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9日，越劇大師徐玉蘭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96歲。當天，眾多戲迷聚在醫院門口，從下午等到了晚上。最後，醫院讓靈車從大門出去（一般都是從後門邊門出）。戲迷們圍著車，不少人掩面哭泣——他們送走的，是上海灘最英姿颯爽的一代名伶，是國人心中永遠唱著“天上掉下個林妹妹，似一朵輕雲剛出岫”的寶二爺。
徐玉蘭12歲學藝，18歲組建興華越劇社，25歲時為反對舊戲班制度籌建劇場，與袁雪芬、傅全香等10人義演《山河戀》，轟動上海灘，成了赫赫有名的“越劇十姐妹”。上世紀40年代，在徐玉蘭等一批拓展者的努力下，越劇在上海發展、改革，並在五六十年代迎來黃金時期，成為當時中國的第二大劇種。
她的一生如她一手創立的徐派一樣，濃墨重彩，鏗鏘有力。她曾帶著整團奔赴前線，曾主演越劇電影《紅樓夢》創造不可逾越的票房紀錄（據不完全統計，當時的觀影人次達到12億），也曾經歷WG時的艱難生活，之後又帶著越劇再度啟程……她的作品被奉為經典，她的學生遍佈天下，即便晚年住院，她也沒放下指導青年演員的工作。
在徐玉蘭先生追悼會準備的間隙，《環球人物》記者採訪了3位陪她走過最後時光的身邊人——她的兒子、弟子和戲迷。三段口述，三段回憶，勾勒出大師最真實動人的模樣。
俞小敏（徐玉蘭之子）：天塌下來，她都可以頂著
2014年，母親進醫院搶救，插了一個多月的管子後緩過來，一條腿已經不能動了。從那時起，我就從美國回來照顧她，之後的3年，大概是我們一生中相處最多的3年了。以前我常想，作為母親，她一定是不合格的，她忙於工作，很少與我們溝通；但她對朋友、弟子又極好，經常一群人圍著她。小時候我家吃飯，總是七八個人一桌，全是她的弟子。所以我後來常對她說：“跟你做朋友比做母子好。”
在我很小的時候，母親就是大明星了。那時我們住在上海復興西路的洋房裡，二樓。那一帶一共有7幢樓，我們是6號，對面是4號，那樓的樓梯窗戶邊，每天有戲迷往我們家張望，我們在家就必須把窗簾全部拉起來。後來《紅樓夢》上映，風靡全國，她的名氣更是大得不得了。我上幼兒園時，一次午睡，她進來看我，幼兒園的領導還陪著，我就覺得特別驕傲。
但是我很少看母親演的戲，主要是因為人太多了。我生平只看過一次她的演出，是一出叫《平凡的崗位》的現代戲，她在裡面演一個人民警察。結果剛看了一點兒就聽見後面有人說：“徐玉蘭的兒子來了。”觀眾都跑過來要看我，我就沒法繼續看下去了。
那時候母親會跟我講一些以前的故事，如何跟著戲班到處表演，如何紮根上海創辦劇團，但最讓她神采飛揚的一段，就是抗美援朝時期。當時，她自組玉蘭劇團不過三四年，就拉著差不多整團人上了前線，在戰地慰問演出了8個月。她跟我描述他們深入戰區的情景：半夜車子在開，一個炮彈就炸下來。每當講到這種事，她就特別興奮。
我6歲的時候，正值“WG”期間，她和父親被帶走，我只能輾轉於各個親戚家。每天傍晚我都變得焦躁，趴在窗戶上看，既盼他們回來，又擔心晚上被“抄家”。後來，他們到了“五七幹校”勞動，每個月回來一次，每次都會留下十二三塊錢給我和哥哥用。
我聽她的學生說，即便是在“文革”，她在“牛棚”裡被打到耳朵失聰，也沒有掉過一滴眼淚。後來去了幹校，她也非常樂觀，常偷偷唱上一段。我唯一一次見到她哭，是在父親去世的時候。那是1976年，一天我放學回家，她把我和哥哥叫到房間，說父親出事了，說著就哭了。
