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书中记录，一战前夕欧洲爱国主义狂热，茨威格发现身边的人，文学圈的朋友开始选择立场站队，“比对官方保持一种合适态度更难的，是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中保持一种合适的态度”，“那些最和平、脾气最好的人也变得杀气腾腾”。沉默、孤独后他选择隐居乡下，“避开这种危险的大规模群体心理变态，为的是在战争期间开始我个人的战争：与现时大众激情对理性的背叛作战。”
下文为此事之后茨威格的记录。他在这本书中说：
我认出了自己要与之搏斗的对手：那种虚伪的英雄主义，它宁可先把别人送入痛苦和死亡当中；那种毫无良心的预言家所持有的廉价乐观主义，这些人来自政界和军界，他们侈谈辉煌的胜利，延长战场上的厮杀；还有他们身后被租借来的唱诗班，所有这些 “战争的鼓吹手“——韦尔弗尔曾经用这样的词汇在他优美的诗歌中斥责这些人。
谁表示出疑虑，便妨碍了他们的爱国生意；谁发出警告，就被嘲笑为悲观主义者；谁要消灭战争，他们就把谁标记为叛徒，而他们自己在战争中却会毫发无伤。贯穿所有的时代，同样的无稽之谈总是一再出现：谨慎者被看作胆怯，有人性者被当成软弱。但是，在他们轻率地招来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不知所措。
目前，《昨日的世界》有声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柳红老师演播，拉到文末可以扫码收听。
1.争取精神上的同路人
退居乡下也于事无补，整个氛围让人感到压抑。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意识到，在对方进行粗野的咒骂之时，仅有消极的做法，不去参与其事，这还不够。毕竟，一位作家拥有了词语，他同时也就有了在这个言论审查时代于许可的范围之内运用词语来表达自身信念的责任。
我尝试着去做这些。我写了一篇标题为《致外国的朋友们》的文章，直言不讳地说出与那些鼓吹仇恨者截然不同的观点，对那些国外朋友发出呼吁：尽管我们目前没有可能保持联系，但是要彼此保持忠诚，以便日后能够在第一时间开始为重建欧洲文化而共同工作。
我将这篇文章寄给一家读者最多的德国报纸。出乎意外的是，《柏林日报》不加删改地将全文刊登出来。只有一个句子“管它谁会获胜” 成了报刊审查的牺牲品，因为当时不允许对德国将在世界大战中胜出这一点有哪怕再小的怀疑。
不过，即便没有这个句子，这篇文章也给我招来若干来自超级爱国者们出离愤怒的信件，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还是要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敌人为伍。这不会让我受到什么伤害。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试图说服别人接受我的信念。对我来说，把我的信念表达出来，能够以看得见的方式将我的信念公之于众，这就足够了。
十四天以后，在我几乎都已经将这篇文章完全忘记时，我发现一份贴着瑞士邮票、盖着检查章的信件，我从那熟悉的字迹上已经认出来这是罗曼·罗兰的信。他肯定是读到我的那篇文章了，因为他在信中写道：“不，我永远不斩断和朋友的关系。”
我立刻明白了，他这短短的几行字只是为了试探一下，是否有可能在战争期间与一位奥地利朋友保持通信联系。我马上给他回信。从那时开始，我们定期给对方写信，这种通信持续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血腥—将各国之间的联系彻底斩断。
这是我人生中巨大的幸福时刻之一：这封信就如一只雪白的鸽子，它来自那装满吼叫着、踢踏着、愤怒发作的动物的诺亚方舟。我不再感到孤独，终于又可以和有同样思想的人连在一起。罗曼·罗兰那超强的灵魂力量，让我感到自己变得更有力量，因为现在我知道，在国境线的那边，这位了不起的罗兰在守护着人性。
他找到了一位诗人在如此情形下个人可以践行的唯一正确之路：不去参与摧毁和谋杀，而是以沃尔特·惠特曼为伟大榜样参加人道救援工作——惠特曼曾经在南北战争时期担任伤员护理的工作。
罗曼·罗兰生活在瑞士，由于健康状况时好时坏，他被豁免了一切战地服务的义务，但是他马上去了日内瓦红十字会报到——在战争爆发之时，他住在日内瓦。他每天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做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我后来在一篇题为《欧洲之心》的文章中对这一工作公开致谢。在谋杀性质的战役开始后的几个星期里，各国之间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在所有国家里，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兄弟、父亲到底是阵亡了、失踪了，还是被俘了，他们也不知道应该去问谁，因为不能指望“敌人”会给出任何消息。
