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9日，越剧大师徐玉兰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6岁。当天，众多戏迷聚在医院门口，从下午等到了晚上。最后，医院让灵车从大门出去（一般都是从后门边门出）。戏迷们围着车，不少人掩面哭泣——他们送走的，是上海滩最英姿飒爽的一代名伶，是国人心中永远唱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的宝二爷。
徐玉兰12岁学艺，18岁组建兴华越剧社，25岁时为反对旧戏班制度筹建剧场，与袁雪芬、傅全香等10人义演《山河恋》，轰动上海滩，成了赫赫有名的“越剧十姐妹”。上世纪40年代，在徐玉兰等一批拓展者的努力下，越剧在上海发展、改革，并在五六十年代迎来黄金时期，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剧种。
她的一生如她一手创立的徐派一样，浓墨重彩，铿锵有力。她曾带着整团奔赴前线，曾主演越剧电影《红楼梦》创造不可逾越的票房纪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的观影人次达到12亿），也曾经历WG时的艰难生活，之后又带着越剧再度启程……她的作品被奉为经典，她的学生遍布天下，即便晚年住院，她也没放下指导青年演员的工作。
在徐玉兰先生追悼会准备的间隙，《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3位陪她走过最后时光的身边人——她的儿子、弟子和戏迷。三段口述，三段回忆，勾勒出大师最真实动人的模样。
俞小敏（徐玉兰之子）：天塌下来，她都可以顶着
2014年，母亲进医院抢救，插了一个多月的管子后缓过来，一条腿已经不能动了。从那时起，我就从美国回来照顾她，之后的3年，大概是我们一生中相处最多的3年了。以前我常想，作为母亲，她一定是不合格的，她忙于工作，很少与我们沟通；但她对朋友、弟子又极好，经常一群人围着她。小时候我家吃饭，总是七八个人一桌，全是她的弟子。所以我后来常对她说：“跟你做朋友比做母子好。”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是大明星了。那时我们住在上海复兴西路的洋房里，二楼。那一带一共有7幢楼，我们是6号，对面是4号，那楼的楼梯窗户边，每天有戏迷往我们家张望，我们在家就必须把窗帘全部拉起来。后来《红楼梦》上映，风靡全国，她的名气更是大得不得了。我上幼儿园时，一次午睡，她进来看我，幼儿园的领导还陪着，我就觉得特别骄傲。
但是我很少看母亲演的戏，主要是因为人太多了。我生平只看过一次她的演出，是一出叫《平凡的岗位》的现代戏，她在里面演一个人民警察。结果刚看了一点儿就听见后面有人说：“徐玉兰的儿子来了。”观众都跑过来要看我，我就没法继续看下去了。
那时候母亲会跟我讲一些以前的故事，如何跟着戏班到处表演，如何扎根上海创办剧团，但最让她神采飞扬的一段，就是抗美援朝时期。当时，她自组玉兰剧团不过三四年，就拉着差不多整团人上了前线，在战地慰问演出了8个月。她跟我描述他们深入战区的情景：半夜车子在开，一个炮弹就炸下来。每当讲到这种事，她就特别兴奋。
我6岁的时候，正值“WG”期间，她和父亲被带走，我只能辗转于各个亲戚家。每天傍晚我都变得焦躁，趴在窗户上看，既盼他们回来，又担心晚上被“抄家”。后来，他们到了“五七干校”劳动，每个月回来一次，每次都会留下十二三块钱给我和哥哥用。
我听她的学生说，即便是在“文革”，她在“牛棚”里被打到耳朵失聪，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后来去了干校，她也非常乐观，常偷偷唱上一段。我唯一一次见到她哭，是在父亲去世的时候。那是1976年，一天我放学回家，她把我和哥哥叫到房间，说父亲出事了，说着就哭了。
悲伤过后，她就开始想办法帮父亲平反。她不同意火化父亲遗体，一直冻了一年零八个月。将近两年里，她都在写材料、找政府。1988年，我父亲得以平反，举行了追悼会。
说来也巧，我父亲去世的日期也是4月19日。我父母在青年时代谈的就是“异地恋”：1942年，母亲去宁波演出，认识了我的穷书生父亲。后来两人在乱世中分别，12年间基本只靠着书信往来。母亲直到34岁，父亲到上海工作稳定后，才跟他结为连理。所以母亲去世后我想，也许这就是天意，他们太相爱了，父亲铁了心要在这一天接她走。
“文革”过后，母亲变得很不一样了，完全没有了大明星的架子。以前她是比较娇气的，家里有保姆，什么事情都不用做。遇上演出她要在家休息，我们小孩是全部要被外婆推着车子带到城隍庙去的。但是我觉得唯独有一样没有变，她对党、对国家还是那么信任，那么忠诚。“文革”后，被“抄”的工资全部退回来，她都拿去交了党费。我特别不理解，还跟她闹别扭，说：“你还不如买辆拖拉机，上面写‘徐玉兰’在田里跑来跑去！”她狠狠骂了我，说：“你根本不懂！”
