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先讓：一代“女神”郭蘭英
1960年2月，在歌劇《小二黑結婚》中飾演小芹的郭蘭英首次出現在《人民畫報》的封面上。
作者楊先讓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版畫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間美術學會副會長，中央美術學院民間美術系主任、教授等職，其作品被英國大英博物館、中國美術館等機構和個人收藏，曾出版著作《黃河十四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黃河流域民間藝術田野考察報告》等。
本文節選自《楊先讓文集》之《三人行》，感謝廣西師大出版社供稿。圖片為編者從網上選取。
一代歌手郭蘭英
乍聽說國內要為郭蘭英舉行從藝六十週年紀念活動（編者注：1994年），感到很吃驚，人才六十五歲左右，怎麼會從藝六十年了呢？我們美術界的大師們舉辦六十年藝術活動，都是八十多歲的耄耋之人。細想郭蘭英從四五歲入戲班子步入藝術生涯也真該如此了。作為幾十年的老朋友的我，雖身在海外，有必要寫點什麼以表賀意。
我認為郭蘭英是中華民族現代音樂史上一朵奇葩。從目前看，她所走的路子，是一條無人可以代替的極有創新意義的音樂藝術之路。
一個優秀新歌劇的誕生，不只編劇和作曲是成功的基礎，更重要的是歌劇演員，方能推到廣大群眾中去被渲染肯定。郭蘭英無疑是這個隊伍中的一員主將。像《小二黑結婚》《劉胡蘭》《竇娥冤》以及後來重新編排的《白毛女》等歌劇，經過郭蘭英的參加演出而定型了，很難有人超越。
本來一出新歌劇的產生就很困難，出現一個郭蘭英必然被安排為 A 角，為了培養新演員而設的 B、C角，往往登臺機會渺茫，因為觀眾花錢要求看郭蘭英的戲，因此形成劇院重重矛盾，但是又無可奈何。劇院方面的人說：“人家郭老闆（她不喜歡人們用舊戲班子裡的稱呼稱自己，可是一些熟人朋友還是感到那樣稱呼親暱）也就是厲害。”
的確，郭蘭英的成長和她所創出的這條歌劇新路，既不是由學院裡培養的，又並非偶然現象，那是一個時代裡土生土長而出現的奇才，不得不承認她確實是一位最好的舞臺“材料”。她記憶力過人、聰明智慧，具備中國戲劇舞臺上的做、念、唱、打最佳功底，自然是經過了一番磨鍊。
她的個頭雖不高，但是形體抓人，一副典型中國舞臺上的旦角五官，真是上天賦予。半場歌劇下來不喝一滴水，只在中間休息時，吃一個水果。平日飲食葷肉不沾，只吃大蔥、大蒜、醋和辣子。輕易不動酒，如果喝起來，很少能有對手。她的發聲練唱與眾不同，更不同於西方練聲法，有人說她喊嗓子刺耳不調和，但是一旦踏進排練廳與樂隊一合，那又是天衣無縫，令人欽佩。
下面談幾件有關郭蘭英在藝術活動上的事例，做一種闡述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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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蘭英年齡近六十五歲，出生在山西平遙縣，家貧，兄弟多，只她一個女娃，長得伶俐。山西是個戲曲之鄉，山西梆子（又稱中路梆子，後稱晉劇）、北路梆子、蒲劇、眉戶戲，還有祁太秧歌以及豐富的民歌小調，山西人人會喊唱幾段。因而歷來很多大小戲班子，隨著農忙農閒、民俗節令或生婚嫁娶，過村串鄉演出餬口。
郭蘭英母親告訴我：“只好在蘭英四五歲時交託給戲班子了。”
“文革”間，文藝界“砸四舊”戰鬥隊就是揪“三名三高”郭蘭英而開始命名的，批鬥關押捱打受罪就不用說了。
她曾對我說過：“捱打我不怕，從小什麼打沒捱過，反正我就是捂著自己的嗓子，不能被他們打傷……”她說：“當年在戲班子裡練習學戲，都是打出來的，冬天掛一塊冰，對著冰喊嗓子要到呵氣把那塊冰化出一個洞來方休，不過我挨的打比其他兄弟姐妹少多了。”她五六歲登臺，最後紅在張家口地區，被稱為“晉劇裡的梅蘭芳”。
1947 年，解放戰爭時期，八路軍佔領張家口後，正在郭蘭英所演出的戲園子對面上演《白毛女》歌劇。她也是久聞其名，就利用自己上臺之前跑去觀看，結果哭得淚人一個，從此下決心：這輩子一定要演《白毛女》歌劇。
不久八路軍撤出張家口，那時郭蘭英正是十七八歲紅得發紫的時候，成為戲班子裡的臺柱和搖錢樹。她堅決要投奔演《白毛女》的文工團，而她母親不答應。郭蘭英就哭鬧著不想活了，一瓶燒酒下肚，燒得她將胸口抓破，血痕交錯。這是她母親後來對我說的：
“看來不答應不行了，她的性子太烈，人已不成樣子了，只好豁出去，拿了個包袱冒著槍炮衝出封鎖去追趕部隊，最後還真找到由周巍峙任團長那個演《白毛女》的華北大學文藝工作團。”
第二代《白毛女》（郭蘭英飾“喜兒”）
從此團裡派專人教郭蘭英文化和識譜，穿上了軍裝跟著劇團參加排練，學著演出新劇。
我認識郭蘭英母親是在 1962 年，那時她也就是五六十歲，一位典型的中國農村婦女形象，看得出來年輕時的美麗俊秀。一口山西腔，跟著蘭英參加了文工團後，成了團裡的後勤人員，做飯縫補，周巍峙與王昆夫婦的兩個孩子都是她一手抱大的。
喬羽曾對我說起當年郭蘭英在山西城鄉著名的程度：“郭蘭英參加該團不久，她離開的那個戲班子在我們駐地周圍演出，有一天領班的找到了我們，跪在周巍峙團長面前要求借郭蘭英前去幫助演幾場，否則戲班子揭不開鍋了。一再懇求下，團長看看怪可憐的，就答應了，派我接送郭蘭英，當然也要保護她的安全。就是那一次讓我看到了群眾看郭蘭英那種熱烈場面，人山人海、房子上、樹上都是人……”
郭蘭英從一個戲曲名演員突然轉變為新文藝隊伍中一名成員，不只從生活習慣、審美情趣而且事業性質都存在極大的變化。