悲傷過後，她就開始想辦法幫父親平反。她不同意火化父親遺體，一直凍了一年零八個月。將近兩年裡，她都在寫材料、找政府。1988年，我父親得以平反，舉行了追悼會。
說來也巧，我父親去世的日期也是4月19日。我父母在青年時代談的就是“異地戀”：1942年，母親去寧波演出，認識了我的窮書生父親。後來兩人在亂世中分別，12年間基本只靠著書信往來。母親直到34歲，父親到上海工作穩定後，才跟他結為連理。所以母親去世後我想，也許這就是天意，他們太相愛了，父親鐵了心要在這一天接她走。
“文革”過後，母親變得很不一樣了，完全沒有了大明星的架子。以前她是比較嬌氣的，家裡有保姆，什麼事情都不用做。遇上演出她要在家休息，我們小孩是全部要被外婆推著車子帶到城隍廟去的。但是我覺得唯獨有一樣沒有變，她對黨、對國家還是那麼信任，那麼忠誠。“文革”後，被“抄”的工資全部退回來，她都拿去交了黨費。我特別不理解，還跟她鬧彆扭，說：“你還不如買輛拖拉機，上面寫‘徐玉蘭’在田裡跑來跑去！”她狠狠罵了我，說：“你根本不懂！”
一直以來，母親對我和哥哥是很嚴格的，對我們的衣著、舉止規定得很緊。她想的是：誰讓你是徐玉蘭的兒子呢？上世紀80年代，上海有了第一批私人摩托車，我想買，她就說：“我可以借你錢，但你每個月必須還。”還讓我簽字摁手印。買了車，她也不讓開到弄堂裡，必須把車停在巷子外很遠的地方，她說：“不要招搖。”
後來，她又堅持讓我去美國讀碩士。當時我已經在深圳電視臺有很好的工作，還剛結婚，不願意去。她說：“必須去，這是你父親的遺願。”我們還因此冷戰了一陣。
她對孩子的溫柔，總是在背後。記得我在深圳工作的時候，一次去外面拍戲，得了急性闌尾炎被送往醫院開刀。那時正好趕上全國文代會在北京召開，母親跟我們臺長碰面時，臺長把我的情況和她說了，臺長這麼一講，我母親眼淚嘩地一下流下來。後來臺長把這件事情和我說，我都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在我心目中，母親是個幾乎不太流露自己感情的人。
甚至在母親生命的最後幾年，我們的關係有時也會弄僵。主要是我在照顧她的時候，盯著她做康復、噴霧、吸痰，她覺得我太把她當病人看待了，對我的管束非常反感。
4月19日，在母親臨走之前的大概幾小時，她的一些弟子都來看她，後來她們把我拉到邊上輕輕對我說：“老師一直在說你好，說你對她很好，這麼多年照顧她非常不容易。”
我想，這也許就是我們母子間的一種交流模式吧。母親很少當面和我說什麼人生道理，她的許多精神都是她以身作則讓我學到，或者是我從別處聽來的。
我的母親無疑是非常堅強、樂觀的。在我與她相處的時間裡，從來沒有聽到過她一句抱怨，也從不曾見到她脆弱的一面。在我心目中，對於任何事情，就是天塌下來的事情，她都可以頂著。
錢惠麗（徐玉蘭弟子，上海越劇院副院長）：只要說好了，就絕對不會回頭
4月18日的下午，老師已經奄奄一息了。我去看她，在她耳邊說了很多話，有一種“多叫叫，把人叫回來”的想法。她眼睛朝我看一看，眨一眨，表示自己聽到了，之後就懶得再睜開了。就這樣，迷迷糊糊到了19日下午5點18分。她走的時候，我們的大師姐汪秀月正帶著劇院的學生在溫州演出《紅樓夢》，我給她發了一條短信，說：“老師，走了。”她們那邊一下子全哭了，汪秀月就安慰學生說：“你們不能影響嗓子，徐老師在天之靈，也希望你們把這出戏唱好。《紅樓夢》是老師的代表作，把這出戏演好了，就是對她最好的懷念。把眼淚擦乾、別哭，好好地演，好好地唱，就是我們為老師送行。”
