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茨威格《昨日的世界》，書中記錄，一戰前夕歐洲愛國主義狂熱，茨威格發現身邊的人，文學圈的朋友開始選擇立場站隊，“比對官方保持一種合適態度更難的，是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中保持一種合適的態度”，“那些最和平、脾氣最好的人也變得殺氣騰騰”。沉默、孤獨後他選擇隱居鄉下，“避開這種危險的大規模群體心理變態，為的是在戰爭期間開始我個人的戰爭：與現時大眾激情對理性的背叛作戰。”
下文為此事之後茨威格的記錄。他在這本書中說：
我認出了自己要與之搏鬥的對手：那種虛偽的英雄主義，它寧可先把別人送入痛苦和死亡當中；那種毫無良心的預言家所持有的廉價樂觀主義，這些人來自政界和軍界，他們侈談輝煌的勝利，延長戰場上的廝殺；還有他們身後被租借來的唱詩班，所有這些 “戰爭的鼓吹手“——韋爾弗爾曾經用這樣的詞彙在他優美的詩歌中斥責這些人。
誰表示出疑慮，便妨礙了他們的愛國生意；誰發出警告，就被嘲笑為悲觀主義者；誰要消滅戰爭，他們就把誰標記為叛徒，而他們自己在戰爭中卻會毫髮無傷。貫穿所有的時代，同樣的無稽之談總是一再出現：謹慎者被看作膽怯，有人性者被當成軟弱。但是，在他們輕率地招來災難降臨的時刻，他們自己也不知所措。
目前，《昨日的世界》有聲書已經在喜馬拉雅上線，柳紅老師演播，拉到文末可以掃碼收聽。
1.爭取精神上的同路人
退居鄉下也於事無補，整個氛圍讓人感到壓抑。也正因為如此我才意識到，在對方進行粗野的咒罵之時，僅有消極的做法，不去參與其事，這還不夠。畢竟，一位作家擁有了詞語，他同時也就有了在這個言論審查時代於許可的範圍之內運用詞語來表達自身信念的責任。
我嘗試著去做這些。我寫了一篇標題為《致外國的朋友們》的文章，直言不諱地說出與那些鼓吹仇恨者截然不同的觀點，對那些國外朋友發出呼籲：儘管我們目前沒有可能保持聯繫，但是要彼此保持忠誠，以便日後能夠在第一時間開始為重建歐洲文化而共同工作。
我將這篇文章寄給一家讀者最多的德國報紙。出乎意外的是，《柏林日報》不加刪改地將全文刊登出來。只有一個句子“管它誰會獲勝” 成了報刊審查的犧牲品，因為當時不允許對德國將在世界大戰中勝出這一點有哪怕再小的懷疑。
不過，即便沒有這個句子，這篇文章也給我招來若干來自超級愛國者們出離憤怒的信件，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個人在這樣的時刻還是要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敵人為伍。這不會讓我受到什麼傷害。我一生中從來沒有試圖說服別人接受我的信念。對我來說，把我的信念表達出來，能夠以看得見的方式將我的信念公之於眾，這就足夠了。
十四天以後，在我幾乎都已經將這篇文章完全忘記時，我發現一份貼著瑞士郵票、蓋著檢查章的信件，我從那熟悉的字跡上已經認出來這是羅曼·羅蘭的信。他肯定是讀到我的那篇文章了，因為他在信中寫道：“不，我永遠不斬斷和朋友的關係。”
我立刻明白了，他這短短的幾行字只是為了試探一下，是否有可能在戰爭期間與一位奧地利朋友保持通信聯繫。我馬上給他回信。從那時開始，我們定期給對方寫信，這種通信持續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要血腥—將各國之間的聯繫徹底斬斷。
這是我人生中巨大的幸福時刻之一：這封信就如一隻雪白的鴿子，它來自那裝滿吼叫著、踢踏著、憤怒發作的動物的諾亞方舟。我不再感到孤獨，終於又可以和有同樣思想的人連在一起。羅曼·羅蘭那超強的靈魂力量，讓我感到自己變得更有力量，因為現在我知道，在國境線的那邊，這位了不起的羅蘭在守護著人性。
他找到了一位詩人在如此情形下個人可以踐行的唯一正確之路：不去參與摧毀和謀殺，而是以沃爾特·惠特曼為偉大榜樣參加人道救援工作——惠特曼曾經在南北戰爭時期擔任傷員護理的工作。