她自己曾向我說了一件讓我捧腹大笑的事：“發現有人在前後指笑我，後來才知道為我嘴裡鑲的兩顆金牙。慢慢感覺到自己與眾不同，是不太好看。便利用假日跑到縣城找到鑲牙的，讓他幫助給我取下來。最後掰了下來，交給我說，是 K 金的。我說給你吧，扭頭就跑了回來。”可以想象郭蘭英當年作為一位戲曲名角，每天的穿戴打扮與後來只穿一套灰軍裝而感到美，其間的差距可謂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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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冬，我是國立北平藝專美術系學生，老院長徐悲鴻“左傾”，我們一批青年學生也不滿當局的腐敗，對中共直入北平抱著無限憧憬，但內心又以觀望的態度審度著周圍一切。不久，學校的禮堂迎來了華北大學文工團，每晚對市民宣傳演出。北平當時除了幾家電影院和劇場外，我們學校的禮堂算市中心王府井一帶最醒目的了。觀眾整隊入場，席地而坐，臺上沒有麥克風擴音器，但音響全能送到每位觀眾耳中。
這次的演出對大部分師生是一次振奮，一次新鮮之極的精神介入。大大區別於每天音樂系同學們的洋號、琴、弦以及“咿、呵”西洋發聲的吹拉彈唱，更不同市場間播出的電影明星們軟弱無力的呻吟。
臺上一幕幕傳送給人們的是清新濃郁的鄉土氣息，短小精彩的節目使人感到親切，演員們的演技樸實、歌聲是真聲真調，使我百聽不厭，最後大家也會哼哼跟著唱了。
記得那時的節目小秧歌劇有《王大娘趕集》《夫妻認字》《一場虛驚》，女聲獨唱有《翻身道情》《王二嫂過年》《平漢路小調》等，秧歌舞有《四季花開》《秧歌腰鼓舞》以及大合唱，等等。眾多的演員如李波、王昆、孟於、前民、穆宏等都是後來大陸上著名的藝術家，但是其中聲貌最突出、最不一般、最有光彩、最吸引人的就是郭蘭英。這也就是我認識郭蘭英等人的開始。
1950 年，郭蘭英獨唱的以一組山西民歌改編的《婦女自由歌》在蘇聯舉辦的國際青年聯歡節上獲獎，這首歌被她表現得有頌有訴，深情動人，傳遍國內外。
1954 年，馬可根據西北高原一帶的民歌特點，針對郭蘭英的藝術風格，為《小二黑結婚》歌劇譜曲。本來馬可在延安時所創作的民歌風味的《南泥灣》，幾十年來被郭蘭英演唱得非她莫屬了。這次由郭蘭英來主演劇中村姑小芹，更是水乳交融，得心應手，幾首大唱段，唱得真是餘音繞樑，三日不絕。
1958年5月，中央實驗歌劇院演員郭蘭英在西安街頭為市民演唱《小二黑結婚》選曲（資料照片）
記得 1956 年，我到陝北收集創作素材，在綏德縣一個天高氣爽的秋日，正逢趕集的日子，人們熙熙攘攘，趕牲口的、趕牛羊的男女老少來來往往。我跑到城下河邊畫速寫，忽然空中傳來縣文化館大喇叭播出《小二黑結婚》選段歌曲，女聲合唱後托出郭蘭英的獨唱，我相信當時在那個環境下，絕不止我一個人聽得如醉如痴，美好到極點。
1956 年，中央實驗歌劇院排練出新創作的《劉胡蘭》歌劇，女主角由方曉天擔任，接近公演時，忽然郭蘭英提出也要參加演出（當時中國歌劇院尚未建立，郭在該院民族演唱組），並要求與方曉天輪流擔任主角。這使院領導十分為難，因為此劇全部由美聲組演唱，樂隊也是由西方樂器伴奏，如果由民族演奏組重排已來不及了。而郭蘭英提出一切照舊，演出日期也不必改動，只自己一個人參加即可。
此事反映到文化部周揚、周巍峙等人那裡，經研究後同意了郭的要求。在全部演員和樂團由西方音樂方法演出情況下，只郭蘭英一個角色採用自己的民族唱法演出，很多人擔心不會和諧。結果，郭的演唱反而更突出了劇中主要角色劉胡蘭的形象，演出十分成功。從此主題歌《一道道山來一道道水》，全國人都知道是郭蘭英唱出來的，而且成為她的保留曲目了。
由郭蘭英演唱的《一條大河》、歌唱家鄉的《人說山西好風光》《麥浪滾滾》以及《毛主席來到咱農莊》等等，真是家喻戶曉。不管歌曲的政治內容如何，只因曲子寫得美，民族氣息濃，更主要是郭蘭英用她那獨特的腔調，把歌唱得沁人心脾，有誰不愛聽呢？
郭蘭英曾由於 1950 年電影《白毛女》選拔演員而落選，可能因為她演唱風格特別之外，還因為鼻樑有些扁平，缺乏立體感有關吧。這使她十分惱火，一個演員希望進入電影鏡頭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57 年郭蘭英面部受風，嘴歪了，這對一個表演人員來說關係重大，最後她下決心冒極大的風險動大手術整容，順便把鼻樑墊高。
導演舒強曾在我為郭蘭英創作一幅油畫肖像時，對我說過這樣一句話：“蘭英整容後雖依然好看，但總覺缺少當年那股純樸勁。”也就是說，面部形象是立體感強了，但對熟悉她的人來說，有那麼一點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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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大躍進”，最大的口號是“各條戰線要多、快、好、省”。
劇院決定排練解放軍文工團創作的《紅霞》歌劇。主角當然由郭蘭英擔任。往昔排一齣戲起碼要數月才進入合樂彩排。這次郭蘭英從拿到劇本樂譜開始，只用了一個星期，臺詞全背熟了，提出要求合樂，不是多快好省嗎？弄得大家驚訝萬分，這裡說明郭蘭英的記憶力和熟譜能力之強。
記得文化部經常召開大會號召政治學習，學馬列、毛澤東著作等，周揚做動員報告時常說：“為什麼郭蘭英同志對那麼多臺詞能背得爛熟，而馬列主義的書就背不下幾句呢？不能只專不紅啊！”
郭蘭英的舞臺經驗之豐富也是驚人的。她曾對我說過，當年在戲班子裡穩場（即後面演員未到），自己在臺上正唱著不能下場，那必須拖延時間，又不能讓前臺觀眾發覺，還剩下幾個字的唱詞了，這時就看演員和場面（樂隊）的靈活功夫了。利用梆子豐富的曲牌，就拉長“噯噯”吧，半個多鐘點過去了，等後臺暗示可以下場，鼓點一變馬上收臺，還能博得全場叫好。