之後，我們就開始幫老師穿衣服。妝是我給化的，刷一點粉，塗一點胭脂。這一輩子，我只給老師化過這麼一次妝。我膽子很小，是很怕去醫院、很怕見到亡人的，但那天我一點那種感覺都沒有，我就覺得她只是睡著了。
老師很愛美，即便是最後幾年待在醫院裡，也特別講究。每一次去，我都要提前跟她說好時間，她總會把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戴上一副有色眼鏡，精神地坐在那兒，每次都這樣。以前我看到老師非常敬畏，說話的時候還要考慮考慮，但是這兩年不一樣，我希望她心情好一些，常常跟她撒撒嬌，我說：“老師啊，你咋把徐派唱腔難度設置得那麼大，讓我們學的人實在是太難了。你的這些行腔、小腔的處理，不是隨便一個人都能學會的。還有一些顫音，一些年紀輕的人真是沒法學。”她聽完後就笑笑，說下次讓學生來她親自教。
我與老師相識的時候，她已經是大師級的人物了。1978年我15歲，《紅樓夢》復映，好不容易才買到了深夜12點的電影票，當時我就有了夢想：唱紅樓，演寶玉。1980年，我考入浙江諸暨越劇團，第一次登臺亮相唱的就是老師的《寶玉哭靈》。後來，經過周寶奎老師推薦，我去上海見到了老師，在她面前唱了一次《哭靈》。見她就跟見神一樣緊張，她很有威嚴地站在那兒聽我唱，我就記得自己一直在抖，嚇死了。
我剛來上海時，老師雖說很嚴格，但也很照顧我。她經常“小傢伙，小傢伙”這樣叫我。我們演出都睡在後臺，我身體比較差，老師就把我接到自己家，讓我跟她睡一個房間，還讓兒子給我買牛奶喝——以前牛奶不是說買就買得到的，她都會想辦法弄來給我喝。
在我的印象裡，老師是一個只要說好了就絕對不回頭的人。只要上臺，再苦再累也要把戲唱到最好。我剛到上海時聽師姐們說起老師以前表演，一次肩膀摔斷了，硬是咬著牙把戲給演完。
她做劇團也是，不論在新中國越劇發展初期，還是改革開放之後，老師都是個堅定的改革派，而且從思想到行動完全一致。上世紀40年代末她自己當老闆創辦玉蘭劇團，生意很好，但是抗美援朝一來她說也不說就去了戰場。80年代剛剛改革開放，還沒有誰敢做劇團。老師一心要敢為人先，她說：“上面下文說只要不演壞戲，文藝團體可以承包。我就想自己承包一個團出去演，觀眾可以多看戲，國家可以少撥點錢，演員們也可以多些收入。”1986年，她和王文娟兩位老師頂著壓力，與上海越劇院、上海市文化局簽了承包改革協議書，成立“改革團”，也就是今天的紅樓劇團。我們這一批都是那時候進團的。紅樓團裡的年輕人，很多都是老師自己去“挖”來的，連戶口都是她給幫忙辦下來的。今天，上海越劇院、紅樓劇團能有這樣的成績，老師功不可沒。
作為師傅，老師的確非常嚴格。我幾乎沒有聽過她表揚我，但我知道她一直在關注我。以前她來看戲，總是坐在第一排，把我弄得特別緊張。後來她知道了，就不讓別人告訴我她來了。這兩天準備追悼會，有一位戲迷來跟我說：“你的每一場戲我都看，是徐老師派我去看的！看完了回去告訴她怎麼樣。”他是老師的“間諜”。
