的入場券，關鍵看能否降低制度成本。

參考文獻：

【1】婚姻經濟學 | 不婚、不生、出軌、離婚，家庭會消失嗎，清和，智本社；

【2】避孕簡史 | 一江春色，一片自由，一套邏輯，清和，智本社；

【3】低增長之謎 | 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增長，清和，智本社；

【4】人口經濟學 | 生娃這事，經濟學家都搞錯了；

【5】新中國70年人口變遷與老齡化挑戰，王輝 楊卿栩，質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