郭蘭英演《紅霞》，有一次忘記戴手鐲上場了，因為“送別定情”一場要一邊唱一邊把手鐲摘下來送到情郎手裡，結果正唱到關鍵時，一摸沒有鐲子。臺下的眼睛都盯著臺上兩個人呢，她靈機一動馬上改編唱詞，並來了一個大動作，神不知鬼不覺地過去了，卻把那位演情郎者嚇得一身大汗。像這種事，如果演員一慌，準砸鍋，一定要沉穩，有時臺上料想不到的事太多了。
60年代的郭蘭英（《人民畫報》1964年第2期，攝影李蘭英）
1960 年，正逢“三年困難”時期，剛抓完“右派”，接著“大躍進”，超英趕美；之後又“反右傾”；再加上肚子捱餓，肝炎浮腫病是幾顆補助黃豆解決不了的，弄得人們心灰意懶。
周恩來與陳毅早已感到知識分子心裡不舒暢，便決定先在文藝界召開一個文藝座談會，郭蘭英參加了。
一天她走在新僑飯店走廊上，迎面陳毅走來，一面高嗓門打招呼問：“蘭英，你還能唱山西梆子嗎？”
“怎麼，你要聽？”
“要聽。”
“好。”郭蘭英扭頭就走了。去山西太原選擇了山西青年晉劇院合作。先恢復劈叉彎腰等功夫，十五天練下來，基本達到過去的程度了。為了體現做、念、唱、打，定了三齣戲：《金水橋》《坐樓殺惜》，武旦戲可能是《樊梨花》。先在太原市為家鄉父老演了幾場，不用說坐票站票都售光了，只差“掛票”了。省委書記還自己拿了小板凳夾在過道間觀看。
進京演了幾場，主要是被請到中南海懷仁堂演出，不用說那幾位山西籍首長們，如彭真等看得如飲濃酒，當演到全部以做、念表演的《坐樓殺惜》中，閻婆惜與宋江鬥嘴賣俏，一個箭步躍上一米外的高八仙桌，蹺腿雙手反扣穩坐在那裡斜視著宋江，那個氣人的勁，那個本領引得周恩來、陳毅等開懷大笑。
這些都說明郭蘭英的民族表演藝術造詣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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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週年，重新公演《白毛女》歌劇，由馬可增添了後場的“恨比山高”大唱段。這是一首難度極大的，充分發揮河北梆子的高腔特點的曲調，郭蘭英得心應手錶現得淋漓盡致，成為她後來一些音樂會上必唱的節目。
文化部很重視這次的紀念活動，劇院特請來當年在延安首次導演《白毛女》的著名導演舒強，又特邀到延安首演《白毛女》的主角王昆任 A 角，郭蘭英任 B 角。
周恩來總理和夫人鄧穎超觀看《白毛女》後，與著名歌唱家王昆（左一）郭蘭英（右一）合影。
我看過幾次排練。一個綜合性藝術的實踐集體，到了排練廳上，導演就是至高無上的權威，他調度指揮一切。尤其舒強來導演，對演員們就是上課學習，個個手持筆記，鴉雀無聲地洗耳恭聽。
排演中演員一遍遍地做，導演一次次引經據典地說，尤其王昆的戲，第一幕喜兒與楊白勞，反反覆覆不行重來，王昆一會兒跪下一會兒爬起來，不是身段欠佳就是情感分寸把握不準確。郭蘭英站在一邊細看王昆的排演，隨時等待導演的叫喚。就這樣，一天排不了多少戲。
我是最想看郭蘭英的排練，終於等到了，結果舒強和顏悅色地對助理導演說了一句：“你們排吧！我走了。”使我十分驚訝。
後來我問舒強為什麼對王昆要求得那麼嚴格而對郭蘭英又太放鬆了，舒強笑著說：“一個是表現派，一個是體驗派，體驗派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體系，我熟悉，而蘭英可以說是表現派，是中國戲劇的表演傳統和體驗派的結合，她怎麼表演都好看，何況我也指導不了，她聰明極了，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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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春，北京漫天黃沙，我由文化部組織的農村文化工作隊回京，得到消息，“郭蘭英獨唱音樂會”在民族文化宮劇場演出。這在當時是十分新奇的事情，因為一向政策是不鼓勵突出個人，誰有膽量敢舉辦獨唱音樂會，領導也不敢負責啊！
在北京算是得天獨厚了，能看蘇聯和東歐兄弟國家的偶爾訪華演出，僅一兩場的戲票又被對外文委演出公司控制得極緊，能看到算是僥倖。
這次的獨唱音樂會，我擔心給郭蘭英添麻煩，決定自己去排隊買票。過去只要是她的演出，一般我都到後臺從看她化妝起（我曾畫過她上妝時的油畫）到預報上場，然後我就跑到樂池，或到第一排、第九排導演席上找個位子坐下即可。
未料要買票的人們排隊一直排到了西單十字街頭拐彎處，頂著大風被颳得一身黃土不說，看看前面擠著吵架，根本沒有希望。那個年月又沒有電視，廣播又不知何時轉播，眼看僅兩場的音樂會聽不到了。
過了幾天，我去看望郭蘭英，也是這次她告訴了我一些舉辦音樂會的前前後後情況。
20 世紀 50 年代在北京第一個演出《茶花女》主角的著名女高音張權，1957 年夫婦倆被劃為“右派”後，由中央歌劇院下放到北大荒勞改，丈夫死了，自己後來被調到哈爾濱歌舞院，人家哈爾濱支持她舉辦獨唱音樂會，在哈市很成功，接著來北京音樂廳舉辦，同樣轟動。
有一天周恩來見了郭蘭英，問她能否也舉辦一個獨唱音樂會，郭蘭英一口答應，回院請示，領導有些為難，其實只要求一個小樂隊。這樣一來郭蘭英就去找海政文工團的作曲家呂遠，人家完全支持，不只樂隊，連場務等全包辦了。加緊排練後就公演了。
郭蘭英獨唱會
選擇的節目有四個方面，前半場為創作歌曲和戲曲選段（包括山西梆子、河南梆子、河北梆子、曲劇大鼓等），下半場為民歌選曲和歌劇選段（民歌有山西、陝西、東北等地的，尤其山西民歌，用地方方言演唱，別有情趣）。
第一場演出，周恩來、郭沫若去了，結束時群眾一再鼓掌歡迎，當“暗口”（續場的術語）第三支曲子後，周總理舉起雙手讓觀眾不要鼓掌，他帶頭站起來走向舞臺與郭蘭英握手祝賀。
郭蘭英說：“其實我剛把嗓子喊出來了，再唱多少沒有事，何況就‘矗’在那裡唱。”
