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先民的故事就像霧靄一樣，一直在四川盆地盤桓。
胡小石先生在《屈原與古神話》裡認為：“神話傳說是起源於我國西南——巴蜀的神話。”這一結論，在嫘祖的故鄉——四川鹽亭，得到了充分的佐證。當地出土的“嫘祖聖地碑”就是唐代大詩人李白的老師、韜略家趙蕤在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為金雞鄉民修葺嫘軒宮告成而作的碑序。碑文記載著：“女中聖賢王鳳，黃帝元妃嫘祖，生於本邑嫘祖山。”當代學者楊超根據這一史料認為：“嫘祖文化是傳說的文化，是上古時的正史。趙蕤這個碑，客觀總結了唐以前幾千年的嫘祖文化和遠古文明的歷史。”
關於嫘祖的家鄉，一直存有爭議，一說在湖北宜昌，一說在四川鹽亭。出現爭議應該說很正常，反映了人們對這些擁有“半人半神”偉力人物的崇敬與愛戴。
嫘祖和炎、黃二帝一樣，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偉大母親的代表。用現在的話說，她又是偉大的科學家、發明家，為創造我國古代文明作出了傑出貢獻。
黃帝時代是上古的文明開化時代，嫘祖以發明絲帛而稱雄於西陵，並受到黃帝的仰慕。後來嫘祖與黃帝聯姻，從此輔弼黃帝，“施惠存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有關學者指出：“中華民族的團結和整體統一，在我們的祖先黃帝、嫘祖那時就已經開始。留給我們炎黃子孫一個光榮傳統……通過蠶絲文明實現了中華一統富耕桑，促進了各部落、各民族的大融合，因此，中國文明史的開端應從黃帝、嫘祖時代算起。”
四川的鹽亭縣古時是巴蜀的分界，氣候溫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具有優越的自然條件。當地的蠶桑絲綢文明源遠流長，蠶絲業一直是鹽亭人世代賴以為生的生計來源。《鹽亭縣誌》記載，隋代鹽亭縣令董叔封大力勸民栽桑養蠶，蠶絲稱盛新城郡 ；唐代時，鹽亭生產的“鵝溪絹”是“皇家畫院之貢品”；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及著名詩書畫家文同都有許多讚美“鵝溪絹”的詩；在清代，鹽亭蠶絲業更是興盛，“比戶機聲軋軋，所產甚饒”。
從歷史譜系來看，距今約4500 年前，一支生活在岷江上游，以“蜀”為號的部落遷徙到了成都平原，後來還出現了蠶叢、柏灌、魚鳧這些流芳千古的大人物，三星堆遺址便極有可能是他們施展偉力的傑作。帝顓頊（史前“三皇五帝”之一）是黃帝和嫘祖的孫子，他把他的支庶分封於蜀。這一時期，正與史載“三代蜀王”爭雄局面的結束、川西平原政治一體化的時間相吻合，表明一個根植於社會，而又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國家政權的產生。這個政權，便是早期的蜀國。
帝禹的最大功績，是創造性地使用大規模水利工程治理肆虐的洪水。大禹改變了以往單純用堤壩圍堵洪水的方法，強調開渠疏導洪水使其順利宣洩入海，重現江山如畫之景。這種或堵或疏的工程理念，對中國曆代統治者的國家管理理念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凡是和諧或較為和諧的朝代，對民眾的利益和欲求通常都採取了疏導的政策，而不是堵壓。
禹生石紐是關於大禹出生地的神話傳說，是古代羌人對民族祖先大禹崇拜的產物。岷江上游的羌人是遷徙定居的族群，他們需要用大禹神靈來建構族群認同。歷史上禹生石紐的漢川之爭，反映的是岷江上游羌族部落的歷史記憶。羌人對華夏大禹神話的羌族化改造與詮釋，顯示了秦漢時期大禹崇拜多元化的特點。早在西漢蜀人的記載中，就開始出現大禹誕生於蜀地之說。西漢揚雄《蜀王本紀》說：“禹本注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這是禹生石紐說的原始記載。由蜀人揚雄倡言的大禹誕生地的說法，多為歷代史籍所沿襲。刳兒坪位於九龍山第五峰下，其地“稍平闊，石上有跡，儼然人坐臥狀，相傳即聖母生禹遺蹟”（《四川通志》）。沿刳兒坪溪流而下，有一巨石，其狀如盆，其“水色金赤，四季不變，相傳禹母誕禹後洗兒處也”（中華民國《北川縣誌》），因此得名。