羅曼·羅蘭生活在瑞士，由於健康狀況時好時壞，他被豁免了一切戰地服務的義務，但是他馬上去了日內瓦紅十字會報到——在戰爭爆發之時，他住在日內瓦。他每天在擁擠不堪的房間裡，做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我後來在一篇題為《歐洲之心》的文章中對這一工作公開致謝。在謀殺性質的戰役開始後的幾個星期裡，各國之間的一切聯繫都中斷了。在所有國家裡，人們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兄弟、父親到底是陣亡了、失蹤了，還是被俘了，他們也不知道應該去問誰，因為不能指望“敵人”會給出任何消息。
在如此恐怖和殘忍之時，紅十字會承擔起一項了不起的任務，至少讓人們免於最痛苦的折磨：對自己心愛之人所遭受的命運沒有確切的消息，那是如刑訊一般的折磨。紅十字會將敵國戰俘的信件帶到他們的家鄉。
當然，這個組織才籌建了幾十年，還不足以應對這麼大規模的郵件轉發，以及數以百萬計的信件量。每天、每個小時都得增加前來幫助工作的志願人員，因為對於那些在煎熬中等待消息的親屬來說，每一小時都長於百年。
到1914年12月底時，每天到達那裡的信件超過三萬封，最後竟有一千二百人一起擠在日內瓦的“拉特美術館”裡來處理和答覆每天洶湧而來的信件。在這群人當中，也有一位最具人道精神的詩人，他和志願者們一起從事這項工作，而不是自私地去做自己的事情：這位詩人便是羅曼·羅蘭。
但是，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的另外一種責任，那種應該大聲說出自身信念的藝術家責任，哪怕這得面對來自自己國家的抵抗，甚至遇到來自整個戰爭地區的抵制。早在1914年的秋天，當大多數作家還在聲嘶力竭地叫囂仇恨、互相攻擊和辱罵時，他卻寫出了那篇膾炙人口的自白文章《超脫於混戰之上》，他要消除不同國家在精神上的憎恨，要求藝術家即便在戰爭狀態下也要主持正義和人道。在當時，沒有哪篇文章像這篇一樣引發這麼多不同的觀點，讓整個文學界分成兩個部分：要麼贊同，要麼反對。
電影《喬喬的異想世界》
2.僅僅不背叛自己的理念，就已經需要超乎尋常勇氣的時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是有所區別：詞語在當時還有力量。當時，輿論還沒有被組織化的謊言，即所謂的“宣傳”送往死亡之地，人們還聽信那些寫出來的詞語，也在期待著這些詞語的出現。
在1939年，沒有任何一個詩人的集會，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產生出哪怕最小的效果，直到今天也沒有哪怕一本書、一個小冊子、一篇文章、一首詩歌能夠觸動大眾的內心，甚至能對他們的思想有所影響；在1914年，一首十四行的詩，如利騷的《憎恨英國之歌》或者那份愚蠢的《九十三位德國知識界人士的宣言》，以及與之站在對立面上的如羅曼·羅蘭八頁長的文章或者巴比塞(HenriBarbusse)的長篇小說《火線下》都能成為大事件。
當時道義上的世界良心還沒有像今天這樣衰竭、枯乾，對於任何公然的謊言，任何對國際法和人道的踐踏，它都以幾百年來聚集的信念力量竭盡全力做出反應。
自從希特勒視謊言為理所當然、將反人道提升為法律以後，破壞法律的行為如德國入侵中立國比利時幾乎不會受到嚴肅的譴責，而這在當時卻激起全世界的憤怒。
槍殺卡維爾(EdithCavell)護士，使用魚雷擊沉“盧西塔尼亞”號客船等行為所引起的普遍性道德譴責，讓德國遭到的重創要甚於一次失敗的戰役。那位詩人、法國作家在那個時代發聲，並非完全於事無補，因為當時人們的耳朵和靈魂還沒有被收音機裡不間斷的胡說八道的浪潮所淹沒。正好相反：一位大詩人發表的即興宣言要比政客們的正式講話影響大上一千倍。人們知道，後者的講話是戰略上和政治上審時度勢的結果，最多有一半的真實內容。
那一代人還有著對詩人的無限信任，把他們看作是有著純潔思想的最好公民，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後來如此失望。正因為軍隊和官方機構知道詩人有這樣的威望，他們便將一切在道德上、思想上有聲望的人都網羅在自己的動員機構下面：他們應該去聲明、去見證、去證實、去發誓，一切非正義、一切邪惡都在另外一方，而所有的真理都在自己國家的一方。
但是，在羅曼·羅蘭這裡，他們沒有達到這個目的。他認為自己的任務不是去強化這種充滿憤怒的、用一切煽動手段製造的過激氛圍，而是要去淨化它。
如果今天來讀這八頁的著名文章《超脫於混戰之上》，也許人們不再能理解它的巨大效果。一個人如果還有著冷靜而清醒的頭腦就會發現，羅曼·羅蘭所倡導的無非是最理所當然的簡單道理。