在如此恐怖和残忍之时，红十字会承担起一项了不起的任务，至少让人们免于最痛苦的折磨：对自己心爱之人所遭受的命运没有确切的消息，那是如刑讯一般的折磨。红十字会将敌国战俘的信件带到他们的家乡。
当然，这个组织才筹建了几十年，还不足以应对这么大规模的邮件转发，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信件量。每天、每个小时都得增加前来帮助工作的志愿人员，因为对于那些在煎熬中等待消息的亲属来说，每一小时都长于百年。
到1914年12月底时，每天到达那里的信件超过三万封，最后竟有一千二百人一起挤在日内瓦的“拉特美术馆”里来处理和答复每天汹涌而来的信件。在这群人当中，也有一位最具人道精神的诗人，他和志愿者们一起从事这项工作，而不是自私地去做自己的事情：这位诗人便是罗曼·罗兰。
但是，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另外一种责任，那种应该大声说出自身信念的艺术家责任，哪怕这得面对来自自己国家的抵抗，甚至遇到来自整个战争地区的抵制。早在1914年的秋天，当大多数作家还在声嘶力竭地叫嚣仇恨、互相攻击和辱骂时，他却写出了那篇脍炙人口的自白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他要消除不同国家在精神上的憎恨，要求艺术家即便在战争状态下也要主持正义和人道。在当时，没有哪篇文章像这篇一样引发这么多不同的观点，让整个文学界分成两个部分：要么赞同，要么反对。
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
2.仅仅不背叛自己的理念，就已经需要超乎寻常勇气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有所区别：词语在当时还有力量。当时，舆论还没有被组织化的谎言，即所谓的“宣传”送往死亡之地，人们还听信那些写出来的词语，也在期待着这些词语的出现。
在1939年，没有任何一个诗人的集会，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产生出哪怕最小的效果，直到今天也没有哪怕一本书、一个小册子、一篇文章、一首诗歌能够触动大众的内心，甚至能对他们的思想有所影响；在1914年，一首十四行的诗，如利骚的《憎恨英国之歌》或者那份愚蠢的《九十三位德国知识界人士的宣言》，以及与之站在对立面上的如罗曼·罗兰八页长的文章或者巴比塞(HenriBarbusse)的长篇小说《火线下》都能成为大事件。
当时道义上的世界良心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衰竭、枯干，对于任何公然的谎言，任何对国际法和人道的践踏，它都以几百年来聚集的信念力量竭尽全力做出反应。
自从希特勒视谎言为理所当然、将反人道提升为法律以后，破坏法律的行为如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几乎不会受到严肃的谴责，而这在当时却激起全世界的愤怒。
枪杀卡维尔(EdithCavell)护士，使用鱼雷击沉“卢西塔尼亚”号客船等行为所引起的普遍性道德谴责，让德国遭到的重创要甚于一次失败的战役。那位诗人、法国作家在那个时代发声，并非完全于事无补，因为当时人们的耳朵和灵魂还没有被收音机里不间断的胡说八道的浪潮所淹没。正好相反：一位大诗人发表的即兴宣言要比政客们的正式讲话影响大上一千倍。人们知道，后者的讲话是战略上和政治上审时度势的结果，最多有一半的真实内容。
那一代人还有着对诗人的无限信任，把他们看作是有着纯洁思想的最好公民，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后来如此失望。正因为军队和官方机构知道诗人有这样的威望，他们便将一切在道德上、思想上有声望的人都网罗在自己的动员机构下面：他们应该去声明、去见证、去证实、去发誓，一切非正义、一切邪恶都在另外一方，而所有的真理都在自己国家的一方。
但是，在罗曼·罗兰这里，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去强化这种充满愤怒的、用一切煽动手段制造的过激氛围，而是要去净化它。
如果今天来读这八页的著名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也许人们不再能理解它的巨大效果。一个人如果还有着冷静而清醒的头脑就会发现，罗曼·罗兰所倡导的无非是最理所当然的简单道理。
