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寶笈》特展的宣傳海報。
如果書畫界也如武俠世界有本絕世武功秘笈的話，故宮的《石渠寶笈》絕對是那種一露面就能讓整個江湖傾巢出動的一本。
2015年9月8日，北京故宮博物院推出《石渠寶笈》特展，全國眾多的收藏迷無比激動，本就擁擠的故宮，更加人滿為患。有人跋涉千里而來，一參觀就是一整天，有人甚至為一睹珍品，排隊長達9小時。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石渠寶笈》是什麼玩意？為何如此讓人瘋狂？其實，它是乾隆、嘉慶年間皇宮所收藏藝術珍品的一份底單。有了它，人們才真正知道乾隆、嘉慶的宮殿裡究竟藏了多少寶貝？故宮的這次展出，不僅別出心裁，更下足血本，真是一次“抖家底”式的展覽。
最大收藏家的苦惱
乾隆皇帝的畫像
對於普通的收藏者來說，若偶然得了一個好寶貝，一定是展示給好友或貴客，其餘時間，會秘藏不宣。可若收藏到一定級別，心態可能發生一些改變。對乾隆來說，正是如此。
乾隆對藝術的痴迷與苦戀，似乎很難為常人所想象。在歷經康熙、雍正的苦心經營後，乾隆時期的大清朝，國勢強盛，國運昌隆，讓這位皇帝有了搞文藝的本錢。他自己便是詩人、書畫家，生平所愛，就是蒐羅天下珍藏。
在乾隆看來，這些字畫古玩是人生難遇的戀人，為她們金屋藏嬌，也是人生的幸事。當他收集到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後，便將這三件書法瑰寶放在養心殿的暖閣中，將其房間改名為“三希堂”，以便平時賞析臨摹。
乾隆的藝術藏品有多少呢？這恐怕是一個難以估算的問題。僅就瓷器而言，最近幾年，以超過億元天價拍賣的乾隆朝瓷器，就有不少，如乾隆粉彩鏤空轉心瓶、乾隆淺黃地洋彩錦上添花萬壽連延圖長頸葫蘆瓶、乾隆御製琺琅彩杏林春燕圖碗等。當然在乾隆眼裡，這些如今的天價寶貝，應是平常之至。甚至連有年頭的寶貝，可能乾隆爺也不放在眼裡。
2014年，一件明成化鬥彩雞缸杯，拍出2.8億元之多，在拍賣市場上出盡風頭。乾隆當年卻留下這樣一首詩：“朱明去此弗甚遙，宣成雅具時猶見。寒芒秀採總稱珍，就中雞缸最為冠。”可見，他只是將其看作一個不錯的杯具而已。至於乾隆收藏的字畫，放在今天，其價值肯定是讓人難以想象的數字。
今天收藏家們的苦惱，或是缺錢收購，或是有錢無貨，對乾隆來說，最大的苦惱，卻是難以統計，難以甄別。到底自己手上的哪些東西是好東西，哪些寶貝值得留給後世珍藏？為了搞清楚這兩個問題，乾隆派人造冊登記，於是就有了《秘殿珠林》和《石渠寶笈》兩大鉅著。所以說，這兩個集子，在最初編修時，不過是乾隆對自己書法和繪畫藏品的一個登記與說明而已。
不登記不知道，一登記嚇一跳。《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自乾隆八年（1743年）開始編修，歷時70餘年，才將清宮所收的字畫古玩，基本清理完畢。《秘殿珠林》收集的作品主要是宗教主題字畫，而《石渠寶笈》則題材廣泛、種類繁多。
《石渠寶笈》共分三部，有初編、續編和三編，分別成書於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和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石渠”取自漢代未央宮中的“石渠閣”，為當時皇家的藏書之所。乾隆以此名錶達了對古代文化傳統的景仰和追溯。整部書中，收錄清宮所藏書畫精品數萬餘件。最難得的是，對藏品的價值進行了嚴格鑑定，分為上下兩等，將精品挑出，列為上等，詳細登記。如此一來，《石渠寶笈》就從簡單的“管家簿”，變成後人整理書畫藝術的珍貴史料，可謂種豆得瓜。
今日的收藏家對《石渠寶笈》格外重視，拍賣會上只要出現登記在冊的藏品，往往就是天價。
藝術路上的知己
2015年9月，故宮延禧宮，古代字畫珍品佈置一新，靜靜地等待參觀者。
乾隆對傳統文化的愛好與推崇，總是跟其政治苦心糾纏在一起。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在談到續編《石渠寶笈》的用意時，他特別強調，這些書畫不是玩賞的對象，而是教導百姓的教科書。“是豈可與尋常墨跡相提並論，以為幾暇遣玩之具哉？”無論是組織編修《四庫全書》，還是《石渠寶笈》，乾隆都是為了統一文化傳統，為子孫統治的長治久安而考慮。
《石渠寶笈》的編寫者，都是乾隆極為信賴的文人。初編的主要作者有張照、梁詩正、勵宗萬等。乾隆跟這些大臣們反覆研討，仔細核定每幅字畫的品級，交情十分深厚。其中張照更得乾隆青睞。
張照是康熙年間進士，本有罪在身，後經乾隆特赦，專門從事書畫收集與整理。他的書法造詣很深，初學董其昌，後多有創新，為“館閣體”代表。《石渠寶笈》初編修完後，乾隆非常高興。可惜不久，張照就在奔父喪途中病逝，乾隆十分悲傷，覺得自己少了一位藝術路上的知己。