大禹神話在羌人中的流播，反映出漢文化在羌族社會中的影響。羌人“刳兒坪”的地名，其實是羌人根據歷史文本建構的大禹遺蹟。岷江上游高山峽谷多斷壁石崖，羌人造“禹生石紐”自有豐富的天然資源。石泉九龍山第五峰下的刳兒坪，其地形猶如人坐臥之狀，不難被羌人比附為聖母生禹的遺蹟。
洗兒池以下的溪流中，“白石累累，俱有血點浸入，刮之不去。相傳鯀納有莘氏女，胸臆坼而生禹，石上皆是血濺之跡”（《錦裡新編》）。令人稱奇的是“血石止禹穴一里許”（《三邊總志》），距洗兒池稍遠即無此奇觀。不遠處的絕壁上刻有蟲篆體“禹穴”二字，字大二尺見方，“傳為大禹所書”（《四川通志》）。古時禹穴溝尚有禹之採藥亭。《升庵外集》雲：“其山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傳說大禹幼年，隨母採藥於此山，故鄉人謂之採藥山。
龍顯昭所撰《夏禹文化與四川的禹廟》一文中稱，禹廟興起於秦漢，盛行於唐宋，遍立於明清。唐宋時期，四川各地禹廟興起，其中以忠州、成都和石泉（今北川）的禹廟最為有名，都江堰、遂寧、射洪、黔江、南充、綿陽等地的禹王宮歷史也較為悠久。
漢字總是像魔法石一樣藏有玄機。“蜀”字最早見於商代的甲骨文，《說文解字》指出，蜀，是“桑中蟲”的意思。學者們推斷是商朝人最先發明使用“蜀”字，並且有20 多種寫法。每一種寫法上，都有一個大大的“目”字，意思是“縱目”。最早，“蜀”字下面沒有“蟲”，“蟲”是後來加上去的，金文將它固定下來，直到漢隸才固定為現在的“蜀”字。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3000 多年前的古蜀王國，不僅開國時間撲朔迷離，每個王朝最後的去向，也無人能曉，只留下一點點零星的蛛絲馬跡，任憑後世揣度。就拿第一個古蜀王國來說，一說是來自岷江上游的蠶叢建立的；另一種觀點卻認為，來自嘉陵江畔的黃帝才是立國者。而接下來的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等每一個王朝國破後，最後的國王和眾多子民流落到了什麼地方？如果說古蜀的歷史是一條長河，那麼一代代的蜀王便如同河流的轉彎處般，決定著長河的走向。這些蜀王彼此交替、延續，他們到底擁有著怎樣的命運和結局呢？
蜀山氏是最早以“蜀”為族稱的部落。在《史記》、《山海經》等史料中，還記載著一個最早以“蜀”為國名的國家，這也和蜀山氏有關。《史記》記載，西陵國（今四川鹽亭一帶的一個古蜀部落）的嫘祖最早與黃帝結親，並生有青陽和昌意二子。昌意娶蜀山氏女昌濮為妻，生下高陽。高陽後來繼承帝位，就是顓頊，並把他的支庶分封在蜀。從此，蜀便成了中原的一個屬國。後世蜀人常對外人自豪地說“我們是黃帝的子孫”，淵源便在於此。
從蜀山氏開始，古蜀歷史的脈絡逐漸清晰，進入了半信史階段。人SICHUAN20天府之國的前世今生們熟悉的三代蜀王，也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登臺亮相。一種說法是，蜀向家蠶的轉變過程，也就是蜀山氏向蠶叢氏過渡的過程，蜀山氏部落最早以“蜀”為號，蜀變蠶後，他們便以“蠶”為號，改稱蠶叢氏。證據有兩條：一是蠶叢氏的“蠶”就是“蜀”進化而來的；二自從古籍中出現蠶叢氏以後，原本頻頻出現在史料中的蜀山氏似乎就在一夜之間消失了。在四川的許多地區，至今流傳著蠶叢將蜀馴化為家蠶的傳說。蠶叢氏部落居無定所，隨著首領蠶叢到處遷徙。所到之處，舉族養蠶，而那裡也就馬上成為熱鬧的集市。據說蠶叢王常穿一件青色的衣服，巡行郊野，教民養蠶，他死後人民尊他為“青衣神”，四川青神縣也因此得名。傳說蠶叢的生辰是農曆六月二十四，一直到20 世紀50 年代，民間仍然有在這一天拜祭蠶叢的民俗。