一直以来，母亲对我和哥哥是很严格的，对我们的衣着、举止规定得很紧。她想的是：谁让你是徐玉兰的儿子呢？上世纪80年代，上海有了第一批私人摩托车，我想买，她就说：“我可以借你钱，但你每个月必须还。”还让我签字摁手印。买了车，她也不让开到弄堂里，必须把车停在巷子外很远的地方，她说：“不要招摇。”
后来，她又坚持让我去美国读硕士。当时我已经在深圳电视台有很好的工作，还刚结婚，不愿意去。她说：“必须去，这是你父亲的遗愿。”我们还因此冷战了一阵。
她对孩子的温柔，总是在背后。记得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一次去外面拍戏，得了急性阑尾炎被送往医院开刀。那时正好赶上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母亲跟我们台长碰面时，台长把我的情况和她说了，台长这么一讲，我母亲眼泪哗地一下流下来。后来台长把这件事情和我说，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我心目中，母亲是个几乎不太流露自己感情的人。
甚至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们的关系有时也会弄僵。主要是我在照顾她的时候，盯着她做康复、喷雾、吸痰，她觉得我太把她当病人看待了，对我的管束非常反感。
4月19日，在母亲临走之前的大概几小时，她的一些弟子都来看她，后来她们把我拉到边上轻轻对我说：“老师一直在说你好，说你对她很好，这么多年照顾她非常不容易。”
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母子间的一种交流模式吧。母亲很少当面和我说什么人生道理，她的许多精神都是她以身作则让我学到，或者是我从别处听来的。
我的母亲无疑是非常坚强、乐观的。在我与她相处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听到过她一句抱怨，也从不曾见到她脆弱的一面。在我心目中，对于任何事情，就是天塌下来的事情，她都可以顶着。
钱惠丽（徐玉兰弟子，上海越剧院副院长）：只要说好了，就绝对不会回头
4月18日的下午，老师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去看她，在她耳边说了很多话，有一种“多叫叫，把人叫回来”的想法。她眼睛朝我看一看，眨一眨，表示自己听到了，之后就懒得再睁开了。就这样，迷迷糊糊到了19日下午5点18分。她走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姐汪秀月正带着剧院的学生在温州演出《红楼梦》，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说：“老师，走了。”她们那边一下子全哭了，汪秀月就安慰学生说：“你们不能影响嗓子，徐老师在天之灵，也希望你们把这出戏唱好。《红楼梦》是老师的代表作，把这出戏演好了，就是对她最好的怀念。把眼泪擦干、别哭，好好地演，好好地唱，就是我们为老师送行。”
之后，我们就开始帮老师穿衣服。妆是我给化的，刷一点粉，涂一点胭脂。这一辈子，我只给老师化过这么一次妆。我胆子很小，是很怕去医院、很怕见到亡人的，但那天我一点那种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她只是睡着了。
老师很爱美，即便是最后几年待在医院里，也特别讲究。每一次去，我都要提前跟她说好时间，她总会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上一副有色眼镜，精神地坐在那儿，每次都这样。以前我看到老师非常敬畏，说话的时候还要考虑考虑，但是这两年不一样，我希望她心情好一些，常常跟她撒撒娇，我说：“老师啊，你咋把徐派唱腔难度设置得那么大，让我们学的人实在是太难了。你的这些行腔、小腔的处理，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学会的。还有一些颤音，一些年纪轻的人真是没法学。”她听完后就笑笑，说下次让学生来她亲自教。
我与老师相识的时候，她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了。1978年我15岁，《红楼梦》复映，好不容易才买到了深夜12点的电影票，当时我就有了梦想：唱红楼，演宝玉。1980年，我考入浙江诸暨越剧团，第一次登台亮相唱的就是老师的《宝玉哭灵》。后来，经过周宝奎老师推荐，我去上海见到了老师，在她面前唱了一次《哭灵》。见她就跟见神一样紧张，她很有威严地站在那儿听我唱，我就记得自己一直在抖，吓死了。
我刚来上海时，老师虽说很严格，但也很照顾我。她经常“小家伙，小家伙”这样叫我。我们演出都睡在后台，我身体比较差，老师就把我接到自己家，让我跟她睡一个房间，还让儿子给我买牛奶喝——以前牛奶不是说买就买得到的，她都会想办法弄来给我喝。
在我的印象里，老师是一个只要说好了就绝对不回头的人。只要上台，再苦再累也要把戏唱到最好。我刚到上海时听师姐们说起老师以前表演，一次肩膀摔断了，硬是咬着牙把戏给演完。