乾隆十一年（1746年），《石渠寶笈》的另外一位編者勵宗萬因收受賄賂，被人舉報。乾隆對此十分惱怒，在上諭中特別提到，勵宗萬之所以敢如此大膽，所依仗的就是在編修《石渠寶笈》中跟皇帝積累的友情，“在懋勤殿行走編輯，朕或召見，講論書籍，勵宗萬遂恃此虛張聲勢、縱放自恣。”不過最後處罰時，乾隆還是很給面子，將勵宗萬趕出內廷，送回原籍而已。
受勵宗萬事件的牽連，其他參與編修者，如張若靄、裘曰修等也先後離開內廷。張若靄來頭很大，他是雍正最寵愛的大臣張廷玉的兒子，當年科舉本來考了第一名，應該授予狀元，但張廷玉覺得受恩太重，反覆懇求，要求退出三甲之爭，放棄了狀元的身份。從編修人員的地位，就能看出乾隆對《石渠寶笈》的重視。《石渠寶笈》初編修完後，乾隆並未將編修人員解散，而是留在身邊，不時討論。
《石渠寶笈》（部分卷冊）。
到了修《石渠寶笈》續編時，乾隆又召集了當時最優秀、最能幹的文人參與。其中王傑是狀元出身，書法精湛；著名儒學名臣阮元也被增補進這個班子。另外一位重要成員彭元瑞，甚至因為《石渠寶笈》躲過一次人生中的劫難。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他家侄兒犯罪，他因知情未報，遭人舉報。乾隆對此大怒，將其撤職查辦。但沒多久，乾隆考慮其編輯《石渠寶笈》續編有功，又將其重用。
修撰《石渠寶笈》是一件非常浩大的工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二月，《石渠寶笈》續編完成，乾隆下令抄寫5份，分別放在乾清宮、寧壽宮、圓明園、避暑山莊和盛京（今瀋陽）。僅這項工作，就從翰林院裡選出了20名書法出眾的官員，花了整整10個月的時間，才基本完成。另外，乾隆還派八阿哥、十一阿哥、十五阿哥及劉墉、紀昀分別監督校對。
因權而聚，因權而散
儘管宮闕重重，藏品卻越來越無地可放，這是乾隆收藏時的又一苦惱。乾隆晚年，愈加貪婪，擴大了進貢官員的身份。以前只有督撫等一品大員可以進貢，後來布政使等二品官員也可以進貢。不僅如此，連要什麼不要什麼，乾隆都有明確旨意。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皇帝專門頒佈上諭，告誡各省督撫，“如寶座、屏風，各宮殿皆有陳設，不便更換，即佛像亦屬過多，無處供奉。”
上位者如此，官場貪汙可想而知。各地官員千方百計蒐羅奇珍異寶，運到京城。嘉慶帝繼位後，發現內宮中各地所搜刮來的物件，已無處可放。
不過，客觀地講，乾隆是真心喜愛藝術，也能做到愛屋及烏，替藝術著想。他先後將收藏的眾多碑帖，以《三希堂》《墨妙軒》為名，臨摹送給大臣，不過礙於當時技術條件，傳播極為有限，真品始終藏在皇宮之中。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皇帝曾下令讓大臣于敏中等將宋《淳化閣帖》考證刊刻，以求嘉惠學林。
乾隆靠權力手段收集的大量藝術珍品，短時間內雲集宮中。不過，因權而聚，因權而散。伴隨著清朝的覆亡和政治的波譎雲詭，《石渠寶笈》中的大部分藏品也顛沛流離，四處流散。
以乾隆最鍾愛的三希堂三大帖的命運為例。末代皇帝溥儀出宮時，敬懿皇貴妃將王獻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遠帖》帶出宮外。它們被輾轉多手，於1950年出現在香港文物市場。周恩來等人果斷出手，將其重金購買回國，成為故宮珍藏。其中《伯遠帖》，更是今日《石渠寶笈》特展的重頭所在。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則隨國民黨離開大陸，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成為鎮館之寶之一。
正是這些珍品的流散，才使得《石渠寶笈》愈顯重要，只有用它按圖索驥，我們才能一件件追回昔日的瑰寶。《石渠寶笈》扮演了一個品牌鑑定的關鍵角色。曾有人說，沒有進入它的法眼，就很難說是古代藝術珍品，更別說有不朽的藝術價值了。這種說法雖然略顯誇張，但也有一定道理。
這次北京故宮的《石渠寶笈》特展，除了被眾人矚目的《清明上河圖》和上文提到的《伯遠帖》之外，唐代韓滉的《五牛圖》、宋代趙昌的《寫生蛺蝶圖卷》、明代徐渭的《梅花蕉葉圖》等國寶級珍藏也一併露面。
藝術是時代文化積累的精華，收藏是百姓生活安康的浮標。當故宮亮出家底，立體展示我國古代藝術文化的輝煌時，人們自然蜂擁而至。在等待、擁擠之餘，駐足在《清明上河圖》前，還是有欣慰、興奮之感的，畢竟近距離親眼目睹國寶風采，這種機會並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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