南宋學者羅泌在《路史》中認為，蠶叢、柏灌、魚鳧這幾位蜀王各活了數百歲，部落名就叫蜀山氏。他們是蜀山氏的蜀王，原先生活在岷江上游汶川、威州、姜維城一帶，後來逐漸遷徙到成都平原上。兩晉時期的綿竹（今綿陽一帶）先民，還有過蜀山氏生活的痕跡，而他們最終在廣漢一帶立國。今天的三星堆遺址，出土了眾多可能與蠶叢、魚鳧有關的文物，使蜀山氏在廣漢三星堆建國的歷史，變得可信。
古蜀王國到了杜宇王朝，正是中原的西周時期；開明王朝則是中原的春秋戰國時期。前316 年，秦國趁蜀國和巴國發生戰爭之機，派大將司馬錯率軍南下，一舉滅掉了蜀國和巴國，古代蜀國的歷史就此結束。
在巴國定都江州（今重慶）之初，蜀國國力之強是毋庸置疑的。常璩在《華陽國志》裡說，杜宇施政西川，同時澤惠巴國，正所謂“巴亦化其教”。加上《太平廣記》、《路史· 國名記》中記載的“昔蜀王欒君王巴蜀”，都表明當時的蜀王統轄著巴國。但此後巴國日益強大，開始蠶食蜀國的地盤。有學者推論，戰爭極有可能源於對食鹽資源的爭奪。巴、蜀兩國固有平衡的打破，在《華陽國志》中被記錄為“巴與蜀仇”和“巴蜀世戰爭”。
巴蜀二國的拉鋸戰最終由第三方消弭，因為二者的力量尚不足以剿滅對手。從北方長驅南下的“漁翁”秦國，成了巴、蜀這兩隻“鷸蚌”之爭的終結者。直接控制這場利益博弈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張儀和司馬錯。即使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高級幕僚都可謂頗有遠見，通過置郡之法，使其為己生利，更因此獲得了巴、蜀二城奠基者的光榮和名聲。
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巴蜀之地，開闢通道是當務之急。從現有的考古發現和地形地勢推斷，由於秦嶺山脈難以穿越，蜀國與商周的早期交往是經白龍江或西漢水河谷，轉道今甘肅境內的。當週人東遷以後，甘肅一帶為戎人所佔，這條交通線就被切斷了。因此，秦蜀雙方要聯繫或擴張，就必須開闢新的通道。如果沒有越過秦嶺天險的道路，就無法實現秦蜀間的聯繫，秦國要出兵滅蜀也就無計可施，所以秦國千方百計要開通道路。同時，築路工程艱險異常，在此過程中曾發生多次事故，造成大量人員的死亡。
歷史學家葛劍雄認為，“蜀道”的開通導致了秦國滅蜀的結果，但閉塞的地理環境依然是蜀地統一於以關中或關東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天然屏障。因此，在秦滅蜀以後的相當長時期內，秦國一直在通過安置移民和流放罪犯等手段來加強自己的統治基礎，這一移民過程持續到了西漢初年。儘管如此，在秦漢之際、兩漢之際和東漢末年，蜀地又分別三次成為割據的基地。由四川盆地向西南和南方的開拓也面臨巨大的地理障礙，所以秦朝只有開通了由今四川宜賓至雲南的“五尺道”，才能在沿線諸國“置吏”。漢武帝時為了控制西南夷地區，也不得不徵調巴蜀四郡的人力和物力用以築路，後來才利用出兵南越的機會，打通了與西南夷地區的聯繫。
從戰國末年到南宋末年，四川共經歷了三次大規模移民。第一次移民是秦國滅蜀以後，對巴蜀地區的移民，加上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遷六國貴族到四川定居；第二次移民是東漢末年動亂中，先是劉焉，後是劉備帶領的中原世族進入四川；第三次移民是唐末動亂中，四川接受大批避難的中原世族。三次移民的共同特點是，移民的文化水準高，並能把中原地區先進的文化帶進四川，促進了巴蜀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飛躍，入漢以後，繁華程度超過關中地區而被譽為“天府之國”值得一提的是，秦國滅蜀之後，築起四面城牆將成都圍成一個大城。緊貼大城西面城牆又砌了三道城牆，圍出一個小城，叫“少城”。平時“少城”闢為集市，戰時則成為大城的前哨與屏障。清朝時期，成都的守軍便駐紮於此。包括現在的成都軍區，都設在少城一帶，也是有傳統的。清朝以來少城是八旗子弟及貴族的居住地。辛亥革命以後，成都的達官顯貴也來這裡置建公館別墅。如今聞名遐邇的“寬巷子”就是“少城”僅存的街道之一，這條街上有很多極具代表性的川西庭院建築。