她做剧团也是，不论在新中国越剧发展初期，还是改革开放之后，老师都是个坚定的改革派，而且从思想到行动完全一致。上世纪40年代末她自己当老板创办玉兰剧团，生意很好，但是抗美援朝一来她说也不说就去了战场。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还没有谁敢做剧团。老师一心要敢为人先，她说：“上面下文说只要不演坏戏，文艺团体可以承包。我就想自己承包一个团出去演，观众可以多看戏，国家可以少拨点钱，演员们也可以多些收入。”1986年，她和王文娟两位老师顶着压力，与上海越剧院、上海市文化局签了承包改革协议书，成立“改革团”，也就是今天的红楼剧团。我们这一批都是那时候进团的。红楼团里的年轻人，很多都是老师自己去“挖”来的，连户口都是她给帮忙办下来的。今天，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能有这样的成绩，老师功不可没。
作为师傅，老师的确非常严格。我几乎没有听过她表扬我，但我知道她一直在关注我。以前她来看戏，总是坐在第一排，把我弄得特别紧张。后来她知道了，就不让别人告诉我她来了。这两天准备追悼会，有一位戏迷来跟我说：“你的每一场戏我都看，是徐老师派我去看的！看完了回去告诉她怎么样。”他是老师的“间谍”。
即便是生病住院，她躺在病床上，戏剧频道是一定要开着的。别的老人八九点就睡了，她都是看到十一二点。这其实是唱戏的后遗症，舞台表演经常全部结束就是这个时间点。她一直失眠，从年轻时唱戏就有，为了睡好觉，经常吃安眠药。她必须要保存体力，这样才能在舞台上好好唱——她的一切都是为了舞台。
等我自己带了队，事情多了，就很少看戏。老师会来问我：“最近有没有去看那个戏？”我经常不好意思地说没有。老师就批评我：“一定要去看，好的不好的都要看，看看别人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这样才能进步。”我想，这就是老师做艺术最好的精神，她永远在吸收、在改革，所以才会有徐派，才会有她创造的那么多经典的唱段与画面。
国平（票友）：她既用情，又有激情
钱惠丽给我发了短信后，我立刻赶去华东医院。病房外挤满了人，电视台的记者、剧院的老师，还有一些票友。上一次见徐先生就在两天前，我去医院看望，还带着她最爱吃的清炒虾仁，那时，她已经说不出话了。
39年前，我16岁，跟着祖母去电影院，第一次看了徐先生的电影《红楼梦》。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过越剧，也不知道越剧是什么。但电影里，徐先生扮演的贾宝玉太惊艳了。她的“宝哥哥”，从不懂事、到稍懂事，再到懂事，每段唱腔、身段都不一样。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往后的30多年，我看了30多场徐先生的《红楼梦》。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听徐先生的越剧场，《打金枝》《西园记》《北地王》《西厢记》《追鱼》，我只听她的戏。她的戏各有特色，我最喜欢的就是《红楼梦》与《北地王》——前者唱的是“用情”，林黛玉过世，贾宝玉伤心；后者唱的是“激情”，魏军攻蜀，刘禅决意降魏，北地王刘谌眼看江山灭了，国破家亡，真是悲愤至极。我还记得，那时每到上海人民大舞台放票日，门口的售票厅从凌晨4点就排起了长队，要等3个小时才能买到一张票。我拿到票的时候，心情真是激动坏了。
因为太喜欢，便托朋友找到徐先生；又因为她的戏我每场必到，我们越来越熟了。她常来票友会，还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我年轻时，因为喜欢看戏，没心思交女朋友，徐先生就劝我：“早点把婚事办了。” 有一年我生病住院，她还托人送来了补品。对这件事，我特别感动，记忆犹新。
徐先生喜欢拉着我们这帮票友，给她的戏挑毛病。她总跟弟子说：“你们今天能红，靠的都是观众。”我还记得，在一场《春香传》散场后，我跟徐先生说，某个坐下来的动作，角度不太对，灯光不太好。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听这出戏，徐先生果然就换了角度，调节了灯光。一直以来，对于服装头饰道具布景的设计，徐先生都亲力亲为，“花纹的样子不对”“亮片的位置错了” ，她总能挑出问题来。唱腔的设计上，这么多年来，徐先生也一直琢磨着改进，有些老戏新唱，我就觉得她的转音更好听了。
我自己在生活中，每每遇到挫折，都要翻出徐先生的磁带，沉浸其中，便忘了烦恼。她是个充满正能量的人。有一次，因为工作不顺，我动了要辞职的念头，徐先生知道了，专门打电话来开导鼓励我，要我坚强点，振作起来——无论艺术成就多高，徐先生从来都是非常真诚的人。
徐先生走了，但她的作品和人品会一直留在我们心里。对我们这些戏迷来说，她一直是身着蓝色长褂，头戴束发蓝冠，手持通灵宝玉，面若春花，目如点漆的模样。那是我们永远的宝哥哥，永远的徐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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