然而，他發出這些言辭的時代，正是一個大眾精神瘋狂的時代，這在今天幾乎難以描述當時的情形。這文章一發表出來，法國的超級愛國者們就好像無意中抓到一塊燒紅的鐵塊。一夜之間，羅曼·羅蘭遭到老朋友們的抵制，書店裡不再敢把《約翰·克利斯朵夫》陳列出來，正好需要以仇恨來刺激士兵的軍事當局已經在考慮採取某些措施來針對他。鼓吹這樣觀點的小冊子一本接著一本地出來：
“在戰爭期間，愛國高於一切人道主義的價值。”像以往一樣，這種叫喊只能證明，羅曼·羅蘭的這一記重拳完全擊中了要害。思想界人士在戰爭中應該保持這樣的態度，對這一問題展開討論已經無法阻擋，每個人都無可迴避地要面對這一問題。
在回憶這些事情時，最讓我感到遺憾的莫過於現在無法看到羅曼·羅蘭在那些年寫給我的信件。一想到它們可能在這場新的浩劫當中被毀掉或者丟失，我就感覺到一種責任的重負。
我那麼熱愛他的作品，也認為以後這些信件有可能成為從他那偉大的心靈和充滿激情的理性中表達出來的最優美、最富有人性的作品。這些信件是他寫給國境線對面的一位朋友，即官方意義上的“敵人”的，出自靈魂遭受同樣痛苦所帶來的無比震撼，出自無能為力的悲憤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在那個保持理性已經需要巨大的力量，僅僅做到不背叛自己的理念就已經需要超乎尋常的勇氣的時代，也許它們是最能打動肺腑的道德文獻。
電影《喬喬的異想世界》
3.“謹慎者被看作膽怯，有人性者被當成軟弱”
正是因為人們看到，人是一種多麼脆弱、多麼易於遭到毀滅的生物，一枚小小的鉛丸便能在千分之一秒以內奪走一個生命，帶走這生命的全部回憶、認知和狂喜，人們才能理解，在這樣明媚的上午會有幾千人來到這波光粼粼的河畔，享受陽光，讓自己以更強的力量感覺到自己的血液、自己的生命。
對於那一開始讓我感到震撼不適的景象，我幾乎要感到釋然了。不巧的是，那位殷勤的餐廳侍者給我送來一份維也納的報紙。我翻開報紙讀起來，這才讓我感到真正的憤怒，讓我感到噁心。上面全是一些關於“不屈的勝利意志”這種說法，我們自己的軍隊損失很少，敵軍損失很大。
這戰爭的謊言，赤裸裸地、聲勢浩大地、恬不知恥地在我的面前跳來跳去!不，那些散步者、休閒者、無憂者沒有過錯，唯獨那些用語言來煽動戰爭的人才有罪。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對他們反擊的話，我們也一樣有罪。
這才給了我真正的推動力：必須反抗戰爭！我已經有了素材，只是還缺少最後這一能讓我的直覺得到確認的形象性畫面，就可以開始了。我認出了自己要與之搏鬥的對手：那種虛偽的英雄主義，它寧可先把別人送入痛苦和死亡當中；那種毫無良心的預言家所持有的廉價樂觀主義，這些人來自政界和軍界，他們侈談輝煌的勝利，延長戰場上的廝殺；還有他們身後被租借來的唱詩班，所有這些“戰爭的鼓吹手”——韋爾弗爾曾經用這樣的詞彙在他優美的詩歌中斥責這些人。
誰表示出疑慮，便妨礙了他們的愛國生意；誰發出警告，就被嘲笑為悲觀主義者；誰要消滅戰爭，他們就把誰標記為叛徒，而他們自己在戰爭中卻會毫髮無傷。貫穿所有的時代，同樣的無稽之談總是一再出現：謹慎者被看作膽怯，有人性者被當成軟弱。但是，在他們輕率地招來災難降臨的時刻，他們自己也不知所措。
電影《戰馬》
同樣的愚蠢總是再度出現，卡珊德拉在特洛伊、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受到嘲笑。在面對與他們處境相似的目前時刻，我對於這兩個形象身上體現出來的悲劇性和偉大之處的理解，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為深刻。從一開始我就不相信所謂的“勝利”，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縱使能夠在付出無盡的犧牲之後得到勝利，那也不足以成為犧牲的藉口。
我發出這樣的提醒，在朋友當中總是處於孤立狀態。人們在打響第一槍之前就發出了亂糟糟的慶祝勝利的喊叫，在第一場戰役之前已經開始分贓，這讓我感到懷疑，到底是眾人睿智我獨痴，還是眾人皆醉我獨醒。所以，將自身的、一個“無望主義者”——這個詞是人們新發明出來，用來將“通向失敗的意志”歸咎在致力於諒解的人身上——的悲劇性處境以戲劇的形式描述出來，這也是理所當然之事。我選擇了一位徒然的警告者耶米利這一形象作為象徵。