漢初，封建統治者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並繼續向蜀地移民。蜀地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但文化事業相對落後。漢景帝（前156 ～前141）末年，文翁出任蜀郡太守，首創官學，將興辦教育列為治蜀首要目標。從此蜀郡學風大盛，可與文化發達的齊魯地區媲美。文翁興學傳到巴郡和漢中郡，“巴，漢亦立文學”。漢武帝時，更令天下郡國皆立文學。
漢武帝時期（前140 ～前87）在巴蜀採取的一項重大舉措是開發西南夷，最終將西南的大部分地區劃入漢朝版圖並設立益州以統轄，治成都縣（在今成都市）。漢武帝開發西南夷，不僅促進了西南各族人民、各地區間的相互交流與共同進步，而且還有利於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西漢末，公孫述佔據益州（今四川），自立蜀王，國號“成家”，建都成都，這是自秦並巴蜀後四川地區建立的第一個封建割據政權。東漢時四川復歸漢有。東漢末又為劉焉、劉璋父子割據（189 ～ 214）。而後，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改年號章武，史稱“蜀”或“蜀漢”（221 ～ 263）。蜀漢的疆域包括今四川、雲南的大部分，貴州全部，陝西漢中和甘肅白龍江流域的一部分。
政治上，諸葛亮以“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為己任，實行聯吳抗魏方略，並親自率師六出祁山，攻略曹魏。內政上，厲行法治，而用心平明。經濟上，注意務農植谷，閉關息民，重視手工業生產，促進了鹽、鐵、錦業的發展。諸葛亮的另一大業績是平定南中，不僅使“夷漢粗安”，而且推動了西南地區經濟的發展，也為蜀漢提供了穩定的物質基礎。
四川以擁有大量三國時代的古蹟而自豪。沿“蜀道”分佈著眾多的名勝古蹟，主要有古棧道、張飛柏、三國古戰場遺蹟等等，而分佈在成都平原的三國文化古蹟更是難以計數，多至上百處，使遊人流連忘返。
成漢滅亡後，其舊部起兵反晉，被桓溫擊敗。桓溫率軍離蜀後，成漢舊部又反，攻入成都。347 年，成漢故臣範長生之子範賁被擁立為帝，東晉振威護軍蕭敬文亦乘亂起兵攻陷涪城（今綿陽市），佔領巴西全郡，自稱州牧。益州形勢頓時陷於動盪之中。
兩年後，東晉益州刺史周撫率兵平定益州，桓溫於351 年派軍協助平定蕭敬文叛亂。365 年，周撫卒後不久，梁州刺史司馬勳舉兵反叛，自稱益梁二州州牧、成都王，引兵進圍成都。桓溫命朱序於次年擊破司馬勳圍成都之軍，擒獲司馬勳及其黨羽，平定了這次叛亂。
373 年冬，北方前秦苻堅出兵攻奪梁、益二州，東晉命毛虎生父子統兵攻蜀，不克。375 年5 月，蜀人張育、楊光起兵反秦，與巴僚共5萬餘人進克成都，求晉兵出援。不久，張、楊及晉援軍皆敗，益州復歸前秦。385 年，前秦益州刺史率部奔還隴西，成都守備空虛，東晉終得復取益州。
郭崇韜佔成都後，為莊宗之子所殺，莊宗派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入川定亂。934 年，孟知祥在成都即位，國號蜀，史稱後蜀。孟知祥在川免除苛稅，減輕人民負擔，並緩和了與中央政權的武裝衝突。其子孟昶即位後，實行“賦役俱省”政策，與民休息，使農業得以繼續發展，經歷了長期的戰亂後，四川一度成為全國最為安定繁榮的地區。
然而孟昶晚年，卻疏於朝政，縱情作樂。他命人在成都城上遍植木芙蓉，成都自此又稱“芙蓉城”。964 年，宋太祖趙匡胤命將伐蜀。次年年初，孟昶降宋，後蜀滅亡。581 年隋朝建立，隋文帝以其第四子楊秀為益州刺史、總管，並封為蜀王。次年設置西南道行臺尚書，以楊秀為尚書令，總攬四川的軍政大權。蜀王楊秀驕奢淫逸，殘害人民，任用小人干預軍務，又大興土木擴充宮殿。隋文帝於是在601 年召回楊秀，改派總管。隋煬帝即位後，橫施暴政，引發了農民起義。但隋末農民起義基本上未波及四川，使這裡成為全國少有的安定地區。