然而，他发出这些言辞的时代，正是一个大众精神疯狂的时代，这在今天几乎难以描述当时的情形。这文章一发表出来，法国的超级爱国者们就好像无意中抓到一块烧红的铁块。一夜之间，罗曼·罗兰遭到老朋友们的抵制，书店里不再敢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陈列出来，正好需要以仇恨来刺激士兵的军事当局已经在考虑采取某些措施来针对他。鼓吹这样观点的小册子一本接着一本地出来：
“在战争期间，爱国高于一切人道主义的价值。”像以往一样，这种叫喊只能证明，罗曼·罗兰的这一记重拳完全击中了要害。思想界人士在战争中应该保持这样的态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已经无法阻挡，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要面对这一问题。
在回忆这些事情时，最让我感到遗憾的莫过于现在无法看到罗曼·罗兰在那些年写给我的信件。一想到它们可能在这场新的浩劫当中被毁掉或者丢失，我就感觉到一种责任的重负。
我那么热爱他的作品，也认为以后这些信件有可能成为从他那伟大的心灵和充满激情的理性中表达出来的最优美、最富有人性的作品。这些信件是他写给国境线对面的一位朋友，即官方意义上的“敌人”的，出自灵魂遭受同样痛苦所带来的无比震撼，出自无能为力的悲愤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在那个保持理性已经需要巨大的力量，仅仅做到不背叛自己的理念就已经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的时代，也许它们是最能打动肺腑的道德文献。
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
3.“谨慎者被看作胆怯，有人性者被当成软弱”
正是因为人们看到，人是一种多么脆弱、多么易于遭到毁灭的生物，一枚小小的铅丸便能在千分之一秒以内夺走一个生命，带走这生命的全部回忆、认知和狂喜，人们才能理解，在这样明媚的上午会有几千人来到这波光粼粼的河畔，享受阳光，让自己以更强的力量感觉到自己的血液、自己的生命。
对于那一开始让我感到震撼不适的景象，我几乎要感到释然了。不巧的是，那位殷勤的餐厅侍者给我送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翻开报纸读起来，这才让我感到真正的愤怒，让我感到恶心。上面全是一些关于“不屈的胜利意志”这种说法，我们自己的军队损失很少，敌军损失很大。
这战争的谎言，赤裸裸地、声势浩大地、恬不知耻地在我的面前跳来跳去!不，那些散步者、休闲者、无忧者没有过错，唯独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才有罪。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对他们反击的话，我们也一样有罪。
这才给了我真正的推动力：必须反抗战争！我已经有了素材，只是还缺少最后这一能让我的直觉得到确认的形象性画面，就可以开始了。我认出了自己要与之搏斗的对手：那种虚伪的英雄主义，它宁可先把别人送入痛苦和死亡当中；那种毫无良心的预言家所持有的廉价乐观主义，这些人来自政界和军界，他们侈谈辉煌的胜利，延长战场上的厮杀；还有他们身后被租借来的唱诗班，所有这些“战争的鼓吹手”——韦尔弗尔曾经用这样的词汇在他优美的诗歌中斥责这些人。
谁表示出疑虑，便妨碍了他们的爱国生意；谁发出警告，就被嘲笑为悲观主义者；谁要消灭战争，他们就把谁标记为叛徒，而他们自己在战争中却会毫发无伤。贯穿所有的时代，同样的无稽之谈总是一再出现：谨慎者被看作胆怯，有人性者被当成软弱。但是，在他们轻率地招来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不知所措。
电影《战马》
同样的愚蠢总是再度出现，卡珊德拉在特洛伊、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受到嘲笑。在面对与他们处境相似的目前时刻，我对于这两个形象身上体现出来的悲剧性和伟大之处的理解，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深刻。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所谓的“胜利”，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纵使能够在付出无尽的牺牲之后得到胜利，那也不足以成为牺牲的借口。