不久，由於群眾要求，又決定在“首都劇場”加演兩場郭蘭英獨唱音樂會，郭蘭英給我送來六張票，而我又可以不用票在後臺看，連我家的保姆大娘都一起去劇場了。
記得郭蘭英前半場穿一身淡藍色民族服裝，後半場改換一身白色民族服裝，梳一條長辮、戴一朵絹花。演出精彩之極，那天起碼又增加演唱了十多支歌，可以說這是中國大地上生長出來的一個獨一無二的藝術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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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郭蘭英參加周恩來親自領導組織的“中國革命舞蹈史詩”演出（都說是由周恩來、周揚、周巍峙“三週”領導的），她演唱《南泥灣》一曲，即“延安開荒自救”一幕花籃舞中的獨唱。
我第一次看演出是跟著郭蘭英從人民大會堂西門進去後，弄了一張票給我的。整個演出感覺很有氣派，全場都是苦難和槍林彈雨的舞與唱，而只有郭蘭英的花籃舞蹈，像似一塊寶石般色彩奪目。她身穿玫瑰紅上衣配著深綠色褲子和黑底繡花圍裙，梳一條長辮，手託花籃，邊舞邊唱，典型的民間色彩和造型情調，再由黃土高原背景襯托，十分優美動人。
《南泥灣》和《繡金匾》這兩支曲子，郭蘭英從 50 年代到 80 年代演唱的聲情變化，十分明顯有個發展軌跡。50 年代的演唱，表現得如同鄉村少女無憂無慮地放聲歌唱，給人一種清秀甜潤又親切樸素之美。到了 60 年代，尤其從“大歌舞”開始，歌曲結尾處常常充滿了陽剛之氣，但又都統一在她自己的演唱風格之中。到了七八十年代，可能因為對人生經歷的豐富，人們會體會到郭蘭英的演唱秀麗之中加入一種蒼勁有力的氣勢。更不用說她後來由李波的保留節目中，拿過來成為自己演唱的保留節目《翻身道情》了，表現得述、頌、悲、憤層次分明，厚實飽滿，令人振奮。
郭蘭英對自己的曲目，選擇得十分嚴格。多少人願意為她寫歌，像早逝的天才作曲家施光南，就希望自己創作的歌曲由郭蘭英演唱，每次送來樂譜，她拿來一過目總是遺憾地表示不合適。而有些歌經郭蘭英一唱，別人就無法越雷池一步了，因為風格特點太濃。
郭蘭英在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第四場—抗日烽火—演唱《南泥灣》
郭蘭英的演唱藝術完全是借歌抒情。她吐字特別清楚，為了強化“情”和抑揚頓挫的旋律，咬個別字到達狠的地步。她又有著民族戲曲和民歌的深厚根基，不只發聲和形體自幼受到嚴格訓練，其功夫到了入化的程度。因而她在新歌劇的演唱時，能獲得恰到好處的結合，一出手一抬足、一舉目一身段都可以融化在所要演唱的情感之中，被極精練地應用著，完全不同於西方歌唱家的舞臺作風。只要她一出場，眾目集中，她在演唱時，觀眾被她的聲、貌、形體、手勢等抓得緊緊的，目不轉睛地跟著她轉。有時她演唱一個歌，雙手直垂沒有一個手勢，全憑唱腔的魅力，依然感人。
北京天安門前人民大會堂，舞臺高又大。記得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梅蘭芳演出《穆桂英掛帥》，出場時，不知敲了多少遍鑼鼓點方才走到臺前中央亮相。而郭蘭英身材本來就不高，獨唱時常是短褲襖打扮，她的出場反而半低著頭走到臺中央，偌大一個舞臺上站著她一人，小樂隊離她一旁遠遠的，只要樂聲一奏，她一開唱，人們便會感到郭蘭英放大了，把個大舞臺佔得滿滿的，這不是魔術而是藝術超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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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三名三高”人物郭蘭英必然是首當其衝，倒的黴、遭的罪可想而知了。說出身她比誰都貧苦，對革命之忠，她常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郭蘭英的今天。”自己是人大代表，又不同於那些有名的戲曲演員，拿著一種贖買政策的高薪，而自己是國家演員，著名藝術家。對毛澤東就更不用說了，自己唱了多少歌頌他的歌啊。雖然總要求入黨，可是劇院的黨支部就是幾十年地通不過去。總之她表現得再好都是假的。非打倒郭蘭英並讓其永世不得翻身，否則“文化大革命”豈不是白乾了。
郭蘭英是一百個不服氣，任造反派關押打罵交代審查，只要一放她回家，她就不會老實聽造反派擺佈，他們組織戰鬥隊出去宣傳毛澤東思想，姑奶奶也與一些文藝界支持自己的人馬，組織更革命的演出隊。郭蘭英也穿上綠軍裝，戴上紅袖章，大搖大擺到工廠到群眾中去演啊唱啊。《白毛女》是樣板戲，我郭蘭英就會唱《白毛女》，他們唱憶苦思甜歌，我也給大家唱，唱得聲淚俱下，臺上臺下哭聲一片。人家造反派氣不過，造了“三名三高”半天反，最後造到這麼個局面，於是人家串通起來再把郭蘭英揪出來批鬥關押，反覆無數次。
當時很多朋友都為她提心吊膽，她曾對我說過：“都不怕，只怕那個女人一句話。”她使了一個眼色，我還在犯傻問誰。她是指江青。是的，如果江青說一句“郭蘭英是壞人”或者“你們那裡有個郭蘭英嗎？這人很壞啊！”，那可真徹底完了。
郭蘭英那時可能抱著一種幻想，就是周恩來總理瞭解她，只要周總理在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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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周恩來讓文藝界到農村去鍛鍊，進行鬥、批、改，順便可以練練自己的業務，事後有人說這是一種保護策略，免去在城裡被瞎鬥。原來工人來參與領導文藝界，結果工人也跟著胡鬥。