但是，我根本不要寫成一個“和平主義”的劇本，用詞語和韻文來說出人所共知的真話：和平好於戰爭。相反，我要表現出來的是，那位在群情激昂時遭到蔑視的軟弱者、畏懼者，是唯一一位能忍受失敗並能戰勝失敗的人。
《我們的父輩》
從我的第一個劇本《忒耳西忒斯》開始，我一直都在重新思考“戰敗者靈魂上的優勢”這一問題。總能促使我去寫作的因素是，我要讓人看到：有一種權力形式會在一個人身上導致內心堅硬和靈魂麻木，全體民眾都認為正是這種權力決定了每一個勝利；與之構成對立的，是那種失敗所帶來的翻攪性的，讓靈魂遭受痛苦和可怕蹂躪的權力。在戰爭尚在進行之時，當別人都還在過早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證實勝券在握之時，我已經將自己扔到災難的最深淵，尋找走出來的途徑。
磨難並非總能讓所有人或者單個人從中獲益，但是在寫作這個劇本期間我感覺有幸在磨難中獲得裨益，這是第一本我自己認可的書。今天我知道，如果我當初沒有在戰爭期間帶著同情和預感遭受痛苦，我還會是戰前的那位作家，“舒緩的”——如人們在樂評中使用的詞彙——但是永遠也不會直達內心的最深處被抓住，有所理解、有所觸動。
現在我第一次有了這樣的感覺，同時是在為自己也為這個時代發聲。在我試圖去幫助別人時，同時幫助了自己：這是我在《伊拉斯謨》之外最關涉自身的、最為自己而作的作品，後者完成於希特勒統治之下的1934年，源於類似的危機。從我開始寫作的那一刻起，這個時代的悲劇給我帶來的痛苦不再那麼嚴重了。
我絲毫沒有想到這部作品能帶來引人注目的成功。由於這裡面涉及很多問題，如先知問題、和平主義的問題、猶太人的問題，由於結束場景採取了合唱的形式——要提升為被戰勝者獻給命運的讚歌，這部作品的篇幅要遠遠超過一般劇本的篇幅，要想真正上演，需要連續兩場或者三場的時間。
況且，當報紙每天都在叫囂“勝利，或者沉淪!”之時，一出宣告失敗，甚至頌揚失敗的戲劇怎麼能出現在德國的舞臺上呢。要是這本書被允許出版，我就只得稱之為奇蹟了；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連這也做不到，它也至少幫助我自己度過最困難的日子。我把那些在與人們談話中不得不保持沉默的內容，全部寫入詩的對話當中。
我把壓在自己靈魂上的重負甩了出去，又找回了自己；在我對這個時代無法認可之時，我找到了對自己的認可。
《我們的父輩》
《昨日的世界》有聲書上線
演播｜柳紅《昨日的世界》開篇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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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生於19世紀末，恰好來得及親身經歷歐洲文化在一戰前最後的繁榮和穩定，也能覺察到隱藏在這背後的停滯、老朽和虛偽。在隨後的兩次世界大戰中，歐洲逐漸從精神的巔峰墜落到道德的深淵，和平與人性遭遇越來越嚴重的挑戰，一敗再敗。茨威格目睹了這一切，開始成為一位不情願的見證人，在生命沉入黑暗之前，為後人留下了一個高貴而殘破的昨日鏡像。
“我所講述的，並不單單是我的命運，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命運。我們這一代是獨一無二的，歷史上幾乎沒有哪一代人像我們這樣命運多舛。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哪怕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內心的最深處也被我們歐洲大地上無歇止的、火山噴發般的天搖地動所攪擾。在這成千上萬的人群當中，沒有誰比我更首當其衝了：我，作為一個奧地利人、猶太人、作家、人道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每一個身份都處於天崩地裂時的風口浪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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