即便是生病住院，她躺在病床上，戲劇頻道是一定要開著的。別的老人八九點就睡了，她都是看到十一二點。這其實是唱戲的後遺症，舞臺表演經常全部結束就是這個時間點。她一直失眠，從年輕時唱戲就有，為了睡好覺，經常吃安眠藥。她必須要保存體力，這樣才能在舞臺上好好唱——她的一切都是為了舞臺。
等我自己帶了隊，事情多了，就很少看戲。老師會來問我：“最近有沒有去看那個戲？”我經常不好意思地說沒有。老師就批評我：“一定要去看，好的不好的都要看，看看別人好在哪兒、不好在哪兒，這樣才能進步。”我想，這就是老師做藝術最好的精神，她永遠在吸收、在改革，所以才會有徐派，才會有她創造的那麼多經典的唱段與畫面。
國平（票友）：她既用情，又有激情
錢惠麗給我發了短信後，我立刻趕去華東醫院。病房外擠滿了人，電視臺的記者、劇院的老師，還有一些票友。上一次見徐先生就在兩天前，我去醫院看望，還帶著她最愛吃的清炒蝦仁，那時，她已經說不出話了。
39年前，我16歲，跟著祖母去電影院，第一次看了徐先生的電影《紅樓夢》。在此之前，我從未聽過越劇，也不知道越劇是什麼。但電影裡，徐先生扮演的賈寶玉太驚豔了。她的“寶哥哥”，從不懂事、到稍懂事，再到懂事，每段唱腔、身段都不一樣。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往後的30多年，我看了30多場徐先生的《紅樓夢》。
上世紀90年代初，我開始聽徐先生的越劇場，《打金枝》《西園記》《北地王》《西廂記》《追魚》，我只聽她的戲。她的戲各有特色，我最喜歡的就是《紅樓夢》與《北地王》——前者唱的是“用情”，林黛玉過世，賈寶玉傷心；後者唱的是“激情”，魏軍攻蜀，劉禪決意降魏，北地王劉諶眼看江山滅了，國破家亡，真是悲憤至極。我還記得，那時每到上海人民大舞臺放票日，門口的售票廳從凌晨4點就排起了長隊，要等3個小時才能買到一張票。我拿到票的時候，心情真是激動壞了。
因為太喜歡，便託朋友找到徐先生；又因為她的戲我每場必到，我們越來越熟了。她常來票友會，還邀請我去她家吃飯。我年輕時，因為喜歡看戲，沒心思交女朋友，徐先生就勸我：“早點把婚事辦了。” 有一年我生病住院，她還託人送來了補品。對這件事，我特別感動，記憶猶新。
徐先生喜歡拉著我們這幫票友，給她的戲挑毛病。她總跟弟子說：“你們今天能紅，靠的都是觀眾。”我還記得，在一場《春香傳》散場後，我跟徐先生說，某個坐下來的動作，角度不太對，燈光不太好。過了一段時間，我再去聽這出戏，徐先生果然就換了角度，調節了燈光。一直以來，對於服裝頭飾道具佈景的設計，徐先生都親力親為，“花紋的樣子不對”“亮片的位置錯了” ，她總能挑出問題來。唱腔的設計上，這麼多年來，徐先生也一直琢磨著改進，有些老戲新唱，我就覺得她的轉音更好聽了。
我自己在生活中，每每遇到挫折，都要翻出徐先生的磁帶，沉浸其中，便忘了煩惱。她是個充滿正能量的人。有一次，因為工作不順，我動了要辭職的念頭，徐先生知道了，專門打電話來開導鼓勵我，要我堅強點，振作起來——無論藝術成就多高，徐先生從來都是非常真誠的人。
徐先生走了，但她的作品和人品會一直留在我們心裡。對我們這些戲迷來說，她一直是身著藍色長褂，頭戴束髮藍冠，手持通靈寶玉，面若春花，目如點漆的模樣。那是我們永遠的寶哥哥，永遠的徐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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