617 年，李淵得長安後，派員招撫四川，四川各地長官、豪族紛紛歸附唐王朝。唐朝時期，四川的行政建制變易甚大，最終在766 年分劍南道置東、西兩川，以劍南東川、劍南西川和山南西道合稱為“劍南三川”，此為唐代四川的主要行政區劃。
值得一提的是，隋唐時期，四川民風崇重道教，盛極一時。前蜀杜光庭賜號廣成先生、傳真大師，晚年隱居青城山，號東瀛子，著有《廣成集》、《仙傳拾遺》、《道教靈驗記》等多部著述。其中《道門科範大全集》對道教教儀則詳加規定，自此以後，道教各科始有醮儀。由於唐代四川是景教的流行地區之一，成都大秦寺極為富麗壯觀。漢州刺史房倡導景教，“房公石”即其遺蹟之一。
明末農民戰爭爆發後，張獻忠於1633 年首次率師入川，次年年初由湖廣第五次入川，號稱有眾60 萬，以“澄清川嶽”為旗幟，溯江而上，節節勝利。6 月克重慶，8 月克成都，結束了明王朝在四川的統治。644年11 月16 日，張獻忠在成都即位，國號大西，建元大順，自稱西王。大西農民政權建立了中央機構和地方各級政權組織，並開科取士，補充官員。大西政權沒收明地方政府的庫金和王朝宗藩的財產，向富民大賈徵收賦稅，發放金銀賑濟貧民。又鑄貨幣“大順通寶”以供流通。
1646 年，清軍入關兩年後攻入四川，張獻忠率軍迎擊，不勝，在西充縣鳳凰山多寶寺前太陽河畔遭清軍突襲，中箭身亡，時年僅41 歲。大西農民政權歸於失敗。
張獻忠本來指望“暫取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但看到李自成兵敗，清兵氣勢如虹，自感大勢已去，絕望之下，在四川進行了空前絕後的燒殺。他以開科取士為名，殺知識分子於青羊宮，又坑埋成都民於中園，殺衛軍98 萬，並迫不及待地遣四將軍分屠各縣，將億萬寶物藏匿於錦江，決水放流，自謂“無為後人有也”。
按照常理，一般的殺人，目的大概是為排除異己。張獻忠在川殺人，卻並非如此。他的《七殺碑》上這樣寫著：“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從這些話看來，他要這樣殺人，是替天報復的。照《蜀碧》和《蜀龜鑑》所記載，他常常把小孩子擲向空中，任憑其落下戳在槍尖上，看著小孩子流著鮮血狂叫亂動的情形以為快樂。可見他的殺人，還寓有遊戲的意義。
在民間傳說中，明末張獻忠兵敗四川，曾經“江口沉銀”，大量金銀財寶隨船沉入江底。四川省彭山縣岷江河道中近年發現的一桶明代官銀，又勾起了人們對這段歷史的回憶，並掀起了民間的“尋寶熱”，很多人猜測當年的“沉銀”地點極有可能就在彭山縣江口鎮。
鴉片戰爭以後，四川歷史上發生過許多引人注目的大事件：19 世紀60 年代初的李、藍起義與石達開入川；60 ～ 90 年代的兩次重慶教案和成都教案；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四川近代知識分子群體的崛起和與此相關的維新變法、辛亥革命前的一系列武裝起義；20世紀初地方官推行的包括近代教育、近代實業在內的各項“新政”，川省商會的廣泛設立（至1911 年達98 個，數量居全國第一）與聯合及資產階級立憲運動；資產階級立憲派和革命派領導的四川保路運動與保路同志軍大起義……一波又一波的近代歷史大潮，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方面向封建主義壓迫與外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發起衝擊，最後雖然沒有使四川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命運，卻結束了清朝在四川的專制統治，教育並鍛鍊了包括近代知識分子在內的各族、各階層民眾。