這次是請幾個軍區來管理。中央美術學院教職工由石家莊的三十八軍帶領。郭蘭英所屬的中國歌舞劇院到張家口地區的宣化縣，由當地駐軍管理。整天下地幹活學“毛選”，開批判會，抓深藏的“五一六”反革命組織，根本談不上什麼業務練習，弄得大家筋疲力盡，人心惶惶。
我們都在農村，分連、排、班，半軍事化，級別無形中不存在了，只剩下人的自然屬性。劉開渠、吳作人、李苦禪、李樺、王式廓、董希文等院長名教授與大家一樣拉車下田、挖地修渠，老鄉說這都是穿大背心戴手錶的“勞改犯”。
到了林彪完蛋後，大家才有些鬆綁，這種日子整整三年，才被調回北京。
圖為郭蘭英13歲時在晉劇《算糧登殿》中扮演的王寶釧
郭蘭英到了當年自己成名之地張家口，老鄉一傳十、十傳百，有人不相信，說是假郭蘭英，真郭蘭英現在活著也該七八十歲早死了。但是還是有老鄉坐著平板車的、騎自行車的，三五結隊地走路來到駐地周圍，對著一群在地裡幹活的歌劇院的人喊著：“哪一位是郭蘭英同志啊 ？”“這裡有郭蘭英同志嗎？”“請給我們唱一個吧！你們這點活我們全包了。”軍隊來人趕，越趕越不走，反而人一天比一天多。
郭蘭英開始參加幹活，後來隔離審查，部隊“左”得更兇，一定要挖出更狡猾的階級敵人，什麼逼、供、信等變相刑罰手段都用過了，包括假槍斃。有的人被整得實在受不了了，就亂咬，有的自殺。
郭蘭英算掉到這些大兵手心裡了。她本來就是個烈性子的人，在暗無天日的小屋子裡想過絕路。
可能 1972 年春，萬里到張家口地區視察，聽說郭蘭英在那裡，順便去宣化看看。到了宣化正趕上中國歌劇院演出晚會，萬里說好久沒有聽到郭蘭英演唱，今天能見個面吧？軍隊領導慌了神，馬上派人到農村去把郭蘭英接來。
1973 年我們在北京見面時，郭蘭英告訴我：“當時我被審查，說我是‘反革命’，忽然來人要我上吉普車，也不說到哪裡去，我心想完了，可能要送我進公安局監獄，萬未料到把我領到萬里面前，他見我憔悴的樣子，奇怪地問是怎麼回事，我就大哭不止……”後來情況就好轉了。
1973 年文藝界都回北京了。整天待著沒有事幹，真是浪費人生。
郭蘭英實在感到無聊，下決心要為丈夫生個孩子，人已過四十多歲，也真冒險。不久她真懷孕了，協和醫院著名婦科大夫林巧稚讓她注意保胎。這是 1974 年的事。
1974 年秋，人民大會堂舉行建國二十五週年宴會，人們都在關心周總理重病能否出席。郭蘭英接到了請柬，有一種被肯定的榮幸感籠罩著她。因為有身孕，沒有合適的服裝，朋友從劇院找了一身合唱隊隊員的演出服，拿回來動手拆了改腰身。就是在那次宴會上，全體忽然歡呼周總理到來，郭蘭英因為身材矮又離得遠，就站上了椅子悲歡交集地呼喊，結果身子抻了，回家後掉胎了。事後她對我們夫婦痛哭這場遭遇，令人悽然。談這些是說明藝術家是如何不幸，又如何在掙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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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江青感到幾個樣板戲已不能維持現有的局面。就通過文化部的爪牙于會泳和劉慶棠，選幾臺歌舞節目在“五一”應付遊園活動。因此就從中央歌舞劇院裡選拔演員和節目了。
中央歌劇院選了女高音鄒德華、男高音李光羲及伴奏員，中國歌舞劇院選了趙青和陳愛蓮為首的舞蹈隊、小樂隊等，最後還有郭蘭英。
這對很多演員來說是一種幸運，不知對郭蘭英來說是什麼。她內心十分複雜，對那些整自己為“反革命”的人來說，自己參加進來對他們無疑是一種挑戰，可是今後要直接受江青一夥的監督行事，又令人不安。反正大風大浪都過了，看看還能有什麼更嚇人的吧。
不講級別資格也不行，總不能把郭蘭英排在前面出場吧，高潮過去了觀眾有散場的危險，因而還得讓郭蘭英壓軸，當然節目都由上面領導拍板。郭蘭英選了樣板戲京劇《海港》中的一小段，可以放在開場喊嗓子用，兩首樣板陝北民歌《山丹丹開花》和《翻身道情》，本來就是自己拿手的，叫你們聽我的吧，其他愛點什麼都行。據說排練審查時，劉慶棠只提了出場時要健康些，郭蘭英心想，咱們就來紅衛兵式的上場。
郭蘭英將演出地點通知我們。否則偌大個北京城，誰知是哪個公園，哪個方位啊？
郭蘭英獨唱(1963年5月攝)
“五一”一早，我們一家向天壇公園出發，找到了他們的演出地點，坐著等待。掌聲中郭蘭英最後出場了，短髮，身穿乳白色“江青服”連衣裙，白高跟鞋，大白天她看到我們在臺下，會意地笑了一下。
久違重逢，既為郭蘭英終於經過無數次迫害如今藝術更加爐火純青而高興，又不知往後她還會發生什麼事而擔心。聽著她那高衝雲霄的歌聲，眼睛常被淚水模糊著。
總算得到上面的肯定，不久下令去廣州參加廣州交易會期間的演出。後來郭蘭英告訴我廣州演出的一些情況。
廣交會上兩臺招待演出晚會，一場是上海京劇樣板團的《海港》，另一臺就是郭蘭英他們的了。海報上也不提演員名字，只有入場後的節目單上注有演員的名字，什麼“著名歌唱家”“著名藝術家”等頭銜全沒有了。
演出開始了，當女高音鄒德華唱了兩支歌下場後再也回不了場了，因為觀眾掌聲很少，準備返場的歌全用不上了。男高音李光羲也是兩首歌下來返不了場。這時郭蘭英正在化妝室上裝，鄒和李二位跑來在郭蘭英耳邊悄聲說：“郭老闆，廣州觀眾不好伺候啊！”郭蘭英依舊化妝，心裡想走著瞧吧，管你好伺候不好伺候，這個舞臺我郭蘭英佔定了。
等到郭蘭英出場時，只聽臺下掌聲零散，觀眾開始嘰嘰喳喳，因為有的觀眾在紛紛議論這又是哪個郭蘭英，不是說那個“三名三高”的郭蘭英被紅衛兵打死了嗎？他們疑惑又在等待。
郭蘭英完全不理那些，便大步登臺，第一首歌唱完，臺下的掌聲還不夠熱烈，到第二首唱完掌聲熱烈起來了。第三首唱完回場，觀眾席間掌聲夾雜著嘈雜聲，郭蘭英對這些聲響是太清楚了，當年戲園子裡哪些是起鬨，哪些是砸場子，哪些是歡迎叫好，對一位有經驗的演員來說，能十分敏銳地分辨出來。這就是所謂臺上與臺下、演員與觀眾、表演者與欣賞者之間的神經末梢上的溝通。在舞臺監督的猶疑之前，郭蘭英返場了，而且一唱再唱，直到十一首還下不來場。