我发出这样的提醒，在朋友当中总是处于孤立状态。人们在打响第一枪之前就发出了乱糟糟的庆祝胜利的喊叫，在第一场战役之前已经开始分赃，这让我感到怀疑，到底是众人睿智我独痴，还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将自身的、一个“无望主义者”——这个词是人们新发明出来，用来将“通向失败的意志”归咎在致力于谅解的人身上——的悲剧性处境以戏剧的形式描述出来，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我选择了一位徒然的警告者耶米利这一形象作为象征。
但是，我根本不要写成一个“和平主义”的剧本，用词语和韵文来说出人所共知的真话：和平好于战争。相反，我要表现出来的是，那位在群情激昂时遭到蔑视的软弱者、畏惧者，是唯一一位能忍受失败并能战胜失败的人。
《我们的父辈》
从我的第一个剧本《忒耳西忒斯》开始，我一直都在重新思考“战败者灵魂上的优势”这一问题。总能促使我去写作的因素是，我要让人看到：有一种权力形式会在一个人身上导致内心坚硬和灵魂麻木，全体民众都认为正是这种权力决定了每一个胜利；与之构成对立的，是那种失败所带来的翻搅性的，让灵魂遭受痛苦和可怕蹂躏的权力。在战争尚在进行之时，当别人都还在过早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实胜券在握之时，我已经将自己扔到灾难的最深渊，寻找走出来的途径。
磨难并非总能让所有人或者单个人从中获益，但是在写作这个剧本期间我感觉有幸在磨难中获得裨益，这是第一本我自己认可的书。今天我知道，如果我当初没有在战争期间带着同情和预感遭受痛苦，我还会是战前的那位作家，“舒缓的”——如人们在乐评中使用的词汇——但是永远也不会直达内心的最深处被抓住，有所理解、有所触动。
现在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同时是在为自己也为这个时代发声。在我试图去帮助别人时，同时帮助了自己：这是我在《伊拉斯谟》之外最关涉自身的、最为自己而作的作品，后者完成于希特勒统治之下的1934年，源于类似的危机。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刻起，这个时代的悲剧给我带来的痛苦不再那么严重了。
我丝毫没有想到这部作品能带来引人注目的成功。由于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如先知问题、和平主义的问题、犹太人的问题，由于结束场景采取了合唱的形式——要提升为被战胜者献给命运的赞歌，这部作品的篇幅要远远超过一般剧本的篇幅，要想真正上演，需要连续两场或者三场的时间。
况且，当报纸每天都在叫嚣“胜利，或者沉沦!”之时，一出宣告失败，甚至颂扬失败的戏剧怎么能出现在德国的舞台上呢。要是这本书被允许出版，我就只得称之为奇迹了；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连这也做不到，它也至少帮助我自己度过最困难的日子。我把那些在与人们谈话中不得不保持沉默的内容，全部写入诗的对话当中。
我把压在自己灵魂上的重负甩了出去，又找回了自己；在我对这个时代无法认可之时，我找到了对自己的认可。
《我们的父辈》
《昨日的世界》有声书上线
演播｜柳红《昨日的世界》开篇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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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生于19世纪末，恰好来得及亲身经历欧洲文化在一战前最后的繁荣和稳定，也能觉察到隐藏在这背后的停滞、老朽和虚伪。在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逐渐从精神的巅峰坠落到道德的深渊，和平与人性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一败再败。茨威格目睹了这一切，开始成为一位不情愿的见证人，在生命沉入黑暗之前，为后人留下了一个高贵而残破的昨日镜像。
“我所讲述的，并不单单是我的命运，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我们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内心的最深处也被我们欧洲大地上无歇止的、火山喷发般的天摇地动所搅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群当中，没有谁比我更首当其冲了：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每一个身份都处于天崩地裂时的风口浪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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