晚清時期，四川的行政區劃有一些變化，一方面是開重慶和萬縣為對外通商口岸，並允許日本在重慶開闢租界，使四川門戶洞開；另一方面清王朝加強了對四川西部高原的少數民族的鎮壓和統治。清王朝以平定巴塘縣為契機，開始逐步在川邊推行“改土歸流”、“以流為主”的政策，建制州縣。“改土歸流”政策，即將少數民族地區本民族世襲的“土官”，改為清王朝所設的“流官”，從而廢除了舊有的土司制度，把各民族地區的政區建制統一在清王朝的政區建制之內。
清同治二年（1863），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兵入川，在大渡河紫打地（今四川石棉縣安順場）被清軍誘俘，6 月13 日入清營談判，在洗馬姑被誘捕，全軍將士被騙繳械後均遭殺害。石達開於25 日被解至成都。他在官府引誘面前，“堅強之氣溢於顏面，而詞氣不卑不亢，不作搖尾乞憐之語”。8 月6 日在成都科甲巷被凌遲處死，“臨刑之際，神色怡然”。
石達開被害後，四川民間還長期流傳著關於石達開沒有死的說法，說被扣押的是與他相貌酷似的養子，若干年後，還有人遇見過隱居四川的石達開等，足見民間對他的懷念。
如今，遊人漫步在繁華的科甲巷，如果遙想起石達開在此地就義的一幕，那種被喚醒的驀然回首的感覺，大概就是所謂的歷史感吧。
不需記得太多，但石達開《入川題壁》卻是值得銘記的，因為它一直被譽為“中國最有氣勢”的作品而廣為傳——
天府之國的前世今生
黃金若糞土，肝膽硬如鐵。
策馬渡懸崖，彎弓射胡月。
人頭做酒杯，飲盡仇讎血……
西康建省，早在明末清初就有倡議。1935 年7 月22 日，西康建省委員會在雅安成立，劉文輝任建省委員會委員長。在其努力之下，西康省政府於1939 年1 月1 日正式成立，劉文輝任主席，省會設在康定。1949年12 月9 日，西康省主席、第24 軍軍長劉文輝與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在四川彭縣通電起義，宣佈西康省和平解放。1950年4 月26 日，在雅安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西康省人民政府，廖志高任省主席，省會設在雅安。1954 年西康省人民政府改為西康省人民委員會，廖志高當選為省長。1955 年9 月西康省被正式撤銷，金沙江以東各縣劃歸四川省，金沙江以西各縣劃歸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從中華民國到新中國，西康省的建制共存在了16 年零9 個月。
作為西康省省會的康定是西部地區重要的歷史名城，古為羌地。據說蜀國丞相諸葛孔明在準備第七次釋放孟獲時，雙方協定，孟獲退出一箭之地，並永不侵犯蜀國邊境。孔明暗中派將軍郭達星夜兼程，來到今康定安爐造箭，並把所造之箭插在一個山頂上。後迫使孟獲退至打箭爐以西的地方，後以郭達造箭之地取名為“打箭爐”。
值得注意的是，費孝通先生認為，康定遠古文化的遺存應當說就是“民族走廊”文化遺存。表現得較為清晰的主要有：石棺葬文化、高碉文化、古老的木雅語和魚通語等語言現象，以木雅和魚通服飾為代表的服飾文化，古老的民風民俗等。這些現象都是由於遠古部落、部族乃至民族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並不斷髮展、變化的結果。
抗日戰爭爆發時，國民政府在西昌設立行轅，到1946 年3 月撤銷，前後存在了7 年，是蔣介石所有行營行轅中歷史最長的。它當時的任務是”建設抗戰基地”，“宣揚中央德意”並“輔導西康省政”。
行轅在西康做出的最大“功績”，一是擴建西昌小廟機場。動員了一萬多名漢、彝民工，耗時近一年，把一個臨時性軍用小機場，擴建成西康境內唯一的軍民兩用機場，開闢了西昌對外航空運輸線，以後又成為中印航線的重要場站。二是督修川滇西路。這是聯結四川內地和滇緬國際公路的戰略公路，動員了十幾萬民工，歷時兩年多才完成的。主辦是交通部公路局，行轅負責督修。但建成後，滇緬路即被日寇切斷，在抗日戰爭中沒有充分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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