有意思的是另一場《海港》的觀眾，紛紛跑向這邊的劇場，警衛員一再勸阻都不見效，這邊的觀眾不只是爆滿，過道上也站滿了人，其熱烈場面可想而知。看來“三名三高”是打不倒的，人們需要真正好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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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 1 月，周恩來去世，這給多少人帶來無情打擊。在黑暗的年月裡，周總理給人一線希望和寄託，顧不得為自己也曾做過一些“違心”的事而自責。超脫一些看，政治漩渦中哪裡有淨土？
過了兩個月是清明節，全國群眾借紀念週總理送花圈活動表達內心的不平，北京天安門前的獻花圈的景象洶湧澎湃。天安門前演出了一場場群眾的正義呼聲，一次比一次不同而激烈動人。
群眾紀念週恩來總理
三天後，郭蘭英找我說：“你看天安門紀念碑前的花圈，工人、軍隊、市民、幹部都有，就是沒有文藝界的，難道文藝界的人死絕了 嗎？”
我們分頭買做花的白紙和粗細鉛絲，先在郭蘭英家做了起來。我騎著車子去豐臺黃土崗找鐵樹葉子和天冬草花枝，花農無私地供給我，
回來後我設計了一個直徑近三尺的小型飽滿而特殊的花圈，需要兩條白綢帶，我太太將自己一條白紗巾，一剪兩段正好，我寫上“敬愛的周總理，文藝界戰士想念您”。
夜已深，我們幾個人帶了花圈、粗鉛絲和鉗子，騎車向天安門出發，找到紀念碑南面最高一層漢白玉石欄杆上，牢牢地嵌在上面。第二天我們一夥又去看代表文藝界獻的花圈，拍照留念。獻花不只是懷念逝者，最主要是一種借題發揮人們心中的憤怒。可是不久“四人幫”開始在文藝界追查，也讓我們大家捏了一把汗。
“四人幫”倒臺，全民歡天喜地，當然也有少數擔驚受怕者。文藝界參加遊行在美術館門前集合。我們中央美術學院整隊到指定地點，郭蘭英迎面跑過來指著我大喊，那個高興勁，哪裡像個有名氣的大藝術家；還有李波“老太太”（因為她一直在《白毛女》中飾演黃母，所以大家都稱她“老太太”）。聽說她倆領著劇院的人一連上大街參加遊行，扭了三天秧歌。
接著郭蘭英參加慶祝演出，把《繡金匾》加了一段歌頌周恩來總理的詞，唱得全國人民跟著她的歌聲落淚。郭蘭英還為山西老鄉華國鋒編了一個歌，以表自己對“四人幫”倒臺的興奮之情。
1977 年，紀念週恩來逝世一週年，上面和文化部還真有反周恩來的意圖，下達了不少限制。郭蘭英十分氣憤，越干涉越要反抗。
範曾出的主意，由他寫懷念周總理的歌詞，呂遠作曲，郭蘭英在紀念演出時唱，我創作一幅懷念周總理的木刻版畫在同一天的《人民日報》上發表。
楊先讓 《懷念我們的周總理》 1976年
記得當時我日夜趕刻，既要像又要按時完成。頗有些神助，我竟完成了，而且北京出版社印刷了三種開幅的畫片，由新華書店出售，群眾排隊限制每人只能買六幅，怕滿足不了人們的需要。後來中央一些領導人大都存了我這幅版畫，包括葉劍英、鄧小平、鄧穎超、郭沫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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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的年月，各行業都投入了恢復整頓工作。歌劇院首先重新排演歌劇《白毛女》，由郭蘭英帶領兩個年輕演員任 B、C 主角，一個由上海京劇院調來的李元華，一位由河北梆子劇團請來的劉玉玲（現在是著名的河北梆子演員），把著手教一招一式一念一唱，從技巧表演到情感意境。為此我刻了一幅《白毛女》版畫作為節目單的封面。
接著劇院決定將被打入冷宮二十多年的歌劇《竇娥冤》重新排練公演。這是郭蘭英很喜歡的一出歌劇，尤其劇中幾大唱段如“依門望”和“託夢”等，表現得細膩，曲調委婉動聽。此劇又是古裝，很多傳統戲曲表演技巧，更可以融入其中，是個極好的創新機會。
有一天晚上，我跟著郭蘭英到劇院小排練廳聽合樂《竇娥冤》一劇。樂隊擠得滿滿的，指揮李執恭讓我坐在他身邊。郭蘭英披了一件棉大衣倚在門口，等樂隊調完音即將開始排練了，樂隊剛演奏了五六小節，忽然郭蘭英一聲喊叫：“笛子！”全體肅靜，個個目瞪口呆不知怎麼回事。
郭蘭英說：“怎麼回事？這都是什麼時候了，明天是我在臺上，就這樣不負責任，像話嗎？為什麼樂譜有的人還未改過來？”
指揮馬上讓笛子組查對樂譜，果然抄錯了幾小節。我在一旁感到郭蘭英太厲害了，一點不給大家面子，又深感她聽覺之準確，合奏中一個樂器的音符錯了都能聽出來，指揮反而大意了，令人佩服。
1977年，郭蘭英上了《人民畫報》的封面
我曾聽劇院樂隊的人說過：“郭老闆為了演出，毫不客氣，十分嚴厲，甚至大家都有些怕她，可是我們又最喜歡為她伴奏，只要她一上場，大家就來勁，配合得特別默契。”
此期間，郭蘭英曾帶隊訪問日本演出，促使她思考藝術上的一些新問題。另一個方面就是她加入共產黨的糾葛。按她自己的心思，“文革”後真沒有必要參加。可是一想起幾十年來想入，就是通不過，尤其是“文革”中還被打成了“反革命”的遭遇，為了爭口氣，非加入進來給他們看看不可，最後是被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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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郭蘭英決定編一臺歌劇選段的節目演出，不只唱也表演。
估計後臺卸妝、換妝和換景忙一些，自己的體力不成問題。這是個創舉，全國也不會有第二個人能包演幾個歌劇片段的晚會演出。一會兒喜兒，一會兒白毛女，一會兒小芹，一會兒短髮劉胡蘭，一會兒是竇娥，一會兒是鬼魂，很豐富。喬羽院長讓我為郭蘭英這次演出設計說明書，我義不容辭，將李苦禪特為她畫的一幅《蘭為王者香》放在封面上，很別緻。
