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田
西南联大校门旧址。今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
1937年鼙鼓声动，山河动摇，中国的知名学府纷纷迁往内地，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漂泊之旅。出于对人力、物力、时局、资源的各项考虑，抗战期间联合的大学虽不少，然而多半是联而不合，内斗不断，在人事的损耗下不出几年便不欢而散了，西北联大便是惨痛教训。
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所世界级学术殿堂，除了注意保持三校之间的平衡之外，其辉煌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高效的运行机制、自由的学术氛围和独立的办学理念，而对于国族的忧虑、文化的热爱，以及追求理想的信念也是贯穿西南联大始终的精神内涵。
作为战时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综合性大学，西南联大并不曾拥有人们想象中庞大繁杂的行政机构，仅仅凭借其独具特色的校务委员会制度，它用少数干练的行政人员就使得这所在校人数超过三千，同时具备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大学正常运转。事实上，联大的专职行政人员非常有限，大部分事务都是由教学人员兼职承担。例如每年学生注册报到这样的大事，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注册报到、安顿入住等一系列任务，即便在实现了电子系统录入、无纸化办公的今天，每年的报到季对于高校而言都是一项重任，而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注册只由几名员工负责，居然也能做到井然有序，工作效率直接秒杀各大高校。这一切还得从三校“教授治校”的传统和联大名目繁多的各项委员会说起。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获准成立电文原件
西南联大的日常事务处理和重大决策都是通过校务委员会制度这种特殊管理模式而实现的。联大正经的行政处室只有三个，这在今天的大学中简直不可想象。1937年早在长沙临时大学时代就设立了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教务、总务、建筑四个职能处室。迁往云南之后，联大沿袭了校务委员会制度，将四个处室整合为三个，分别是教务、总务和建设，其中建设处后改为训导处。行政架构虽然简单，联大却通过灵活多样的委员会承担或分解了行政职责，据统计这些委员会相当于承担了今天大学的教务、科研、后勤、人事、财务、规划、基建、保卫等若干处室的职责，甚至覆盖了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校区管委会的职能！
具体来说，西南联大就是通过常委会、校务委员会、教授会以及其他名目各异的委员会进行学校管理与发展规划的。常委会即为常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共同组成，人称西南联大三常委，颇有点三巨头的意味，是联大的当家人。校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处长、总务处长、训导主任、学院院长以及教授委员会推举的教授代表11人共同组成，是联大举足轻重的机构，几乎学校的所有决策都少不了校务委员会。他们讨论的内容包括学校每年的预决算，院系专业的设立增减，规章制度的修订废止，以及学校的基建等大宗工程，总之大学里你能想到的一切事务它都负责，算是学校行政事务的主要管理平台。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委员会，主要负责选举校务委员会代表、学生学业审查、学术事务或对外宣传联络事务，同时也拥有参与校务决策，提出建议的权力。这几个委员会是联大管理运行的主体，也是教授参与治校的重要平台。
从表面上看常委会的权力很大，校务委员会中教授也只是部分代表，但实际上联大做出的每一项决定几乎都是出于教授意愿，能够代表广大师生的想法，并不是由少数领导一拍脑袋决定的。常委会名义上有三位常委，但真正主政联大的是清华校长梅贻琦。抗战时期东南联大中途夭折，西北联大联而不合，北大校长蒋梦麟曾说这就好比三条腿穿了两条裤子，谁也走不动路。如果西南联大的三位校长都想要当家主事，那结果必然是让教师们无所适从，很多事情都难以推进。因此三位校长从一开始就达成了共识，即只能有一位主政的校长，其他人必须懂得退让。作为三校中实力稍逊的南开在一开始就没打算主导联大的事务，校长张伯苓本人的声望颇高，又很识大体，他很早就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意思是委托蒋作为他的全权代表。联大的主导权实际是清华北大之争，这两所高校旗鼓相当，如果互不相让会为联大的发展埋下隐患。北大校长蒋梦麟在此事上展现出了十分睿智和宽容的一面，他主动让贤给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又常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种退让与放手保全了联大，却也引起了部分北大教授的不满，以至于在战后蒋被赶下台即与此有关，但那都是后话了。梅贻琦虽然是联大的实际领导，但他为人谦逊，秉持的是“吾从众”与“无为而治”的原则，遇事总是先请教别人的意见，如果好“就这样办”，如果不妥便说“我们再考虑考虑”。1938年之后常委会邀请各院院长与各处处长列席，共同商议校务。而作为常委虽然有权力列席教授会等其他各项会议，梅贻琦和其他两位校长却几乎从不出席。联大岁月里这位严于律己的“寡言君子”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爱戴。
1947 年4 月，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左四）合影
由于常委会几乎从不干预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的决议，因此广大教师通过这两个平台对校务进行实际上的参与甚至掌控。除了教授代表，校务委员会中各院院长和各处处长均由教授担任。而且行政处室中不设副职，除了兼职的处长便是办事的职员，没什么官僚气息，办事效率也很高。从事行政兼职的教授主业仍是教学科研，连固定的办公场所都没有。一开始做这些行政事务完全是义务劳动，最多有一点授课量方面的减免，直到联大后期物价飞涨的时期才会给一点点补贴。从各项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来说教授所占的比重是极高的，除了校务委员会几乎由教授组成之外，教授会成立的各项委员会中教授的比例高达83.3%（另有几位助教），蒙自分校的委员会中教授占89.7%（另有三位行政人员）。在对校务进行公开讨论时委员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主张，意见不统一时往往投票决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联大另有许多委员会，用于处理各项大小事务。比如“联合迁移委员会”曾向常委会提议学校帮助托运的行李教员不得超过60公斤，职员不得超过50公斤。由学校帮助运输的私人书籍须得由学校借用一年，不得提前讨还。这些委员会帮助学校处理了各种琐碎的事务，小的委员会不过三人，大的有几十人。许多委员会在任务完成后就进行改组或解散，也不会浪费人力资源。通过委员会的改组、换届和改选又使得广大师生的意愿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传达，及时为委员会注入新鲜血液。
“教授治校”和校务委员会制度固然是联大的特色，但这种基础却来源于三校的传统。北大在1928年反对章士钊的浪潮中曾经惊世骇俗地投票宣布脱离教育部，与章私交甚笃的校长蒋梦麟尊重了广大教师的意见；南开的张伯苓常说“南开不是校长一人之南开”，他德高望重但总是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清华可谓是三校中贯彻“教授治校”最彻底的学校，驱赶了罗家伦，拒绝了乔万选，几番斗争下来，清华校长的人事任免都由教授们做主，其他事情就更不在话下了。梅贻琦常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他民主开放的理念下，教授治校逐渐成为“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继承了清华衣钵、沿袭了北大传统的西南联大自然而然地推崇民主，秉持了教授治校的原则。虽然“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联大“有派系而无派系斗争”，在九年之后无疾而终，顺利返乡。
閱讀更多 國家人文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