演出是特別成功的，由於疲勞過度，在天津演出時，她暈倒在舞臺上了。
同時期，我邀請她到中央美院做了一次藝術講座，受到全院師生的熱烈歡迎。因為藝術是相通的。
一個表演藝術家，尤其是女演員，能把握自己，見好就收是十分不容易的，是需要勇氣的。可是郭蘭英也真是個絕才，此時，嗓子反而又高上去了一個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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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她告訴我自己下了決心要舉辦舞臺告別演出，使我很吃驚，而她的丈夫反對。
我估計郭蘭英年已過五十歲了，雖然嗓子能夠繼續唱，身體也好，還可以演一輩子晉劇，這些因素她都會考慮到，但是她絕不會走回頭路去做一名戲曲名角。她在中國新歌劇的闖天下過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個時代的來臨，一切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結合，她有力量能再往下闖嗎？她感到自己所走過的路是一個時代促成的，而且已經完成了，下面的路應由青年一代去開拓發展。她認識到自己不同於一些影視演員可以從青年直演到老年，她不適合在歌劇舞臺上演到底。
作者楊先讓作品木刻版畫《一代歌手——郭蘭英》
關於退出舞臺會在政治上、物質上產生微妙的變化，如人走茶涼等世俗關係，她只置之一笑。郭蘭英決定告別自己親愛的觀眾，告別自己幾十年滾爬跌打的熟悉的舞臺生活絕不是愉快的，而是痛苦的，但又不得不走這一步。我感到郭蘭英是深思熟慮後下的決心。
我便對她說：“我支持，你們音樂界如何我不管，我們美術界由我去做，首場演出的舞臺佈置我參加。”
當時北京還沒有大家贈送鮮花的條件與風氣，我想將美術作品裝裱成條幅，送給郭蘭英做永久紀念最好了。
果然，經我的聯絡，在北京的中國美術界一些權威都表示支持。時間緊迫，我們美術學院裱畫師傅加班加點幫助託裱絕不誤演出。贈送字畫者有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江豐、中國美術館館長劉開渠、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吳作人與夫人蕭淑芳教授，以及李苦禪、朱丹、黃永玉、黃胄、丁井文等著名教授與畫家，還有何溶、劉勃舒、李化吉和權正環夫婦、範曾和邊寶華夫婦以及我和夫人張平良等。當我將這批作品在演出頭一天交給郭蘭英時，她感動得眼圈發紅。
郭蘭英舞臺告別演唱會開幕那一天傍晚，劇院院長喬羽派車來家接我去天橋劇場。他一見我就說：“老兄你可來了，那些作品怎麼佈置。”
喬羽是我的山東老鄉，一輩子鄉音未改，一急說話就有點磕巴。大好人一個，又是著名的才子，大家都願意稱呼他“喬老爺”。
我讓把大幕前上面第一條掛佈景的橫吊杆放下來，將那些美術作品條幅由中間分別向兩邊排列掛好，然後升上藏起來，等演出到中間休息時，將畫徐徐降落在幕前定位，兩邊燈光一放亮，輝煌耀目，使全場觀眾為之一振，紛紛前往觀賞那批名家之作。
這也是在大陸前無古人的創舉，十分具有民族特色。為了表示紀念，我又完成了一幅《一代歌手——郭蘭英》的木刻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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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演出不久，郭蘭英的丈夫提出離婚，這對她的打擊太大。朋友說是因為看到郭蘭英油水不大了，就忘記夫婦一場情分，格調太低。無奈，郭蘭英跑到我家對著我們夫婦倆落著傷心的眼淚。做朋友的此時此刻也是束手無策，只能跟著嘆息，罵那個忘恩負義的人。
郭蘭英在事業上有聲有色，上有總理保駕，下有觀眾鼓掌，又是國家高級演員、名人，人長得也出眾，多少人追慕，可是在婚姻生活上卻不幸福。郭蘭英就是不喜歡當官的，我卻常對她開玩笑說：“你如果有個當官的丈夫就好了，很多事也就好辦了。”人家郭蘭英全憑她自己的本領支撐著，不理那一套。
不是嗎？局長、部長、市長大有人在，至今提起郭蘭英還垂涎三尺，她會裝作視而不見，偏偏願找身邊的同行者。第一位丈夫是樂隊拉胡琴的，結果窮小子全家吃這位高薪大演員，後來還要挨他的打，實在沒有辦法，只好在 50 年代末離婚了。郭蘭英在舞臺上文武雙全，可是對男人、丈夫卻不算機靈人。
郭蘭英
60 年代初，曾聽她咬牙說，一輩子也不想再結婚了。可是哪裡由得她，上天給你的姻緣未了。
不久，劇院樂隊來了一個青年小夥子，吹笙的，還是個小高幹的兒子，長得一表人才，粗眉大眼，天天泡在蘭英家幫忙打水跑腿，嘴也甜，叫蘭英的母親也親切，又抱孩子（蘭英自己為了藝術沒有生育過，抱養了一男一女，是哥哥的孩子）。忽然間，他向郭蘭英求愛了，蘭英說這怎麼可能，相差近十歲，可是人家表示不在乎，你郭蘭英老了我揹你上樓，弄得蘭英好新奇，這是在戲裡也未遇到過的事。
因為郭蘭英是有影響的藝術家，文化部有必要為了郭蘭英的幸福出面干涉，何況他自己的父親也反對。可是人家就借酒耍瘋尋死覓活，後來乾脆剃光腦袋要落髮出家當和尚。郭蘭英哪裡遇到過這種堅定的求婚方式，心再硬也受不了如此地磨啊，拖來拖去最後還是結婚了。
郭蘭英可能在家庭生活上總結了經驗，前個丈夫欺負自己，這次可要管住年輕的丈夫。本來這位新人是有所求的，生來就是少爺作風，他掙得那幾個錢，怎麼可能夠他花費的呢？買摩托車、吸好煙等都是一般人不容易得到的，蘭英一一滿足。日久天長蘭英顯得嚴厲，而丈夫為了討好蘭英在收拾家、擦地板等活上不遺餘力，並處處看蘭英眼色行事。有時感覺蘭英過分了，可是做丈夫的也太缺少大丈夫氣概了。
名人有各自的脾性，是無法改變的。這裡一開始就埋下了離異的種子。果不其然，當郭蘭英決定告別舞臺時，一種無利可圖的預示擺到了面前，最後人家千方百計根據自己將近二十年所付出的感情代價，帶走了自己想得到的物件，並喊著“解放了”“分手了”。這場戲未免演得太長了一點，使得郭蘭英痛苦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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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有多少陰陽差錯的事，使你無法預料。郭蘭英當年決定放棄晉劇名角的聲譽去投奔共產黨領導的新文藝隊伍，從演《白毛女》到成為中國新歌劇創業路上的一員主力；從一箇舊藝人到成為人民藝術家和代表；從“文革”大難不死到告別舞臺演出。
又怎麼能想到自己的演唱風格、表演技巧、聲樂訓練方法在新歌劇舞臺上留下範例，給中國民族音樂領域裡增添了極寶貴的研究課題呢。由從未想生兒育女到中年懷孕又掉胎，以及兩次婚變……所有這些只能說都是上天給她安排的，榮也好難也罷，無法逃脫。
可能是 1985 年到 1986 年吧，郭蘭英的生活裡闖進一個人。事後我們曾與他一起吃過飯，我看到他學李苦禪筆墨畫的大寫意花鳥，還有猛虎，他告訴我們他曾經在水電部，又到中國畫研究院打過天下。他在政界、文藝界都有活動空間，是我們的山東老鄉，人又很精明。用我妻子的話說：“不錯，看來蘭英晚年會幸福的，只衝人家‘萬兆元’這三個字的名字，將來不缺錢花。”
果然，郭蘭英對北京給她的一切榮譽，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音協、劇協、文協、婦聯等諸多委員的名義，像告別舞臺一樣全部謝絕了。兩口子跑到廣州番禺地區，在一片荒坡地上創建起了郭蘭英藝術學校。建校和三週年校慶我都發了賀信，除了我負責的“民間美術系”外，也請學院裡發了賀電。我也顧不得去了解她是怎麼獲得神助而開創天下的。
1993 年 5 月，我們夫婦去廣州辦事，順便去看望郭蘭英。太令人吃驚了，她是怎麼一磚一瓦平地建起一座座新式的大禮堂排練廳、階梯大教室、教學樓宿舍樓（三個學生一間，而我們中央美術學院是八個人一間）、食堂飯廳、教職員宿舍、招待所以及各種辦公室……據說沒有要國家一分錢。因為我也在策劃創辦一所民間美術學院，深感困難重重，談何容易；而郭蘭英從這裡白手起家至今整整七個年頭，這簡直是奇蹟，是全國文藝界獨一無二的創舉。
在郭蘭英校長的主持下，我為全體學員做了一次講座，又為美術班的學生進行了輔導，剩下的時間就是通過談天瞭解他倆的艱難創業。
很多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家老萬任學校董事長，也神通廣大，開設了幾個公司，做蘭英辦學的後盾，並買了昂貴的汽車送給郭蘭英。
他告訴我們：“蘭英苦了一輩子，我要讓蘭英幸福。有一次，李鵬在北京見了蘭英說，蘭英大姐，讓文化部撥點款給你們吧。我心想文化部窮得出名，怎麼會給我們錢，我們自己想辦法。”好大的氣派，幾年不見，郭蘭英是變了，變得成熟，她能排除一切干擾，找到這塊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創辦學校培養新的藝術人才，這一步走得太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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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郭蘭英一生在事業上的足跡，都能在關鍵時刻決定自己的方向，十分堅定而有主見，這是極難能可貴的性格和品質。她放棄山西梆子而投向新文藝隊伍毫不猶疑，她堅持自己的民族演唱風格絕不轉移，她當機立斷退出舞臺告別自己的觀眾，她能果斷地拋棄一切外加的榮譽離京去創建學校培育新人，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決心。這正體現了郭蘭英作為一位真正的藝術家的氣魄。
傍晚在校園散步，一邊閒聊。郭蘭英一邊走一邊告訴我們這條林蔭道是怎麼種植的，那片花園是什麼時候開墾的。最後走到一排平房前，她說：“你們看當年就在這裡自己動手蓋的，一場大雨地陷屋塌，我真是呼天不應，坐在泥水裡大哭，那時只靠著我那點可憐的積蓄分給大家，現在都過去了。不久，我們要遷到珠海地區去，那裡重建得比這裡還要好。”
《楊先讓文集》
我無言以對，只有佩服，誰看了他們的成績，也要由衷祝福的。今天，國內要為郭蘭英舉辦從藝六十週年紀念活動，沒有政府的認可，以及文藝界的認同是辦不到的。這是郭蘭英數十年來風風雨雨坎坎坷坷走過來的足跡，她跨越戲劇、聲樂、歌劇三個領域創下了自己獨特的位置。她不同一般出現的著名天才歌唱家和表演藝術家，她不只是那些，更重要的是時代賦予她創造了一條藝術實踐的新路，又在中國新歌劇的崎嶇小路上闖出來一條大道，包括她退出舞臺後個人辦學的成就，是需要文藝界很好地評價和認真研究總結的。
郭蘭英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是民族文化藝術真正的繼承者和發展者。我懷著不平靜的心情，在海外一方寫出以上的一些回憶和感想，是出於友誼也是出於責任。
需要說明一下，其中可能有個別地方的時間、人名有出入，手邊沒有資料，全憑腦子裡的積存，恐怕難免有誤，希望讀者諒解，好在人尚存，一切會糾正的。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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